新石器考古学,新石器考古趋势

2019年，无论在大江南北，还是在长城内外，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和研究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收获。文物考古工作者们扎根田野，不怕辛劳，保证了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旧石器过渡、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及其进程研究进展明显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课题。

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是早年试掘、近年重新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考古发掘表明，以小南山遗址为代表的小南山文化，填补了乌苏里江及黑龙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改变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度阶段的聚落模式、生业形式等方面的研究增添了实物资料。小南山早期墓葬遗存中的玉器可能是我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器之一，为东亚玉文化的起源、传播以及人类审美观念及装饰品等方面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支点。

在长城以北的坝上草原，国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该地区开展了系统调查。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在历史时期该地区被游牧民族占据，但新石器时代，这里是典型的“人口密集区”。经过系统发掘的康保县兴隆遗址，经历了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过渡过程，其新石器时代第一期房址更是代表了北方最早的定居聚落之一。遗址各期遗存面貌有别，发现的动植物遗存十分丰富，为研究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及其背景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兴隆遗址出土石核

几乎同时期的长江下游，连续多年发掘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收获。特征鲜明的环壕-台地聚落、埋藏丰富的“器物坑”、浙江最早的人类骨骸、保存较好的墓葬，为我们展示了距今9000多年前的“浙江画面”。值得关注的是，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容器不仅制作精美、陶衣鲜亮，而且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甚至出现了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复杂图案，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因子。桥头遗址的发掘，丰富了上山文化的内涵，也将整个中国东南地区距今9000年前后文化面貌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桥头遗址出土彩陶纹饰

桥头遗址出土陶器

桥头遗址M44

桥头遗址“器物坑”H150

年代稍晚，地处内蒙古高原的化德县四麻沟遗址是裕民文化的重要遗址。发掘的19座排列整齐的房址，以及房址的外面的20多座石堆灶、土坑灶，表明距今8400-7200年左右，这里是草原先民的夏季营地式聚落遗址。开展的动植物考古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遗址生态较好，雉、鸟、狼、马鹿、梅花鹿、狍、獐、野兔、野马、野驴、野牛、圣水牛、野猪等野生动物常常出没附近；人们驯养着忠实的狗，尽管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但并不固守，原始种植的比重也在加大，说明该区域亦是农业起源的一个较重要区域。

中原地区的裴李岗遗址是探讨新石器农业化进程的关键遗址。近年的发掘发现了木骨泥墙红烧土残块、人和动物雕塑、疑似水窖或水井等遗存，并确认裴李岗时期存在细石器小石片工艺等旧石器晚期传统，为研究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早期农业产生等重要课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早期文明化进程研究逐渐深化

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开始，是同仰韶文化的发现分不开的。从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迄于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了近百年。2019年，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多项收获。

位于河南灵宝的城烟遗址发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城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仰韶文化早期房址、土坑墓、瓮棺葬、灰坑、陶窑以及壕沟等重要设施。丰富的遗迹和出土遗物、形制先进的陶窑、典型的地面建筑、丰富的墓葬遗存，为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特征研究提供了关键的信息和资料。同时期的山西夏县师村遗址是目前大规模发掘的距离盐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为研究该时期运城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人类生业方式以及与重要自然资源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多年前，灵宝西坡遗址庙底沟文化“大房子”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今年，位山西吕梁的德岗遗址也有了类似形制的发现，揭露了一组较为完整的仰韶中期房址。这批房址均为五边形的半地穴房屋，成排分布。其中，最大的房址F1，面积达137平方米，坐南朝北。房屋入口有一个直径1.4-1.7米的大型火塘，并有片石铺筑的门道。这是山西境内发现的最大规模史前时期房屋，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在建筑房址时大规模采用片石铺筑的做法。同时期的陕西高陵杨官寨、渭南北刘等遗址也取得了新的收获。

