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作为我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新鄞州 新发现”——2016年以来鄞州区考古成果展正在宁波(鄞州)博物馆展出,越窑青瓷四系罐、莲花纹承座……这些考古成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考古工作者,被称为“翻看‘地书’的人”。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罗鹏和许超,常年奔波在鄞州一线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现场,他们亲历和见证了这些考古成果的问世。
图|考古人员陪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检查凰山岙考古发掘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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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镇花园山窑址在2017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越窑青瓷残件、窑具和制瓷工具等,窑址最早年代可追溯至五代,主流器物为北宋时期,下限至南宋早期。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瓷器除了常见的碗、盘、碟、盏、托、罐、杯等常见日用器外,还有鸟食罐、香薰炉、乳钉纹花盆等,宋人“品茶”“熏香”“逗鸟”“养花”等闲适生活场景浮现在世人眼前。
“那片古窑址的挖掘,是因为修路时开挖掘机的师傅从地上捡到了一块线绘鸳鸯嬉荷纹盘的青瓷碎片,这块碎片外底还刻有‘内坊’款铭。据《通典》《续通典》等记载:‘内坊’是唐代太子内坊简称,太子内坊初属东宫,后成为皇宫内侍省六局之一。因此,这块瓷片是当时为宫里烧造贡瓷的证据,证明了该地窑址产品档次非常高。”作为花园山窑址考古挖掘领队的罗鹏回忆。
就是因为这个花纹精美、落款清晰的碎片,经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批准,就在方圆100平方米开始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发掘。
顶着酷暑,罗鹏蹲在现场,指挥着考古队的工人按照由晚到早的顺序逐层往下挖:“第一层是现代物品,第二层、第三层、挖到第四层,都是宋代窑址青瓷产品和窑具的废弃堆积,最深处距地表约1.5-2米。”
每一块从地底下挖出的瓷片,罗鹏都要仔细看过。出土瓷器有粗品和精品两大类,粗品主要是民间普通日用瓷,种类有碗、盘、杯、盏、钵、罐、洗、盒、韩瓶、执壶、灯盏、唾壶、水盂、器盖、脉枕、灯管、花盆等十多种器形。其中以碗、盘数量居多,盏、碟次之。精品如细线划花“内坊”款盘、高圈足龙凤团花纹碗、鹦鹉纹、团花纹碟等可能为越窑贡瓷,部分产品与上林湖窑场相似,但亦有本地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北宋早期瓷器上装饰纹样题材丰富,涵盖了宋代流行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海波鱼跃等深受百姓喜爱的图案,纹样有龙凤、孔雀、鹦鹉、乌龟、荷花、团菊、梅花、海波等各种题材,其中龙凤纹、团菊纹、孔雀纹、鹦鹉缠枝花卉纹等图案的瓷器曾在台湾澎湖列岛海底沉船上发现过,瓷器上的孔雀纹图案也成了台湾学者著作《五代越窑在澎湖》这本书的封面。 “
这也说明了那个时期东吴生产的瓷器,不仅进贡,而且外销,与‘海丝’有密切联系,证明该地北宋时期是一处重要的越窑青瓷产区,为研究越窑贡瓷、越窑系工艺及空间分布和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实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罗鹏说。在那次发掘中,出土瓷片、器皿有上万件,罗鹏都一一拍照建档。今后,这些成果会继续加以整理,最终转化成考古报告。
图|2017 年 5 月罗鹏在鄞州区 进行窑址考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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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古工作者在书里调侃自己的职业:“上班如同上坟”。
对于许超来说,2019年7月至9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横溪镇的凰山岙地块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一口气下到了200余座地下古墓中,这样的程度还谈不上密集。
