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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彩陶出土于甘肃,甘肃出土彩陶

历史趣闻     2023-8-2     点评:12举报

原标题:【传承伏羲始祖文化 擦亮伏羲文化品牌】漆子扬|武山地区石岭下彩陶艺术的伏羲印象

□漆子扬

人文始祖伏羲生活在距今约六七千年以今天水、甘谷为中心地域的古成纪地区,与伏羲时代相连接的史前文明石岭下类型彩陶纹饰,很明显受到伏羲始祖文化的影响。石岭下类型彩陶早期大概在5500年左右,由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于1947年首先发现于武山县城西郊的周家石岭村。

据郎树德、贾建威先生《彩陶》一书记载,裴先生一行在渭河流域的天水、甘谷、武山发现史前遗址39处,在西汉水流域的西和、礼县、成县发现24处。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甘肃境内史前文明的考古调查。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运城考古发掘队在编写《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一文时,首次提出“石岭下类型”这一新的文化名称,从地层迭压关系和碳十四测定断定,石岭下彩陶类型介于庙底沟类型与马家窑类型。

2009年8月22日下午,我和武山的友人走访武山周家石岭村,踏寻裴文中先生当年的足迹,在村头见到一位乘凉的77岁老人,老人清晰地记得1947年7、8月间,裴先生一行三人,在村头的荒地里挖出了几个彩陶罐。后来村里人在村西山坡上也挖出过陶罐,觉得不好看就砸碎了。我们找到裴先生发现彩陶的空地,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掩灭在萋萋荒草之中,和我心目中神圣的石岭下类型的发源地相距甚远。我们越过村西一条原本溪水潺湲的壕沟,山坡上土层里的陶片几乎触手可及,遗憾的是没有发现一只完整的陶器。

石岭下类型彩陶精品的代表是武山傅家门村和甘谷县石坪村出土的两件“人面鲵鱼纹彩陶瓶”,还有1978年在礼县石沟坪出土的“变体鲵鱼纹彩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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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门出土人面鲵鱼纹彩陶瓶

傅家门的人面鲵鱼纹彩陶瓶,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58年发现于武山县新寺公社马力管理区傅家门村,高18.5厘米,鲵鱼身子蜷曲,尾巴上翘,人面双眼圆睁,嘴巴宽阔,颌下有须,腹部肥大,前两肢张开,纹饰为网络状,线条流畅,布图对称,头部线条较为粗壮,创作者有意识突出表现鲵鱼的头部图饰。鲵鱼,天水一带称娃娃鱼,具有人类的特点,先民视作神物。傅家门彩陶上的鲵鱼图像将鲵鱼人格化为人间的神灵,并将代表风、雨、雷、电的龙蛇,与代表人的智慧的人头相结合,反映了先民天人合一的认识观念。这件彩陶瓶和1957年10月甘谷县第九区(西坪乡)石坪村出土的彩陶瓶鲵鱼纹饰,与《山海经·海内东经》、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等典籍记载的“龙身人首”的伏羲形象完全一样,学术界普遍认为人面鲵鱼是人格化的人首龙身、或人面蛇身的伏羲形象。

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约1200平方米,位于今武山县马力镇傅家门村,村里的文化人自作聪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为小孩上学书写方便,将傅简化为付,全村傅氏改姓付氏。外界学者不知其故,以为武山有付家门、傅家门两个行政村,分别出土过鲵鱼纹彩陶瓶。傅家门遗址位于村北,在榜沙河的二级台地,背山面水,地势平阔,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普查文物时首次发现。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又进行了复查,确定为马家窑文化古遗存。1991年到1993年,考古研究所赵信等先生前后进行了五次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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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西坪出土的鲵鱼纹彩陶瓶

据赵信先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记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傅家门遗址清理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齐家类型房址11座、窖穴14个、墓葬2座、祭祀坑1座,石、骨、陶等器物近1000件。属于石岭下类型房址3座,F11房址出土阴刻卜骨6件;墓葬1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残陶盆和兽骨等;祭祀坑1座,长方形,葬有彩陶盆、鹅卵石;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共出土200余件,有石斧、石凿、石刀,骨锥、陶纺轮等;泥质红陶占多数,有钵、盆、瓶、瓮、缸、盂、锅、甑;纹饰多变体鸟纹、三角纹。《简报》认为:这一批以鸟纹为主的彩陶和石岭下出土的彩陶完全一致,纹饰、器型与甘谷灰地儿同类型风格雷同。

