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旧石器时代遗址,天门市石家河考古

戴伟

[按]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田野教学是北京大学考古育人体系的核心环节。自1957年在河北邯郸开始田野考古实习起，北大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建立的“北大模式”影响深远。《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先后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将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重要遗址作为实习基地，培养学生将动手动脑与学科最前沿的工作紧密结合，将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相结合。

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获评项目高达34项。2021年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项目有15项。

在田野中寻求真知，守正创新，务实致远。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原、宁夏盐池三个标准化的实习基地。根据新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情况，大力推动考古实习基地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 ”的发展模式，同时进一步完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体系，积极探索、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的5G 和VR技术的新运用，在新时代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贡献北大力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沈睿文）

石家河遗址平面布局

湖北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的山前地带。遗址群主体区域约8平方公里，40多处遗址点连接成片，最早遗存距今7000年左右，主体年代跨度距今约6000-40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延续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史前都邑性聚落群。作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区域文明中心，它是著名的石家河文化的命名地。其丰富的考古学遗存不仅全方位向世人揭开了新石器晚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神秘面纱，更是成为一把研究长江中游乃至整个早期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钥匙。

在中国史前区域文明格局中，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阶段兴起的城壕聚落群无疑具有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社会形态、文明模式上的独特性。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石家河遗址群是这一区域文明中最核心的超级城壕聚落社会，在两湖地区早期社会演进中占据了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各层面的核心地位。。

遗址群最早发现于1954年冬，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时，于石板冲、三房湾、贯平堰(今杨家湾南)、罗家柏岭等地点发现大量石器、陶器等古代遗存。此后三十余年，天门陆续发现了邓家湾、谭家岭、土城等重要遗址，于80年代初终于确认了石家河遗址是一处大型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群。在这期间内，邓家湾遗址出土的陶塑和筒形瓶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之后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工作设下的铺垫。这一阶段，石家河遗址群内的各种遗存让学者们认识到，它不仅可以填补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重要的文化空白，还对完善江汉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线索。

邓家湾出土的陶塑小动物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是石家河遗址群考古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工作收获的材料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石家河文化的主体。 1987年秋至1992年夏，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组成石家河考古队，由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担任总领队，对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和土城等处，进行了多次发掘，其中重点是邓家湾和肖家屋脊两个遗址。其中，邓家湾遗址进行了三度发掘，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揭露了一批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并发掘了大批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遗存，如陶筒形器、套缸（及其上的刻划符号）、陶塑小动物等，表明邓家湾遗址在石家河古城中具有特殊性质与地位。肖家屋脊遗址累计发掘总面积6710平方米，揭露了一片较为完整的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并清理一批属于肖家屋脊文化阶段的瓮棺，瓮棺中出土了100余件玉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谭家岭遗址在1987与1989年进行了两度发掘，发掘面积465平方米，所获最早的遗存可至油子岭文化早期，最晚遗存可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是石家河遗址连续发展的典型代表。

1990年肖家屋脊遗址发掘

1990与1991春季，北京大学考古系新石器团队对遗址群进行了全面调查。由赵辉、张弛合写的《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是这项工作的重要成果，弄清了遗址核心区域的分布范围、年代及聚落演变，发现了石家河古城，并初步判定了城址的始建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这是采用区域调查方法发现史前城址的首例。这一次田野调查，在开展工作之前就已经提出了两个明确的学术目标：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遗址群的结构；二是摸索在高度开发的农业区开展基于聚落形态研究角度田野考古调查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考古队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田野调查流程，成为了此后聚落调查工作的蓝本。可以说，这次的工作不仅对于石家河遗址群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整个中国田野考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型聚落群的确认与城址的发现，掀起了江汉地区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一轮高潮，也由此将石家河遗址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根据邓家湾、肖家屋脊、谭家岭等三处地点构建了石家河遗址较为完整的文化分期及年代序列。涵盖了油子岭文化（距今约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至肖家屋脊文化（距今约4200~4000年）的完整序列，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标尺。其次，随着邓家湾、肖家屋脊等相关发现的陆续公布，基于居址与墓地布局研究社会形态，基于大型城址研究社会发展阶段一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更重要的是，石家河遗址群展露出了研究长江中游早期文明进程的巨大潜力，邓家湾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塑小动物、肖家屋脊出土的一批制作精美的玉器、三房湾调查发现有大量的红陶杯，表明当时社会不仅存在社会分工，还可能存在贸易往来。这些发现，表明石家河遗址群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邓家湾遗址出土陶缸和刻划符号

新千年以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深入，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大规模展开，主要目的是研究石家河遗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探讨石家河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2008年3月开展了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范围的区域系统调查，调查发现该区域集中分布有73处史前遗址，并初步了解了该区域史前遗址的基本分布、等级及阶段性演变。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配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房湾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了东南城垣的存在，并对这段城垣的堆积状况、年代及走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2014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核心区及外围岗地、低地进行了系统勘探，并重点对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严家山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勘探显示，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垣类遗迹及人工开挖的城壕类遗迹，谭家岭古城的确认将石家河古城的兴起回溯至油子岭晚期，是研究石家河聚落群形成过程的重要收获。印信台遗址的发掘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祭祀场所。三房湾东部台地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肖家屋脊文化阶段的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严家山西部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制作玉石器的小型加工场所。谭家岭遗址东部发现了继肖家屋脊地点之后更为集中和精美的大批珍贵玉器，对研究石家河古城废弃之后的聚落布局和肖家屋脊文化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谭家岭遗址出土玉器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对遗址核心区域及周边地区宏观聚落格局的了解；遗址群内几处重要遗址点的发掘，加深了对石家河遗址功能分区、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的认识。石家河遗址群作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的区域中心是一个逐步发展、等级不断加强的过程，由石家河遗址各类物质文化成就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发展高度，是长江中游文明化特征的集中表现和核心代表。

