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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发布最新考古成果称，考古工作者在运城市稷山县发现了东渠遗址，出土较多陶器、玉石器、骨器等，对夏时期考古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东渠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东渠村北。2020年，为配合稷山县体育场项目建设，考古工作者在用地范围内勘探时发现了这处夏时期文化遗存。202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清理房址1座、陶窑2座、灰坑36座。
这是发掘出的一座灰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其中，2座陶窑大小、形制相同，均为小型竖穴窑，自上至下由窑室、窑床、火膛组成，周围有操作间。
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崔俊俊介绍，东渠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灰陶居多，褐陶次之。此外，还出土有玉钺、石铲、骨簪、骨针、骨锥等少量玉石器、骨器、蚌器。
这是出土的高领双鋬鬲。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崔俊俊说，此次考古发现不少动物骨骼，初步鉴定有猪、牛、羊、鸡等。此外，植物考古的初步研究表明，粟、黍是东渠遗址基本的农作物种类，同时先民可能采集马唐、豆科等野生植物作为动物饲料，并利用藜科等植物的嫩叶作为人的食物补充。
这是出土的骨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次考古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夏时期生活在东渠遗址上古人的手工业生产、生业模式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崔俊俊说。
记者：解园、王学涛
编辑：贾真、栾若卉
二里头三星堆匈奴，与夏朝有关的为何都没文字？埃及考古给出旁证
夏朝作为华夏第一王朝，却留下了无数谜团。虽然在河南偃师已经发现了考古学上早于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但由于缺少关键的文字自证材料，所以未敢轻易下定论。
直到今天，依然有部分学者对夏墟的存在提出不同的观点，有说夏朝应当在甘青一带寻找，也有说夏朝都城应当在晋南或陕北石峁，还有的说三星堆就是夏朝遗存。
然而，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广域王权面貌而言，都与夏朝高度吻合，而甘肃青海至今没有发现与夏文化有关联的直接考古学证据。
另外，根据现有的考古学发现，山西晋南已知的纳入夏文化范畴的二里头东下冯类型，从时间上略晚于二里头文化，所以晋南“夏墟”之称的由来，更大的可能是夏亡时夏桀逃亡地或夏遗民北逃时所带来的旧称。
著名 历史 学家徐中舒曾总结过，“ 地以大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 ”，所以山西地面多有大夏、夏墟的名称。
分子人类学家曾对二里头出土人骨的线粒体DNA做过比对，发现二里头人群和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汉族人群遗传关系非常接近，印证了夏亡后时的确有大量夏遗民逃入山西，甚至更西北的地方。
至于三星堆，它的祭祀坑埋藏年代为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也就是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而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框架则是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即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至西周初年。
这是因为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出土了二里头二期典型器物—陶盉，陶盉在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着从雏形到成熟酒器的清晰发展脉络，这一点已经得到考古验证，而在成都平原，陶盉这类酒器却是突然出现的，这也就决定了三星堆文化上限必然晚于二里头文化。
换言之，三星堆文化也不可能是夏文化，否则又该如何解释比它时间更早，在时空和地域（崇山一带）上与夏朝吻合度更高的二里头遗址呢？
从三星堆发现的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判定，三星堆文化显然是夏遗民和巴蜀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并且夏遗民掌管着宗教祭祀权，所以，在夏朝灭亡牙璋普遍衰落的大背景下，三星堆的牙璋不仅出现了铜制、金制，甚至还升格为三星堆人精神世界的祭祀重器。
二里头遗址到今天只发现了20余种刻划符号，且绝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而三星堆遗址则只发现了7个刻划符号。由于刻画符号无法连字成句，只能代表某个个体器物，甚至不具备普适性，不能成为文明载体，故学界并不认为二里头、三星堆发现文字。
不仅如此，另一个与夏文化有着极强关联的草原政权—匈奴，同样也没有发现文字。
据《史记》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括地谱》也言：“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中国谓之匈奴 ”。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匈奴是夏朝后裔”是司马迁一厢情愿的附会，西方学者从中亚和西欧等地发现的匈奴墓葬人骨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也认为匈奴不可能是夏人后裔。