许超告诉记者,凰山岙地块是配合基建进行的考古发掘:“这个区域与发现羽人竞渡纹铜钺的云龙甲村相隔较近,在前期做了考古勘探后,去年开始了古墓葬等考古发掘。”
合作挖掘的两个高校团队都比较专业,但许超自己也是天天在那里盯着,200余座古墓,他都一一下去查看,一共出土了300件物品,他也都亲自验看过。
“从汉六朝到明清,相隔的年代跨度较大,早期的墓大多被盗过,能够确认墓主信息的较少。”许超还告诉记者,这些不同时期的墓里,陪葬品也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有的还很考究和精致,如在一处东汉的墓里,发现排水管竟然是瓷的,一些明清墓里的戒指、簪子等饰品非常漂亮。
和罗鹏经历的那次东吴古窑址发掘一样,凰山岙的发掘也在夏天,山岙没有植被,考古队员们整天被烈日暴晒。“发掘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比如那个地方是无人机禁飞区,无法航拍,自己搭梯子在光秃秃的山岙上拍照片难度太大,后来经多方协调,终于获得临时许可。”许超说。
那次挖掘中发现一些墓砖铭文有些熟悉,后来一考证,与几公里外栎斜山头出土墓砖是一样的铭文,这说明当时墓砖作为商品流通的情况。此外,还发现一面唐宋时期的铜镜,与台州寺庙出土的铜镜也是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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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院是佛教高僧涅槃往生后全身或舍利的安息之地。塔院考古,无论是对领队罗鹏还是其他宁波考古团队队员,都较为罕见。
展览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天童禅寺塔院考古展示区。那些形制各异的卵形塔、承座、棱柱、须弥座及塔铭等,放置其中,令人从深深的禅意以及被岁月风化的石刻中,解读到天童禅寺丰厚的文化底蕴。
1700余年前,距离宁波市25公里的太白山麓中,一位僧人在此结茅修持,2018年9月,这位开山祖师—义兴祖师的塔院被发现,由此拉开了天童禅寺塔院考古调查的序幕。
卢家岙塔院考古调查的现场,最初是许超去的:“2018年8月,接到发现义兴祖师塔信息后,我被派去调查,从现场的遗迹现象看,可以确定这不会是晋代的遗存,应该是较为晚期的。”
在鄞州区文保中心以及天童方面的坚持下,罗鹏带队开始了卢家岙塔院的考古调查:“从现场看,难度比较大,毛竹杂草遍地,难以看出墓室情况,我们分两组行动,一组清理塔院地表环境,另一组带着洛阳铲,一米一米勘探,看周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祖师塔院。”
整整三个月,罗鹏驻扎在东吴,白天指导考古现场清理,晚上翻阅大量资料,整个项目下来,罗鹏几乎成了天童塔院专家。
勘探过程中,罗鹏也随时跟进记录,卢家岙一带山路崎岖,有些地方几乎没有路,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山上毛竹密集,考古队员天天被蚊子咬出一身包。最后证明卢家岙除了义兴祖师塔院外,附近再无其他塔院。
但还是有不少令人惊喜的发现,比如清理出了墓室、围墙、拜台等组成的塔院格局,在墓底发现三列南北向地坪石板,其上的金钱孔地漏装饰是明代世家大族地坪常见纹样,还有南宋时期的瓷片等。
据罗鹏推断,这里不是义兴祖师的原始塔院,很可能是后世为缅怀开山祖师而修的纪念塔,时代最早可追溯至南宋,现存建筑遗迹从明代到民国,屡废屡修。
罗鹏还花了一星期绘制了《天童禅寺义兴祖师墓园平面示意图》,将塔院、僧院的建筑格局予以还原:“这一考古发现,让天童禅寺及东吴镇当地干部群众对天童禅寺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和对历代祖师塔院的寻找、修葺和保护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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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罗鹏就此与天童禅寺塔院结缘,不到一年里,他再度主持天童禅寺唐岙左陇塔院考古调查。
这次考古调查,是因为东吴镇天童村党总支书记史习忠发现一块雕刻有莲花的石刻,石雕的莲花瓣及莲蓬栩栩如生,异常精美。
“塔院位于天童禅寺西南部,太白山脚下唐岙,该地山高林密,一开始都没法进场,只能把茶树都砍掉,露出地表后方可进入。”罗鹏介绍。
和卢家岙塔院不同的是,这一次考古队探访塔院及其地宫没有再用洛阳铲,因为洛阳铲或多或少都会对地下文物造成损坏,选择采用探地雷达无损探测;同时,利用RTK测绘仪器对遗址范围、石构件和道路进行了测量,RTK技术的采用使得绘图更加精确和规范;利用无人机对整个塔院遗址进行了航拍和三维信息采集,建立了塔院区域的数字化三维模型,立体生动展示了塔院的格局及全貌。
在三个多月的调查中,考古人员清理了古道,确定了重点调查区域,还尽可能寻找与当时生活相关的房址、水井、水塘等遗迹遗物。