在文化遗产工作理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如何更好保护石家河遗址群，并充分利用好其遗产价值，向公众讲好江汉平原的史前文明故事也成为了现阶段的重要工作之一。2017年，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国家文物局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目前石家河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主要围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而开展。

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工作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晚期考古学研究史的缩影。从1950年代中期首次发现与发掘；到1980年代后半期通过系统发掘构建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考古学文化谱系，及通过聚落形态探讨社会组织；再到新世纪以来通过系统调查和多学科研究进一步开展文明进程研究，石家河遗址走过了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北京大学考古系新石器团队几乎全程参与了1980-90年代的遗址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不仅推动石家河遗址群的发现与研究，发现并明确了石家河古城的重要价值，还通过石家河调查实践提出基于聚落考古理念的田野考古调查方法。进入新世纪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新石器团队调整了工作重心，但仍然以牵头重大学术项目和开展多学科合作的方式，继续参与石家河遗址的一系列调查、发掘和后续研究，在不同阶段都做出了应有的学术贡献。

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一）

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二）

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三）

2001年，石家河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2013年，石家河入选“十二五”国家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名录。2017年，石家河入选“2016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三届“世界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2018年，石家河荣获中国考古协会田野考古二等奖。2020年，石家河遗址群研究列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0-2035）“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化研究”、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子课题“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这两项重要学术课题均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牵头或参与。2021年10月，石家河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责任编辑：黄晓峰

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具体是什么?

1、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29年中国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首先发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这是古人类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

可惜这枚头盖骨化石被帝国主义分子盗走，至今下落不明。在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发现一些人类骨骼化石的同时，还发现了大批的脊椎动物化石和打制的石器等。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遗迹。

2、大汶口遗址

1959年6月，在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西首次发掘，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清理墓葬133座，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晚期。

1974年、1978年在汶河北岸先后两次发掘，揭露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墓葬56座、房址14座、灰坑120余个，主要遗存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早、中期。

3、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于1953年被发现。1954年－19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多个，陶窖遗址6座，墓葬250多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1万件  。

4、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村西100米，青木档河和青木河交汇的台地上。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3米。

为“屈家岭文化”命名遗址。发掘于1954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生活。

5、石峡遗址

石峡遗址位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2．5公里处，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包含三个时期的不同文化遗存，即石峡文化层、夏商时期文化层以及夏商至西周时期以菱纹陶为代表的青铜器时代文化层。

石峡文化与岭南地区土著文化明显有别，少数陶器具有良渚文化特征。与北邻的江西赣江流域樊城堆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有人将两文化并称为樊城堆-石峡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京周口店

百度百科-大汶口

百度百科-半坡遗址

百度百科-屈家岭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

百度百科-石峡遗址

我国有史以来全部重大的考古发现有哪些？

中国4大考古发现：
北京原人、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和敦煌藏经洞莫属。
北京人
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龙骨山出产动物骨骼化石。1927年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是周口店遗址正式发掘的开始。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随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其率领下，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
"北京人"第一个头骨的发现，结束了上一世纪发现的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确立了以北京和爪哇猿人为代表的猿人阶段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地位。这是探索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古人类学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殷墟甲骨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清末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他在买来的药材“龙骨”上发现隐约的契刻符号，并联想到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他去世后，刘鹗购买了其大部分甲骨，并于1903年，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工作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受到国际关注。
由于新的甲骨多发现于河南安阳，1928年董作宾等人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随着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不断深入，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铁映说：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在甲骨文研究和甲骨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殷墟科学发掘不仅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还为今日考古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学术界一批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就是在殷墟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
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提了一千年。这对以往学术界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和某些外国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只能上溯至公元前7、8世纪”的错误看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汉晋简牍
1901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在城内获取除大批汉魏和罗马古钱币、建筑木雕、中原丝织品外，还有大量魏晋木简。此后，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其以1930年发现1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
汉晋简牍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由于出土简牍保持着古人书写的原始状态，是未经后人辗转抄写改撰的第一手材料，因而至为宝贵。是研究中国秦汉、魏晋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藏经洞
1900年，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虽经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本国腐败官僚的盗窃掠夺，藏经洞文物大量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其学术价值也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综上所述，北京人的发现奠定了直立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提供了人类历史至少有50万年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商代的历史；西北汉晋屯戍简牍档案以及居延汉简的发现，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敦煌藏经洞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使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后三者还被王国维列入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其实我知道此题本意就是让叙述这四大发现，可是谁叫他非要问“考古”四大发现，不问“文献”四大发现呢）
另外，1920年开始，安特生等人对仰韶遗址的发掘，推翻了中国无新石器时代的一般认识；1909年起，科兹洛夫等在黑水城发掘，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这些都是该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