仰韶文化的制玉工艺一直是学术界苦苦探寻的课题。位于南阳盆地的黄山遗址在此方面取得了突破。大量发现的生产工具为主的玉制品、石制器和石片、玉片、半成品，填补了中原地区史前制玉作坊缺乏的空白。数量众多的猪下颌骨、玉钺随葬的大型墓葬、保存较好的人类骨骸，为了解史前先民的社会结构、亲缘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制作考究的房屋建筑及室内完好的功能设施，为我们管窥当时的家户生活、建筑工艺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取丝”，但历史上丝绸是何时被发明一直存在争议。2019年底，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仰韶时代丝绸发现”的新闻。考古工作者在荥阳汪沟遗址出土的瓮棺里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中发现了丝织品残存，与此前青台遗址瓮棺中出土的织物为同类丝织品，结合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骨雕家蚕，确认中国先民在距今5000年前已经开始育蚕制丝。贯穿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桑蚕丝，从这里走出，逐渐成为永不落幕的流行经典。

本年度，与仰韶文化同时期或年代相近的红山文化、青莲岗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朝阳市建平县马鞍桥山遗址是辽宁省首次发掘红山文化早期的大型聚落址，发现了明确的不同类型的房址和灰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石、骨器等重要遗物。在房址内还首次发现人骨被有意放置在房址内，这种有别于像牛河梁遗址以积石冢方式埋葬的葬俗，为进一步认识和探究红山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青莲岗文化”是较早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但由于当时青莲岗遗址受到破坏，文化面貌并不清晰，之后一度遭到怀疑甚至否定。此次发掘的江苏淮安黄岗遗址，距离青莲岗遗址仅20公里左右，出土的红陶釜、鼎、陶拍和陶支脚等器物组合，与青莲岗遗址发现的器物基本一致，为“青莲岗文化”的论证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出土的竹编席、陶埙、泥塑人面、彩绘舞者等遗物，展示了先民们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多个方面。

江苏青城墩遗址是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聚落，发现了墓葬、房址、环壕等遗存，以及结构完善的聚落形态。其中，M71是遗址中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座崧泽文化时期墓葬。随葬的玉龙被称为“江南第一龙”，既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龙形玉器，也是江苏省最早的龙形文物。

龙山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研究惊喜不断

仰韶文化发现之后，面对彩陶文化西来说的巨大压力，为进一步探究华夏文明的来源问题，于民族危难之际守护文化自信，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发掘山东城子崖遗址，最终发现了与彩陶文化截然不同的黑陶文化，并将其命名为龙山文化。数十年来，考古学界对龙山文化的诸多城址、大中型聚落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但对当时的基层组织了解不多。

近年，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带来了不少惊喜。西孟庄遗址首次完整揭露出一处保存较完整、结构较为清晰的龙山文化早中期聚落，发现围墙、环沟、房址、灰坑、墓葬、窑址及大量柱洞等遗迹。这些遗迹分布组合极为规律，自成单元，构成一方一圆、前后相继的封闭式围墙聚落。西孟庄反映了当时基层“村寨”的一种形态，对于我们了解龙山文化基层聚落的结构，解读龙山文化基层聚落中人们的生活、生业方式，进而更完整地解读龙山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物质资料。

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遗址封闭式聚落

同在山东的日照苏家村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中期早段的重要遗址。新的发掘发现了大量房址和墓葬，为研究鲁东南地区二或三级聚落的布局和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遗址中出土的石砌房基和不同时期的石椁（棺）墓等遗迹的发现，为龙山文化的房屋建筑工艺和葬仪葬俗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苏家村相距不远，日照尧王城遗址也发了数量不少的龙山文化墓葬。

苏家村遗址房址分布图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是中国最早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近年来的系统发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布局特征、最早最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最早的“双轮车”车辙，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重要遗物，包括玉器、相当数量的磨光黑陶杯、丰富的陶器刻画纹样和完整黄牛祭祀现象。此次发现的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经碳十四测年其绝对年代不晚于距今4200年，与之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二里头二期车辙相比，将我国“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400年，对于研究我国车的起源以及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正方城墙和对称城门结构、明确的“中轴线”布局特征、规则分布的高台式土坯排房的规则分布、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统，无不表明平粮台龙山时期城址是我国最早的、规划严整的高等级史前城址，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除了黄河流域，东北、西北及西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也取得了重要收获。