傅家门遗址中还发现了彩绘和捏塑结合一起的人面图案,如人面彩陶瓶,瓶口半侧唇部压成锯齿状象征发际,颈部塑绘半个人面,鼻子隆起,鼻孔雕成圆孔状,彩绘柳叶形眉,圆形眸。发现带有阴刻符号卜骨共6件,有阴刻{形符号、S形符号、一形符号,卜骨背面有烧灼的痕迹,应是占卜祭祀的实物。谢端琚先生《中国原始卜骨》一文考证说这“表明距今约5600年的马家窑文化就出现了占卜习俗”,填补了马家窑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新资料。

傅家门村墓葬、祭祀坑的陪葬物品反映了榜沙河流域先民六千年前后的风俗习惯。由于缺乏文献记录,我们只能对三种符号进行推想。卜骨S形符号应是伏羲阴阳鱼太极图的简体形式,符号整体美观对称,可能是先民记录占卜吉兆信息的标记。{形符号,上下对称,但整体缺乏对称的稳定性,大概是先民记录凶兆的符号。一形符号,平稳简单,可能是占卜结果没有吉,也没有凶的符号,也可能是先民记录数字的符号,透视出先民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认识。据赵逵夫先生考证(《八进位制孑遗与八卦的起源及演变》),陶器上的绳纹是古人结绳记事的产物,也是八卦中阳爻—、阴爻— —的来源。这一切无不和伏羲创立八卦密切相连,我国占卜的历史也因此提前了数百年。

傅家门出土的人面鲵鱼纹彩陶瓶和人面彩陶瓶,以及大量变体鸟纹、涡形三角纹彩陶,见证了渭河流域以天水、甘谷为中心的伏羲文化在武山榜沙河流域的印迹,用浪漫主义的质朴的艺术想象图解了这一地区的先民由代表女阴的鱼、蛙崇拜,向代表男根的蛇、龙、鸟、蜥蜴崇拜的转变,向代表风雷雨电的龙蛇形象的伏羲崇拜的转变。这一转变根植于先民生存需求的期待。远古时期人类面临的最大灾难莫过于洪水。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先民常常遭受洪水的威胁,面对暴雨侵袭时,认为是天破裂,天河的水洒落人间,于是创造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寄托对神灵的向往崇拜。先民深受雷神的震撼,真诚期望有一位真正顶天立地英雄能够控扼暴雨雷电保护人类,祈求自然认知中雷神的庇佑,于是将代表风、雨、雷、电的龙蛇,与代表人意的“人面”相结合,创造了通晓人情的“人首”与通达天意的“龙身”相结合的伏羲艺术形象,拟喻伏羲为雷神之子,体现了先民生殖崇拜之外超理性的理想主义热情和朴素稚嫩的天人合一的认知观念,这是人类和自然契合对应的情感自觉。天水文化学者钟晓燕在《石岭下类型及文化价值》考述说,“人格化的鲵鱼纹被认为是龙身而人头的伏羲氏的雏形,表现了中华民族始祖神的原始面貌”。

武山地区石岭下文化出现的阶段,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年代大体一致。伏羲出现在这一节点,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他的诞生大大促进了文明的历史进程。如伏羲“王天下,始作八卦”(《周易·系辞》),改进生产方式,“结绳织网,教民渔猎”(《汉书·律历志》引《世本》),“钻木取火”(《绎史》引《河图挺辅佐》),“作历度,定节气”(《周髀算经》),改进生产力;“以俪皮为礼,定婚嫁礼节”(《补史记·三皇本纪》),“作琴瑟以为乐”(《礼记·曲礼》),制定生活礼节,废止抢婚,结束部族争斗。在他带领下生活在这一片地区的氏族部落开始踏上人类文明的另一片乐土。傅家门出土的人面鲵鱼纹彩陶瓶和人面彩陶瓶以拟喻化伏羲形象向世人展示了生活在渭河支流的榜沙河流域、龙川河流域的先民,崇奉伏羲女娲等人类始祖。

2009年8月21日下午,我们一行满怀憧憬,堪访傅家门遗址。尽管历史越过了近六千年,我们依然从地埂和荒地的草丛里捡到了几片红泥黑彩陶片,其中一片属于陶器颈部碎片,有三条平行线纹。据傅家门籍陈田贵先生说,其胞兄曾在地里捡到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红泥陶盘,盘子边沿绘有一条娃娃鱼,与“人面鲵鱼彩陶瓶”图案几乎完全一致。令人更为惊喜的是2000年宝兰铁路二线施工时,在武山洛门发现了西旱坪遗址,出土了大量大地湾文化一期的陶片,距今大约7800年到8300年,这也是大地湾文化的分布范围已接近渭河上游地区的最好例证,而且再次证明武山境内的史前文明的文化层从大地湾一期、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齐家类型等传承有序,从未阻断,而且石岭下类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的纽带式的文化意义。

