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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Ⅰ号”沉船正射影像(2018年底)。
图为“南海Ⅰ号”沉船的德化窑青白釉印牡丹纹六棱带盖执壶。
图为“南海Ⅰ号”沉船的金项链。
图为“南海Ⅰ号”沉船的磁灶窑绿釉菊瓣花口碟。
图为“南海Ⅰ号”沉船的龙泉窑青釉折腰花口碟。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奋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书写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新篇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本版特别策划推出三篇文章，力求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出发，回望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历史，展现中国文博工作者的文化情怀与传承精神，展现遗产保护事业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编者
800多年前，一艘满载货物的南宋商贸船消失在茫茫大海中。800多年后，它从海底被整体打捞出来。为了揭开它身上承载的秘密，考古人乐此不疲，中国的水下考古也因为这艘船开启了新航程。
目前所见保存最为完整的宋代远洋商船实物
1987年，广东台山海域发现一条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此后30多年，针对这条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南海Ⅰ号”宋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14万件各类船载文物，并获得数万枚铜钱和重约百吨沉船凝结物及铁器。
“南海Ⅰ号”沉船现存长度22.1米、最大宽度9.35米、残存型深3.3米。船舶的上层建筑无存，且甲板以上部分已大多缺失，但甲板以下的船体基本完整，是目前所见保存最为完整的宋代远洋商船实物。沉船整体形态宽扁，船艏平头微起翘，两侧船舷略微弧曲。船舷上部和船壳为三重板结构，板材之间用木榫卯或者铁质、木质铆钉连接固定，建造船舶的木材类型多样。综合形状结构、制作技术和木材组合方面的特点，不难判断出“南海Ⅰ号”是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的“福船”类型。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福船”实物，其船体结构(如船形、龙骨形态等)、航行属具(如桅、舵、碇石等)、建造手段(如壳板结构、船板固定方式等)为研究南宋时期的造船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
“南海Ⅰ号”的船货以陶瓷器数量最大，基本都产自中国南方地区的各窑口，如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磁灶窑、义窑、罗东窑等，以青白瓷和青瓷为多，并有一定数量的绿釉、黑釉和酱褐釉陶瓷产品。虽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但它们都是具有盛放、存贮功能的日常生活器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器以花口或芒口碗、花口盘和瓷盒为常见，胎白壁薄，器物内部装饰印花或者刻画的叶脉、团花、婴戏等纹饰，非常精美；龙泉窑的青瓷在船货中占比较大，器类简单，主要是葵口或者菊瓣纹碗，也有一些盘和小碟等，流行刻画的莲花、荷叶纹或篦划纹装饰，简练生动；德化窑的青白瓷器类型最丰富，多装饰印花花卉纹。磁灶窑的陶瓷器包括酱釉、绿釉、黑釉和青釉等不同类型。部分绿釉瓷器的造型和纹饰模仿金属制品，显然是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
从“南海Ⅰ号”的船体结构和船货中瓷器情况分析，该船极大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据《诸蕃志》《岭外代答》等文献记载，南宋时期与泉州进行贸易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多达50余个，范围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都有可能是“南海Ⅰ号”的潜在目的地，而对沉船上那些域外风格金器的产地研究或许能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至于“南海Ⅰ号”沉没的时间，据考古发现的带“丙子”纪年的器物和铜钱中最晚的乾道元宝，推测为南宋晚期(公元1216年或者稍晚的年份)。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载“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可知宋代海商有利用季风航行的习惯，由此推断沉没的具体时段有可能是东北季风盛行的年末。
中国水下考古创新性挖掘与保护的经典案例
“南海Ⅰ号”沉船的发现是促进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动因之一。围绕其展开的调查、勘探、打捞和发掘工作已持续30余年，而针对沉船本体和出水文物的保护工作在未来仍将继续进行。可以说，“南海Ⅰ号”沉船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全过程，也是中国水下考古不断创新的经典案例。
对于水下文化遗产，考古学家往往会根据遗存保存情况和保护难度，选择性地采取原址保护或原地发掘等不同方式。由于“南海Ⅰ号”沉船受到海洋生产、非法盗捞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并不适宜；沉船海域几乎为零的能见度和复杂海况又使得以水下考古方式进行的原地发掘无法科学实施。面对这一难题，中国水下考古专家创造性地提出“整体打捞”的方案，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后期室内发掘和异地保护。