在对唐岙地块祖师塔院的遗址调查中,发现了宋、元、明、清、民国时期12位天童寺重要住持禅师塔,132件禅师塔石构件和残瓷器,填补了天童禅寺史志和文献中关于高僧塔院位置记载的空白,也是宁波宗教史和宁波文化史的见证补充。
“最后弄清楚了9座禅师塔的身份,有的通过铭文直接确定,有的通过各种石构件位置结合史志考证,有的直接从史志的线索中推演。”罗鹏说。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了一座南宋时期大墓,是在唐岙北侧更高的山坡上发现,因为是调查,未进行深入发掘,根据墓砖和石构件判断,墓主身份不低,可能是某位高级官员或天童禅寺高僧。
对于罗鹏来说,此次唐岙塔院考古,发现成果丰硕,尤其是发现的带铭文卵塔等宋元时期石构件弥足珍贵,以实物形式印证了佛教文献中“无缝塔”的记载,为佛教高僧塔院布局及舍利塔安葬方式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参考。他自己也从中收获了大量佛教文化、天童禅寺历史、海丝文化、禅宗经典等知识。
图|2019 年 6 月唐岙塔院调查 发现南宋应庵昙华禅师塔现场 合影(左起:沈黎、罗鹏、金琪军、 诚信、史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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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鄮县故城考古勘探
“阿育王山之西,公式山之东。”公式县初设于秦代,汉六朝时期隶属会稽郡,直至隋开皇九年(589)被并入句章县,前后历时800余年。
2018年3月,国家级课题“宁波地区古代城址考古工作计划”中的公式县故城考古调查启动。在此次考古调查中,采用了遥感考古分析研究和激光雷达地理数据采集等手段,共完成了100平方公里的地面调查和170余万平方米的勘探。
对于考古工作者,无论是调查还是发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是常态,找到了则是惊喜。
大多数时候,许超和队员们就在野外的路上,在认为可能的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
许超表示,需要寻找到城墙或者大量那个时期的与城市相关的生产生活遗存,来证明古城址的存在。
在两年多的寻访中,依然没有找到关于公式县古城址的实物见证:“后世文献对城址具体位置的记载,以及我们再对传世文献进行解读,都可能会出现偏差。这一带唐代以来就是人们频繁活动的区域,尤其是近代的生产生活致使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也可能造成了历史信息的丧失。同岙、宝幢一带居民密集,我们甚至连个理想的试掘点都找不到,只能等待合适的机会再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
不过收获还是有的。“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多处古墓葬群和窑址,采集到墓砖、青瓷器等各类遗物标本,虽然没能直接明确公式县故城的具体遗址,但为探索小浃江流域汉唐时期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许超说。
来源|鄞响客户端
作者|戴亚红 吴海霞
鄞州的名称的历史渊源谁知道?
宁波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为越国地,战国中期以后为楚国辖地。公元前222年,秦定楚江南地,置鄞、鄮、句章3县,属会稽郡。两汉、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3县除隶属的州、国和郡名时有变动外,其区域范围基本未变。隋开皇九年9589年,3县同余姚合并,称句章县,县治置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会稽郡。唐武德四年(621年),改置鄞州,设州治于三江口(现宁波老城区);武德八年(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明州,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也在小溪。唐长庆元年(821年)州治从小溪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为其后一千多年来宁波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记载,宁波最早的城垣为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刘牢之所筑,称筱墙,故址相传在今西门筱墙巷一带。求鄞州区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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