在武山周家石岭村、傅家门村、西旱坪遗址之外,近年来武山南部的滩歌、四门等地区也出土了一些石岭下类型彩陶。滩歌地区出土的陶器主要分布在气候较为阳暖的北部山区,过去这里水资源非常丰富。

2007年2月24日下午,我和王换成、杨建全、陈维平诸君在滩歌北山的鸦儿坪寻访,意外发现了一个灰坑,这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水平梯田时,地势有较大的变动,灰坑能保留下来实属偶然中的万幸。在灰坑的大量破碎的泥条盘筑的泥质灰陶、红陶、橙陶陶片中,我捡到了一块红泥黑彩陶罐的碎片,一只肩耳完好无损,口沿外侧有复线平行纹,颈部饰有弧形三角纹和弧线纹,完全符合石岭下类型以鸟纹、弧形三角纹、弧线纹、复线平行条纹等为主的花纹特点。2013年4月7日,我和天水师院薛世昌、刘雁翔、安建军三位教授,到滩歌中学杨建全老师家走访,杨老师收藏了一件2000年在今滩歌中心小学(原万花寺下寺)出土的红泥黑彩陶罐,敞口,斜沿,深腹,平底,高11.2cm,口径12.2cm,最大腹围47cm,由弧形三角纹和线纹构成图案花纹,样式十分精美,同甘肃省博物馆主编的《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庙底沟类型曲腹盆”的纹饰图形、“石岭下类型罐”的纹饰图形完全一样,属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约5800年左右。

滩歌农电站一位姓戴的同志收藏了两件滩歌镇寨子下村出土的泥质灰陶罐,其中一件高16公分,颈高4.2公分,腹部最大周长46公分;喇叭口,平沿,束颈,鼓腹平底;颈部有平行的剔刻纹,口内也有平行剔刻纹,颈肩连接处有一条平行的凹带,腹部有三条平行的凹带,和划刻的三角形纹相间。为了探究这两件陶器的来龙去脉,2006年正月初八,我和滩歌镇松山小学纪灶存校长一行,冒着鹅毛大雪勘访了寨子下村。在村西的北宋来远寨旧址上意外发现大量散落的陶片、瓦片、瓷片。其中一块陶器腹部的碎片,表面着素色陶衣,饰有剔刻的菱形网状纹,属典型的石岭下类型陶器。

另外,武山县博物馆藏有1987年从滩歌征集的马家窑时期“鸟翅纹彩陶瓶”,也属于石岭下类型。据当地一个盗卖文物的人说,鸟翅纹彩陶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于滩歌北山漆家湾一座大型墓葬。因未能实地走访,不好定论,姑且存疑。总之,滩歌地区出土的陶器,充分证明在六千年左右,滩歌就已经有高度成熟的彩陶文明。

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石岭下类型器彩陶以黄泥黑彩为主,构图疏朗,保留了庙底沟类型的彩绘特点,纹饰多平行线纹、同心圆纹、波浪形纹、弧线三角纹以及鸟纹、蛙纹等。赵国华先生《生殖崇拜文化论》对三角纹、同心圆纹进行了系统解读,认为“是女阴的直接描摹,主要显示的是生儿育女的阴户,这些纹样都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以女阴崇拜为主要标志的生殖崇拜”。

石岭下类型在渭河、泾河、洮河流域均有发现,但近年来学界有人提出取消石岭下类型,甚至有人蔑视石岭下类型的存在。如果石岭下类型被取消,那么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到马家窑类型就会形成大约近千年的考古文化断层。否定石岭下类型是对1200平方米的武山傅家门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冷漠无视。武山应该大力宣传傅家门遗址、石岭下文化,学习借鉴甘肃临洮、广河、积石山等地方的经验,在县城的广场或者火车站、会展中心,建立大型傅家门“人面鲵鱼纹彩陶瓶”雕塑,以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

(新天水)