不过，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匈奴并非族名，而是一个政权名称，它的人群结构异常复杂，在蒙古草原发现的匈奴墓葬中，人种类型均为蒙古人种（黄种人）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 是相同器型的发现。圜形器是夏朝同宗伯国昆吾的典型器物，多出土于山西、陕北、内蒙中南部地区，与夏人北迁路线吻合。在远到贝加尔湖，近到蒙古、内蒙出土的匈奴墓葬中，大量发现了以圆腹罐为主的陶器，且罐在随葬品中占有显著优势，这与夏朝随葬习俗高度相似（夏文化又被称作罐文化）。
其次 ， 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了二里头式建筑，造型与建筑方式与二里头九区相似，且出土有夏文化的圆腹罐；喀喇沁旗发现的石磬、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陶爵，都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特征。
第三， 匈奴虽以游牧为生，但在祭祀祖先时却专门筑城。蒙古国考古发现的高瓦—道布古城建有大型建筑物，有柱础，土为黑灰质，高台周围分布许多小建筑，蒙古考古学家普尔赉认为属于庙宇性质，在建筑风格上颇有二里头宗庙的遗风（宗庙祭祖正是中国中原王朝所特有的）。
第四， 匈奴尚黑，崇拜龙，人死后有棺有椁不封不树，都是华夏古礼。
这些证据，虽然不能将匈奴与夏朝后裔画等号，但却至少说明了夏朝灭亡后，夏遗民将二里头文化带入了草原，并影响了匈奴上层的精神世界。
二里头、三星堆、匈奴，都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但也无一例外的没有文字，那么为什么跟夏朝有关联的文明体，会呈现如此奇特的景象呢，难道夏文化是无文字文化吗？
1799年8月，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意外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挖出了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断片，上面刻写着三种稀奇古怪的文字。1822年，精通拉丁文、古希腊文以及汉语的天才语言学家商博良最终破译了石碑内容，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上面分别用古埃及象形文（献给神明）、埃及草书（平民使用）、古希腊文（统治者使用）书写了同样的内容。
关于罗塞塔石碑本身，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罗塞塔石碑文字内容，却给了我们探讨夏文字的一个旁证，即：夏朝会不会像古埃及一样，也在不同群体中间分别通行不同的文字呢？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但事实上，甲骨文是祭祀文字，类似于古埃及对象形文的使用，并不属于商朝通行文字，更非平民所能用的。
甲骨文的出土已经是晚清时候，而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却在《史记》中清楚地记录了商王世系，经过与甲骨文比对，高度吻合。
不仅如此，传世文献中对于商朝事迹的记载，远比单纯祭祀祖先的甲骨卜辞丰富的多，这印证了《尚书》“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的说法，即在殷商王朝建立之前，当时就已经有一套文字系统了。
那为什么商朝世俗体和祭祀体不能都用甲骨文呢？其实，金文与甲骨文的差异性，就已经说明了古人在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载体上，会使用不同的文字体系。
中国世俗文字的统一，已经是秦以后的事，战国时代各国所用世俗文字尚且不同，又何况夏商时代还存在另外一套专供祭祀所用的文字写法？
夏商周三代，经历了神权至上、神权与世俗权并驾齐驱，再到世俗权力至上三个发展阶段。
比如著名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就是典型的神权至上，掌管神权的群体是最高统治者，国家可以把主要财富全部用来祭祀，而不是用来给上层贵族享乐。
夏朝、商朝同样如此，夏、商君主不仅是世俗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神权的最高掌管者。直到商朝末年时，由于祭祀占用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商朝无法有效应对东西两面的战争需要，故而纣王开始改革祭祀制度，将神权降到了世俗权力之下。周王朝建立后，则彻底变成了世俗政权，周天子的祭祀，变成了纯粹的礼制。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三个阶段，所以，在极度重视祭祀的夏商时代，文字中祭祀体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世俗体，而掌管祭祀体的正是大祭司乃至君主等少数群体，即文字只在少数群体中传播。
但也正因如此，决定了祭祀体的载体，必然不同于下层平民所使用的陶器，商朝用的是甲骨，而夏朝使用什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朝的祭祀习俗是“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风曰磔 ”，即烧、砸和掩埋，所以，夏朝目前所能发现的只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却没能发现类似甲骨文一样的成熟文字。
就连甲骨文本身的发现，也是个意外。试想，如果不是甲骨的坚硬易保存，如果不是王懿荣对中药龙骨的偶然把玩，那么作为商朝祭祀体的甲骨文，同样会遭到毁灭。
事实上，在陶寺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书写在朱书扁壶的成熟文字，脱离了刻画符号阶段，与现代汉字一脉相承。既然夏文化的陶寺文化就有了文字，那么作为更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夏文化，也必然存在文字，只可惜，由于独特的祭祀文化的存在，这种早期文字未能流传下来。
哪一遗址反映了夏朝的文明
二里头遗址最早发现于1959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系统的考古发掘，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