1930年秋，中东铁路俄籍雇员在齐齐哈尔昂昂溪附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身在北平的梁思永先生得知后，带领助手千里迢迢来到大兴安岭东麓的嫩江平原昂昂溪遗址。经过极其艰苦的调查和发掘，他认为这是一种以细石器为代表的史前文化类型，并给它起了个好记又好听的名字——昂昂溪文化。79年后，考古工作者在距离昂昂溪遗址仅有12公里的洪河遗址，发掘出昂昂溪文化房址、环壕等聚落设施，首次在嫩江流域揭露和明确了史前聚落的形态。环壕的出现、大型房址的使用，说明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渔猎文明存在定居模式，将嫩江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时间提前了千余年，进而改写黑龙江流域的文明史。

黑龙江齐齐哈尔洪河遗址出土房址

四川凉山乌东德水电站建站建设一带是四川迄今最大的考古项目。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距今4500-4000年的石棺葬群，把石棺葬出现的时间上推1000年左右，可能石四川甚至是全国石棺葬葬俗的起源。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生业状况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领域。本年度，在西藏林芝市洋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的立定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麦、粟等遗存，说明当时是混合农作物的生业模式。这一发现为讨论青藏高原农作物的扩散与文化交流等重要问题提供了线索。

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研究收获巨大

西北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备受学界瞩目。早在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乘坐羊皮筏，顺着洮河来到甘肃临洮的寺洼山遗址，在这里他发掘了8座墓葬，出土了一批以马鞍口罐为特点的文化遗物。1945年，夏鼐先生在同一地点发掘了6座墓葬，他在1949年发表的《临洮寺洼山发掘记》报告中正式将这种文化命名为寺洼文化。近百年过去了，寺洼遗址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掘，发现马家窑文化房址、寺洼文化墓葬以及灰坑、陶窑等多类遗迹。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为全方位解读寺洼人群的葬仪葬俗、生业形态、环境地貌、冶金技术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信息支撑。

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是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很有可能是博尔塔拉河流域的权力中心。遗址出土的大量马骨和疑似粟、黍和麦类作物残留物说明，最迟不晚于公元前17世纪，以欧亚草原为媒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就已经十分成熟，遗址出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陶器有助于说明当时文化交流的背景和形式。

“考古中国”研究项目效果显著

本年度，多项重要发现都与“考古中国”项目有关。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系统考古发掘，推进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等跨区域的综合性考古研究项目，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这些项目被总称为“考古中国”。项目实施几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了坚实的考古力量。2019年，在考古中国项目的支持下，陕西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湖北天门石家河、沙洋城河，湖南华容七星墩、澧县孙家岗、鸡叫城，浙江余杭良渚、德清中初鸣等一批关键遗址继续开展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撑。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大台基南护墙47号石雕

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社会各界一片沸腾。依托“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良渚遗址及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工作继续开展。与良渚古城有关的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发现良渚文化土台、墓葬、房址多处，丰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内容，反映了远距离大规模专业生产的模式，是良渚古国高度发达的重要体现。

位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城河、七星墩、鸡叫城遗址，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是当时古城网络体系的关键节点，新的发现深化了屈家岭-石家河社会的网络体系研究。孙家岗遗址的是后石家河文化的重要聚落，曾以出土大量的后石家河玉器闻名学术界，近年新发现的“垫器葬”为了解当时的置葬状态提供了新的材料，新增玉器图案和聚落结构为了解洞庭湖区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其与早期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是近年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巨大体量、宏伟建筑、精美玉器、人头奠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无尽的畅想。长期的聚落考古研究表明，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皇城台顶东部的“大台基“进行发掘，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新发现的70余块精美石雕，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与后来是的玉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十分相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石峁石雕的发现，展示出早期中国的文明高度和精神世界，揭示出华夏文明的信仰体系传承。