中国最早的彩陶出土于甘肃,甘肃出土彩陶

神话传说中的女娲为何是人首蛇身,她究竟是什么来历

女娲,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号称“大地之母”。女娲,即娲皇、女阴娘娘,是生育之神的化名,也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女娲人首蛇身,为伏羲之妹,与伏羲兄妹相婚,以泥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相信很多人只知有女娲之神,却不知其来历。特别是关于她人首蛇身的说法,大多数人可能不是很了解。
《五运历年记》载: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盘古开天,清灵之气上升为天,浊实之气下降为地,而清浊二气杂生三位大神,即伏羲、女娲、神农。
《山海经大荒西经》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三位大神中,女娲亦神法通天,最善变化之能,一日可变化七十余次,幻化出数位大神。
关于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还得从中国上古的文化渊源说起。传说中女娲、伏曦都是半人半蛇,还有很多也是,详见《山海经》,但是据考证所谓的半人半蛇其实是古人对影子的理解问题,他们看到的半人半蛇其实是人和影子。
中国古代传说中,蛇具有灵性,是灵异魔力的象征。远古时代,蛇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符咒。女娲之所以是人首蛇身,亦是因为古人对于蛇的神秘以及魔力的崇拜,将蛇和女娲这个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在中国远古神话中,诸神的手臂、耳朵或其他一些部位经常盘绕着某种蛇形。
对我们祖先来说,蛇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符咒。古代文献《山海经》、《诗经》、《竹书纪年》、《周易》、《尚书》、《左传》、《楚辞》、《史记》等中,都有关于蛇的记述。《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教化万民统一华夏的黄帝,就出于人面蛇身的轩辕之国。
女娲创造人类,也赋予了万物交合繁衍之能;女娲炼石补天,拯救万物生灵于水火,至此生生不息。蛇因为在神话传说中的神秘性、尊贵性、魔力性,还有其本身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旺盛生殖力,是永恒生命的象征。而作为女神这一性别神祗,女娲的生殖能力是被特别赋予的功能。
上古时期多为巨蛇猛兽,对人们的生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没有武器的时代对于那些猛兽是很惧怕的,人们就信奉它们为神,希望巨兽不再侵犯人类的家园,也希望它们能够赋予他们力量,故此上古石壁上刻画了很多“蛇图腾”提供人们供奉和朝拜。
蛇是龙的雏形,上古时期龙是神灵,古人喜欢龙一类的东西,据说蛇修炼后飞升就是龙.所以经常有蛇身的说法.他们是神话中的神,传说他们在凡间时,因为凡世浊气太重太浓,下身化为蛇尾。
甘肃武山县出土的仰韶文化原始彩陶有人面蛇身纹和人面龙蛇纹,商代铜器有《人面蛇身纹卣》。山东、四川等地汉代石刻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在远古时代,中华地域普遍信奉蛇图腾。数千年各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融合,从而使蛇图腾越传越广,许多少数民族,如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等仍保留蛇图腾的遗迹或习俗。

中国最早的彩陶出土于甘肃,甘肃出土彩陶

《伏羲女娲蛇身人面图》在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随着我国对考古学的重视和考古科技的发展深化,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绘制成图像形式的伏羲女娲考古材料。这些考古材料地域分布广泛,不仅包括古中原地区的河南、陕西等地,山东、四川、江苏等地也有相应发现,而且艺术形式多样,包括壁画、帛画、砖画等。伏羲和女娲在汉画中大量出现,呈现出的独特规律和丰厚的艺术内涵的同时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思想。

一、伏羲女娲像分布现状及基本特征


全国各地发现的伏羲女娲像数量很多,据统计,在山东、四川、河南、江苏、陕北等地区有这类形象约近百幅。

山东地区:

1、沂南汉画像石墓墓门东侧支柱下面画像,上部在一巨人的怀抱中有二人首蛇尾之人,左边执规有髻者当为女娲,右边执矩戴冠者当为伏羲。

2、嘉祥县武梁祠西壁画像第二层,右端为伏羲女蜗交尾像,女娲举规,伏羲持矩,在其左边依次是祝融、农、黄帝、撷项、帝誉、尧、舜、禹、架等远古传说中的帝王。

3、临沂白庄汉画像石墓出土两幅人首蛇身画像,其一为执规,怀抱内有金乌和九尾狐的圆轮,是为伏羲;其二为执矩怀抱内有玉免和蟾蛛的圆轮,是为女娲。

四川地区:

1、成都市郊出土画像砖,两人首蛇身者,长尾有足,左边人伏羲,一手托内有阳乌的日轮,一手执规状物;右边为女娲,一手托内有蟾蛛和桂树的月轮,一手执矩状物,二人相对。

2、广汉城外出土画像砖,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一举日轮,尾下有玄武;一举月轮,尾下有朱雀,二人以花纹相隔而头部相对。

3、江安画像石棺后档头刻二人首蛇身像,长尾相交,女娲在左一手托月轮,一手执乐器(似为排萧),伏羲在右一手托日轮,一手执便面。


河南地区:

1、洛阳卜千秋壁画墓墓顶平脊所绘升仙图中,一端绘女性人首蛇身者与蟾蛛和桂树月轮相处,一端绘男性人首蛇身者与阳乌日轮相处,是为伏羲女娲遥遥相对。

2、南阳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有一幅巨人怀抱两个人首蛇身像画面。人首蛇身者当为伏羲和女娲,皆手执芝草状物。

3、南阳画像石二人首蛇尾者位于画面两端,尾相交于中部,一端为双手托阳乌日轮,一端为双手托蟾赊月轮。

徐州地区:

1、十里铺汉画像石墓,后室支柱正面刻一人首蛇尾、双手捧日为伏羲像。

2、利国汉画像石墓,有一幅人首蛇尾画像,尾交三重,为伏羲女娲相对而立。

陕北地区:

米脂二号画像石墓,在门楣刻二人首蛇身像相对而立,手捧有金乌日轮者为伏羲,手捧有蟾赊月轮者为女娱。

以上所举诸例基本上代表了所存在伏羲女蜗形象的基本特征。这一对形象的存在形式基本是双体并列或双体交尾,其形体特征基本是人首蛇身,执捧在她们手中的附属物主要有规矩、日月、芝草等类。当然,由于艺术上的需要,各地汉画的制作者在某一细部的增减,都可能影响到这种形象的一致性,但只要主要特征未变,都可以归纳入本文所述的伏羲女蜗形象系列。

东汉王逸在为楚辞作注时曾讲道,“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子王延寿更是在其著作《鲁灵光殿赋》直接写道:“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至此,伏羲女娲像的特征可以分述如下:

在形象主体方面,各地的伏羲女娲像以一致性为主,表现为人首蛇身或蛇尾,各地伏羲女娲像在形象主体上呈现了以一致性为主的特征。在形象系统方面,各地的伏羲女娲像则表现出了较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根据实物比较,我们可以将伏羲女娲的形象系统概括为三大类型:规矩型、旧月型、芝草型;山东地区以规矩型为主;河南地区以芝草型为主;四川地区以日月型为主。其它如徐州和陕北的画像,目前所见多为捧日月或无附属物的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以汉代为界,此时出土的文物中伏羲和女娲一般都是同时出现,有尾部相交和不相交两种形态。而两汉之前的文物资料中,只有伏羲或只有女娲单独出现,而且在如《庄子》、 《楚辞》、 《山海经》等古籍中,都对伏羲或女娲进行了单独描绘,尚未出现二神同现的状况。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紧密缠连的伏羲和女娲图像是具有特殊含义的。

伏羲女娲图像意义探讨:共性与个性

伏羲女娲像分布区域广阔,各地的文化面貌和艺术气质差异很大,但仅仅是局部的,细微的变化,并不影响其“人首蛇身”这一显著特征的存在。这种形象主题的一致性特征应从民族文化的总构成中寻找根源即:一是对远古图腾的历史记录,二是对始祖的崇拜情怀。

在我国古早时期对图腾的崇拜中,曾经有过一段人兽同体的时期。大部分关于原始社会的资料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如一些部落有龙蛇图腾崇拜的习惯。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可以将伏羲女娲的半人半蛇身看做是龙蛇图腾崇拜的延续或对龙蛇图腾崇拜的映射。汉画中的伏羲女娲图像,则是汉代将这种图腾延续并做到广为流传,直至唐朝还有诸如吐鲁番帛画的伏羲女娲像等的存在,由此可见龙蛇图腾的崇拜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国民族文化中特有的始祖情怀,在伏羲女娲像中也有所体现。在汉画中,伏羲女娲都是被当做始祖神,如女娲黄土造人传说和以及出现较晚的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繁衍人类等内容,都很好地说明了伏羲女娲都是被当做繁衍人类的始祖神。和图腾崇拜一样,伏羲女娲形象主体的一致性也能从侧面说明他们在整个中华大地被推崇,也是对汉人“慎终追远”理念的表述。