经过两年多的反复实验和多学科论证，“整体打捞”方案这一从未被尝试过的水下文物保护新思路得以实施。2007年4月，整体打捞项目正式启动，历时8个多月，先后完成沉船外围的散落文物清理、沉井定位与下沉、穿引底托梁、沉箱起吊出水、气囊拉移进馆等主要技术环节。至12月，装载着“南海Ⅰ号”的巨大钢沉箱被拉移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存放，“整体打捞”工作圆满完成。“南海Ⅰ号”沉船的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是我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创新性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仍在继续。2009年和2011年，考古工作者对保存在博物馆中的“南海Ⅰ号”进行了两次考古试掘。在检验古沉船及其所载文物的保存现状、提取不同材质文物标本进行出水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同时，还针对沉船在博物馆内的特殊保存环境尝试了水下、干式和湿式三种不同的考古方法。综合这些考古方法的优缺点，考古学家提出了融合田野考古与水下考古技术的“饱水发掘”新思路。2013年11月，“南海Ⅰ号”的全面保护性发掘启动。考古工作以钢结构沉箱为依托，采用探方和船体隔舱相结合的方式，按照“先船外后船内、自上而下逐步清理”的程序循序渐进。
实践证明，“整体打捞”和“饱水发掘”将沉船考古变成可长期进行的精细“实验室”发掘，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历史信息和空间关系的完整性、原真性。此外，“南海Ⅰ号”考古项目采用的“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策略，成为公共考古和博物馆服务的新尝试。配合考古发掘建成的智能测绘平台，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手段全程进行二维、三维数据采集，为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信息探索出一条新技术途径，开创了多学科、跨学科联合开展沉船保护的新模式。
船载文物背后承载着诸多考古课题
沉船及大量精美船载文物的发现，慢慢揭开了“南海Ⅰ号”的诸多谜团。
“南海Ⅰ号”沉船的艏艉部均有残缺，清理出的14道横向隔舱壁板将船体区分为15个舱室，隔舱宽度约0.6—1.2米不等。多数舱室又用薄隔板沿平行于船体轴线的方向分割成左、中、右3个小隔舱。除船艏的舱室暂未发现船货外，其他各舱室内均装载有大量货物。目前，对这些船货的组合、产地、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认识还比较初步。船货的包装和存放方式也是有趣的课题。考古发现，“南海Ⅰ号”的船货装载有一定空间规律，如瓷器类船货均置放在船舱之中，铁器一般放置在甲板上以及部分船舱的上部，漆木器、小件金属器、钱币和朱砂等的散落空间，显示其原来装载于木船中后部或者船体上层建筑之中。为有效利用空间和保障货物安全，船货的包装方式也颇为讲究，如瓷碗多以10或20件为一组，器物间隔垫草叶或秸秆，其外再以薄木板条或竹木条、竹篾捆扎；大型陶瓷容器往往装满了小件器物，形成“大套小”的包装；铁锅5口或10口为一组用竹篾和藤条打结成圆圈垫隔，成组捆扎后倒扣或侧向成摞码放；铁钉则根据长短大小，20或35枚尖端交错放好，然后以竹篾和藤条捆扎；漆器则采用竹篾、棕榈叶等编织的竹箧笥、草叶篮子等装置。“南海Ⅰ号”沉船的中后部，发现竹篾编织的竹篮、竹笼、竹箧笥，里面套装有瓷罐、银铤、漆木器等。
“南海Ⅰ号”的考古成果为认识古人航海生活提供了重要素材。日用瓷器、砚台、木梳、铜镜、金属指环可探讨古人起居；人骨、木质印章、陶瓷器上的墨书文字、佛像挂件等可分析船上人员的族属、身份；金银货币和小型衡器的发现，是研究南宋时期币制和计量的宝贵资料……
日前，根据这些翔实的考古资料所策划的《大海道——“南海Ⅰ号”与南宋海贸特展》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400件套“会讲话”的文物，将为人们全景式地展现南宋时期的海洋贸易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作者为广东省博物馆馆长)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6日 08 版)
我国水下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具体有哪些新发现？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会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文昌县博物馆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在海南省文昌县凌豹港进行调查，发现一艘清初沉船，船上载有铜饰、铜锣、铁锅等生活用品，很可能是从广东运往海南时在凌豹港沉没的。船上发现了李勇铜钱，证明该船是清初南明的一艘沉船。这一考古新发现非常重要，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正在顺利进行。
十大考古发现包含了很多领域的古物，真的很神奇，很深刻。此次发现包括河南徐杨墓地、江苏土山二号墓、吉林磨盘村山城遗址、贵州新区赵国栋遗址等。这些网站非常有特色和吸引力。这些重大考古发现都是早期人类。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聘请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广东新会县官冲乡银洲湖怪石附近水域，采用声纳探测、潜水勘探等手段，对河底进行调查。
结果在崖门炮台水域发现一处沉船遗址，并收集到一块船板。经14C测年，确认船板日期为690年前60年，与史料记载的海战日期大致相符。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博物馆合作，结合遥感物探、水下勘探和陆地调查，再次对以鄞州湖怪石为中心的区域进行了宋元时期崖门海战遗迹的全面调查。
这一考古发现意义重大，为人类发展留下了深远的意义。这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遗址，比如浙江余姚的井头山遗址，陕西少陵源的十六国墓。还有很多考古发掘单位，对中国考古有很大贡献。这些单位包括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研究所、赵国栋遗址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所是很有代表性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里有许多杰出的考古专家。这些专家有丰富的考古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很有意义。这些知识可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这些知识大部分来自现场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些都是杰出的科学家。
我国有哪些重要的水下考古成就
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二十余年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