上述发现仅仅是我们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有限信息，很多重要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而没有详细公布，相信这些发掘成果将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和思考。

回顾2019，考古人用辛勤和汗水带来的新发现，为我们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演进之路。展望2020，相信新的田野工作会再次刷新我们对史前中国的认识，进而为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贡献不可缺少的“考古力量”。

（文字资料引自“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多家媒体的网络资源以及陕西、浙江、湖南、河南、辽宁等省市考古的官方网站，图片资料引自“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特此说明）

论述史前中国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

史前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文明化的进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尚书》的“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以“食”、“货”为首。这里“食”指衣食，其来源依赖采集、渔、家畜饲养和种植农业；“货”指主要部门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在古代中国货殖之利首先来自监和铁（在史前为石器），这几项指标遂成为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关键。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头绪繁多，这其中，经济地理的分布及其变化情况是其基本的方面。本文将讨论史前农业与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性变化的大略，并对史前经济在中国文明化进程当中的作用进行初步的探索。讨论的范围集中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
当然，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并不是始终都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但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和南方文化的差异就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分别形成了两支不同的文化系统。其中，南方地区这一时期存在着一支分布于南岭两侧山前地带的洞穴文化，目前这类遗址已发现了数址处，其中大多数是洞穴遗址，也有少量平地遗址。这一文化以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有单面打的砍斫器、穿孔砾石和磨刃切割器等，各种锥、针、镞、刀、鱼鱼鳔等骨、角、蚌器十分发达。在万年仙人洞、道县玉蟾岩、杜林庙岩、柳州大龙潭等遗址出有夹粗粒石英的圆底罐形陶器。在仙人洞和玉蟾岩还发现了明确的稻作农业遗存。在其生业系统中可见较大比重的采集渔经济的内容，渔对象以鹿、猪类为主，还有较大比例的鱼鳖类和乌禽类。出现在北方地区的是一支分布于华北平原及其临近地区的细石器文化。这支细石器文化的遗址或地点目前已发现有很多处，分布在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省，单是鲁中丘陵地区就发现有百余处。这支细石器文化以各种锥形、楔形、船底形细石核以及窄长细石叶为主要特征，兼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小石器和锛状器等大型石器。在其偏晚阶段如阳原于家沟中上层、北京转年和徐水南庄头发现有罐类等陶器，磨盘、磨棒等石器和骨锥、蚌器。从狩的动物来看，于家沟以羚羊为主，还有野马、野牛、野驴和鹿等大型动物，南庄头则以鹿、独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但这一时期发生了最早的种植农业，各种新石器时牮手工业部门多已出现，开始具备了新石器时代经济多样性的特征。
尽管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没有发现有关农业的遗存，但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南北两种不同的农业体系的出现应该就是从早期南方和北方的两支遗存中发展起来的。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彭头山文化出现了大量的稻作农业遗存，形成了水田农业的体系，这里发现的饲养动物则有猪、牛和鸡等。石器以打制为主，有发达的骨角、竹木器，其经济体系富于地方特色。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如岭南的豹子头一类贝丘遗存还没有走上农业经济的道路。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裴李岗文化、老观台文化和后李文化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的遗存，磁山遗址则有80多个储满粟的窖穴，换算成新鲜粟可达5万公斤。饲养的家畜家禽已发现有猪、狗、鸡等。不同的文化区有各自自成系统的陶、石骨器等手工业体系，但区域内部各种经济的门类分布并不均衡，一些经济门类齐全的大型聚落如贾湖和磁山等成为发达的经济中心。这一时期长江和黄河中下游都已有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定居聚落，有的聚落还有环境，但即便是大型聚落的房屋和墓葬差别也不明显，说明聚落内部人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化。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大发展期，迄今发现的遗址已有上万处之多，大多数遗址都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地区文化的分休不断加剧，在经济地理上的反映便有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在晚期的前一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大溪文化、仰韶文化、北阴营文化、薛家岗文化、拾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松泽文化等文化系统，主要的经济区域有两湖区、峡江区、汉水中游区、苏皖区、赣鄱区和三角洲区等，文化区和经济区大致可以对应。其中，两湖地区农业发达，出现了一批面积达1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聚落，有的聚落还有环境土城墙。其中，城头山遗址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水稻田，水田的耕作方式为撒播，还发现有粟、薏苡、冬瓜、小葫芦瓜和大麻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作物的种类较此前增加了很多。峡江区少见农作遗存，其取食经济以渔为主，兼有家畜饲养，特别在峡区内，遗址中出大量的鱼骨，这与三峡有几处大的渔场有关。同时，峡江区石器制作业发达，几乎每一聚落都是一个大的石器制作场，从而在整个峡江地区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石器制作工业区，其产品覆盖了大部分的长江中游地区。汉水中游区有自己的石器工业，其产品甚至可在关中地区见到。赣鄱区也有石器系统。苏皖区没有骨器制作业，但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大的石器和玉器制作工业区，这里石器产品的工艺水平是当时最高的，玉器则是整个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唯一的产地。