通过伏羲女娲形象主体在各地区呈现的一致性特征,分析了图腾和始祖崇拜;而伏羲女娲在各个地区所表现出的明显差异,正是地域性的意念差异,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

(1)规矩型——山东地区规矩型的伏羲女娲形象系统正是以表现她们创造业绩为主的。

规和矩是两种创造型的工具,用规可以画出圆形,用矩可以画出方形。这也正与古人的“天圆地方”的认知相吻合。由此可以断定,执规持矩的伏羲女娲被古人当成是“规天矩地,创造万物”的始祖神。

伏羲在神话中称谓繁多,有显著的业绩。

《易·系辞》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网罟,以败以渔,盖取诸离”。

“女娲为阴帝,佐虑戏治者也”《惟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她的主要功绩是补天和造人。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放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絙人也。”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从这些记载看,伏羲和女娲在神话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对人类世界有极其突出的贡献和创造性的发明,对人类秩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故而,她们作为始祖神是当之无愧的。把规和矩置在她们手中,正是为了表明创造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太昊和少昊执规与矩而治春秋的话,这也可以说明规矩对于人类世界确有重大作用。

(2)日月型——四川地区日月型的伏羲女蜗形象系统确实表明了日神和月神的神性特征。

伏羲与日、女娲与月的关系只有在汉代才有明确的图像显示,可以认为这是伏羲为日神,女娲为月神的形象。关于日月神,文献中有羲和生日,常羲生月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经》“帝俊妻常仪生月十有二”。从表象看,日月与伏羲女娲似无关系,但现代一些学者已从深层意义上对此进行了研究。《诸神的起源》一书认为,伏羲女娲是颛顼系统中的日神和月神,直接从神话演变中确定她们的日月神地位。《神画主神研究》一书认为,日月“它和阴阳的契合,更成为汉代哲学中用以引伸的概念。同时它又附会了男女不同的性别,所以伏羲、女娲在其演化中逐渐和日月结合起来。”

上述两论,前者从神话史角度,后者从思想史角度同时肯定了伏羲女娲与日月的关系。从汉画像的表现手法看,阴阳思想在埋葬风俗中颇为盛行。日和月自身,伏羲和女娲自身以及日月和伏羲女娲的结合体都深受阴阳思想的影响。日和月所赐给人类的一切,使人类具有日月崇拜是不足为奇的,故汉代画像在广大地域内都有日神和月神的形象,也是汉人日月神崇拜的具体表现,只是在四川地区把这种崇拜推向了高峰。’

(3)芝草型——河南地区芝草型形象系统在南阳汉画中所具有长寿,不死,升仙的意义。

芝草在古代是被视为不死灵药的,东汉哲学家王充在其著作《论衡·验符篇》中写道: “芝草延年,仙者所食。”结合汉代的求医问药和奉信鬼神以求长生的社会风气来看,芝草型自然都是为了长生不老、羽化升仙。以南阳汉画为例,首次把神仙所用的芝草与伏羲女娲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的汉画中,芝草的用途极广,羽人执芝草飞升,珍禽异兽食以芝草。《抱朴子》对芝草是这样讲的“芝有石芝、木芝、草芝……服一升,得千岁”“青云芝……食之,令人寿干岁不老,能乘云通天,见鬼神”“黄龙芝……食一合,寿万年,令人光泽”“龙仙芝……服一株,则寿千岁”伏羲女娲是人类始祖神,具有庇护的功能将长生之物的芝草置其手中,又赋于她们保佑长寿的作用,这是南阳汉画像的一个创造。由探讨伏羲女娲像特征和意义表明,其所呈现的形象主体一致性,反映了中国广大区域内在信仰和民俗上的共性;其所呈现的形象系统的差异性,反映了各地区间在信仰和民俗上的个性。作这种解释,可能会使我们对汉画伏羲女娲像的认识更加清晰一些,对表现她们的意义理解得更透彻一些。

伏羲女娲执规矩象征意义探析

以题主所展示的图片为例,系属唐代伏羲女娲规矩图: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娟质或麻布质画。根据阿斯塔那唐墓考古报告,同期出土的此类绢画共数十件,这类画在墓室中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画中伏羲戴冠、居左,张左手执矩,矩上有墨斗,或右手持墨斗;女娲束高髻、居右、张右手执规,左手持剪刀状物。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着胡服,腰相连,共着一裙,上身相拥,下尾盘曲相交多节成螺旋状。两人头上有圆轮,以象征日;尾下有月。画面四周遍布大小相同的圆圈,部分以线相连成星辰、北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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