苏皖玉石器产品不见于整个长江下游，还远及长江中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三角洲地区有发达的农业，但肉类取食多赖狩而饲养业不发达，并且没有自己的石器和玉器工业，石器和玉器的来源主要依赖苏皖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仰韶和北辛-大汶口（早期）等文化系统，其经济区尚难以作明确划分，大别可能有泾渭-晋南-豫西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和海岱区等。其中，泾渭-晋南-豫西区在关中西部和豫西已发现有多处面积达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黄河中下游各经济区多以旱作农业为主，但豫中的郑洛区还有稻作农业，各区的家畜饲养业较长江中下游发达，肉食中家养动物的比例一般在50%以上。黄河中下游各区均有自己的石器工业，但郑洛区和海岱区还多见长江苏皖区的石器和玉器产品。以繁荣的区域经济为基础，新石器时代晚期前一阶段各地区都出现了大型聚落，有的地区还有中心聚落，聚落内部始有分化，但分化不明显，各地区间的分化也不明显，但区域经济各有特色，并有一定的互补性，造成了区域间频繁的贸易往来，贸易的方式多为沿途的互惠交换。在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个人和集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和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的大型墓葬即是其例。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经济区域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信可分布的两湖地区和良渚文化集中分布的三角洲江浙区成为这里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聚落数量成倍增长，并且出现大量的城址和聚落群。此前石器和玉器的集中产地-峡江和苏皖石器工业区逐渐衰落，在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早期之后人烟渐稀。石家河文化的石器制作较屈家岭甚至大溪时期明显退步。良渚石器工业继承了此前苏皖石器工业体系，但也有新的器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产品属一般的民用工具。良渚玉器产业发达，但同样也出自苏皖一系，其产品我为装饰、礼仪用品，一般只见于贵族大型墓葬中。同时，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中还有漆器、骨（象牙）器和丝织等奢侈品随葬，可见贵族手工业已经产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原来比较发达的的一些经济区如豫中和豫北冀南等也已衰落，但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分布的中心-晋南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分布的海岱区形成了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其中，晋南陶寺、下靳等遗址大型墓葬中出大量玉、石器，其石器产地在陶寺等地，目前陶寺已发现有大面积的石器制作区，石器的初加工场在离陶寺不远的大崮堆山采石场，但玉、石器中钺、刀等高级品的样式和技术应来自苏皖系统，这些高级品一般出自贵族墓葬中，而一般民用石器仍沿用铲、刀等原先本地已有的传统器类。同时，晋南的池监也是这一地区重要的资源。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发达的陶器和骨器制作业，其石、玉器产业在中晚期以后才形成自己的特色，从其器类和工艺看，也应出自苏皖一系。可见上述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几个经济核心区的形成应当与此时苏皖玉石器工业区一类经济区域的解体有关。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核心区内普遍出现了手工业中一般民用产品和多见于贵州大墓中的玉、石器、漆木器、象（象牙）器、高级陶器等奢侈品的分化，贵州手工业的出现标志了社会分化的定型，其产品以再分配的方式流通，成为此后国家官手工业的前身。这一时期经济核心区的形成是当时社会动突加剧和核心集团对资源垄断的结果，是区域文明形成的体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开始了所谓龙山文化时期或龙山时代，也可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前一时期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到这一时期已衰落，传统的经济核心区不复存在。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聚落遗址数量很少，而且大多分布在北部，所见玉器、石器和陶器等产品多有中原经济区的同类产品特征，说明此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中原经济核心区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在黄河流域有客省庄文化、三里桥文化、王湾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文化系统，各区域均见到密集的聚落遗址。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它和海岱两个地区，各有自成体系的玉器、石器和陶器的生产体系，应该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经济区。这一时期治铜业也在逐渐发展，只是似乎还没有成为贵族手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过游戏到青铜时代或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转化期，其偏晚阶段传统的说法已进入传说中的夏代的纪年。而三代文明都是在广义的中原地区即黄河的中下游展开的，是这一时期文化的延续。黄河中下游经济区的繁荣和扩展奠定了三代文明的基础。

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它发生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母体之中。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遍尝百草，备历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到了解毒的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医药也顺带产生了；同时人们还掌握了制陶和纺织的技术。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现代考古学为我们了解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目前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遍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著名的有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以种粟为主的农业聚落，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以种稻为主的农业聚落，以及稍后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近年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存。由此可见，我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3个：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中国原始农业具有明显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很早就形成北方以粟黍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的格局，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中国的原始农具，如翻土用的手足并用的直插式的耒耜，收获用的掐割谷穗的石刀，也表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以后增至所谓"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不同于西亚很早就以饲养绵羊和山羊为主，更不同于中南美洲仅知道饲养羊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作物和畜禽起源中心之一。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发生的，种植业处于核心地位，家畜饲养业作为副业存在，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以采集狩猎为生活资料的补充来源，形成农牧采猎并存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定居农业相适应，猪一直是主要家畜，较早出现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游牧部落的形成较晚。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总之，中国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建立在自身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一度流传的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中国自身的范围看，农业也并非从一个中心起源向周围扩散，而是由若干源头发源汇合而成的。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各有不同的起源；华南地区的农业则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类块根块茎作物开始的。即使同一作物区的农业也可能有不同的源头。在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成为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向前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多元交汇"。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可以分为六个发展阶段：
（一） 农业技术的萌芽时期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4000年以前）中国农业大约起源于一万年前。它是在采集和渔猎经济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农业的产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农业技术的初步形成时期
夏、商、周（约公元前2100--公元前771年）这一时期，中国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农具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开始兴建。农业技术有了初步的发展。
（三） 精耕细作的发生时期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221年）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和科技文化大发展时期。炼铁技术的发明标志着新的生产力登上了历史舞台，铁农具和畜力的利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四） 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的形成时期
秦、汉至南北朝（公元前221--公元589年）这是中国北方地区旱地农业技术成熟时期。耕、耙、耱配套技术形成。多种大型复杂的农具先后发明的运用。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写作大型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
（五） 南方水田精耕细作的形成时期
隋、唐、宋、元（公元581--公元1368年）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水田技术配套技术形成。水田专用农具发明与普及。棉花在中国逐渐推广。出现众多农书。土地利用方式增多。南北方农业同时获得大发展。
（六） 精耕细作的深入发展时期
明朝至清前中期（公元1368--公元1840年）这一时期中国普遍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生产向进一步精耕细作化发展。美洲新大陆的许多作物被引进中国，对中国的农作物结构发生重大影响。多种经营和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业以高科技应用为基础，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中国以只占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农业科技方面，中国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已经从1949年20％提高到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