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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
【编者按】在追溯中国文化渊源的时候，一般都止步于孔孟时期。而随着史前考古的发展，这种追溯有了神话传说之外更切实的途径，因为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就在那里，遗存所反映的中国文明发展过程就在那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不是某一点的突破，而是一个体系的建立，其根源是以农业起源为基础的文化格局。中国与西亚的农业起源都始于一万多年前，两地都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后形成了文明，以西亚农业为基础的文明，还包括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河文明在内，都发展中断，而中国文明绵延不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两大农业起源中心，有更加巨大的缓冲空间，农业结构稳定。上万年的农业生活给中国人留下了勤劳的美德，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给中国人留下了文化包容的优点，这些文化基因代代传承，融入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
在新著《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中，陈胜前进一步呈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基因的探索与思考。首先溯源文化的演化过程，确立文化的三重结构；然后溯源中国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分析中国文明形成的格局；最后深入到文化基因的层面，探索中国文化的渊源，结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探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陈胜前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他的学术经历、中国的古国时代、中国的文化基因等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澎湃新闻：请您谈谈求学经历，您是如何选择考古专业的？
陈胜前：我小时候对历史、地理比较感兴趣，特别爱看地图，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常常在谷歌地球上看地图，去全世界“溜达”。中学时代，我对考古的了解很少，看的只有《中华文物大观》《世界文化之谜》《历史大观园》之类的课外书刊。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那时候它刚刚面世，我在县里的新华书店看到这本书。
我1989年参加高考，本来想报历史专业。那时候的招生简章就一页纸，我看见上面用钢笔字写着“考古2”，就问老师这是啥意思，老师说这是昨天新加的专业，我说我就报这个。他当时的反应似乎是觉得我“朽木不可雕也”，因为我考了学校的第二名，他希望我报法律、经济这一类，结果我选了这么一个冷僻的专业。
可能因为是学了比较感兴趣的专业，我学得还可以。1993年，我考到北京大学读硕士。在读硕士的时候，我考了GRE。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英文水平是不行的，新东方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培训出来。刚开始做题的时候，只能考1200分，但几个月时间里就把分数提高到2000多分。那时候俞敏洪经常在中关村礼堂上课，几百人在一块儿，清华、北大、人大学生最多，学院路“八大学院”的学生也来了不少。现在想想，挺感谢新东方学校的，也感谢时代，给我们提供了留学机会。
澎湃新闻：您为何选择旧石器考古方向？在美国留学有哪些经历？
陈胜前：硕士方向之所以跟随北大的吕遵谔先生学旧石器考古，是觉得旧石器考古跟国际的接轨度更高一些，它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我始终有一个科学梦。1996年，我硕士毕业，去自然博物馆工作了两年，然后就申请去了美国。
我的运气不错，申请到温道夫（Fred Wendorf）门下。温道夫主要研究埃及史前考古，1984年时就是美国考古学会的会长，1986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对学生很好，有君子之风，严肃、温暖。古今中外修养比较好的人，气质似乎都差不多，“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温道夫是做野外工作的，人缘特别好。不管是在中国考古界还是世界考古界，凡是经常做野外工作的人，其人缘一定很好，因为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有些地方不让你挖，挖就坏了我们家风水；有些村子不让你挖，挖掘影响我们在这儿干活；还有镇里的、县里的、市里的各个部门，都需要去协调。所以能做野外工作的人都是人缘特别好的，他们得能和底层的农民、上面的官员打成一片。
宾福德（Lewis Binford）虽然在学术界的名望很大，但是他的人缘不是很好，他的个性在全美国考古学界都是很有名的，但是他跟温道夫是特别好的朋友。宾福德决定离开新墨西哥大学后，温道夫就把他引进到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温道夫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特别有声望，当时是学校唯一的美国科学院院士。
宾福德更像一位哲学家，思辨性很强。虽然他很有名气，但听说他的学生很难毕业，所以我一开始没敢申请他。我跟着温道夫上了一年课以后，他要去埃及发掘，但是我的课程没修完，不能去埃及，不去埃及也就做不了埃及考古，写不成博士论文。我觉得我还是对中国的东西更感兴趣一些，于是他们一商量，就把我转到了宾福德的名下。
宾福德长得像苏格拉底，轮廓的立体感很强，白胡子。我跟他谈话时会觉得很累，因为西方学者思维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英语有着复杂的从句，这跟汉语不一样。反复的限定从句加上逻辑性的思维，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印象中本科生好像基本不上他的课，他的课主要面向研究生。第一门课程我就跟得很累，那个课主要是讲农业起源的，宾福德把复杂系统理论融入了课程里，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听考古就已经很费劲了，然后又要学习最新的研究理论。当时How nature works：The Science of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这本书出版不久，他就把它作为学生的阅读材料了。
这本书的作者当时做了一个很前沿的研究，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在书中讲到沙堆模型，就是一堆颗粒高度均匀的沙子，从上面往下让沙粒均匀地往下掉，形成了一个沙堆，这个沙堆往上加高，但不可能无限加高，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崩塌。崩塌不是一粒沙一粒沙地崩，而是会产生雪崩效应。实际上，沙堆模型讲的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就跟堵车一样，你不知道哪一辆车突然停了一下，然后整个城市随之瘫痪。书里的这个观点，被称为“自组织临界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些文化现象。
澎湃新闻：宾福德对您有哪些影响？
陈胜前：主要是在理论方面，包括他著名的“中程理论”。中程理论其实很好理解，原来的人类行为系统都不复存在了，必须要通过“物”来推断当时人类的行为，推断当时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用静态的东西推测出一个动态的系统，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
如何跨过这个鸿沟呢？现在我们国内考古学基本上是用一种办法：先发掘，把整个空间完整地揭露出来，然后送实验室进行鉴定、分析，再推断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对“物”做了很多材料分析，包括化学分析、物理分析、生物分析等等，但这些信息是零碎的，从物质遗存到整个人类行为系统之间的距离还是太远了。
就好比你要修一座大桥，必须先修一座辅助的桥梁，中程理论就是那座辅桥。宾福德跟我们讲过自己的经历。1960年代末，他跟法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博尔德（F. Borde）合作，研究法国的一个莫斯特遗址。法国人做旧石器研究是世界知名的，他们的工作非常精细，每一件东西出自哪里，都记录得非常好，这个遗址的保存也非常好。当时，宾福德做了很多精细的测量，资料装了两个大铁箱子，没法坐飞机，只能坐船回纽约。在船上的时候，宾福德心里就在想：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吗？器物有多大、多重、什么质地，统统都能测量出来，但无法从中“测量”出古人。我们能得到的是具体的“物”，而不是它们背后的古人。这种认识让宾福德感觉很挫败。
宾福德本科是学自然科学的，他当时研究考古学的一个想法是，通过大量材料的定量分析，就能得到一个有关古人的定性的结论。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考古学不是研究当代社会，而是一个早已经消失的社会，而且考古学家研究的可能只是这个社会里面百分之零点几的信息，考古学家想了解整体，但统计到的那点资料相对整体来说还是九牛一毛。
宾福德就想，我能不能找个地方去看一眼，哪怕只是近似的。法国的莫斯特时期大概是个冰原环境，跟阿拉斯加很相似，然后他就去阿拉斯加，观察爱斯基摩人是怎么利用这些宏观空间、微观空间的，还发掘了一些他们历史时期的遗址。宾福德前后在阿拉斯加工作了三年，收获非常大——相对于莫斯特，阿拉斯加就是一个“中程研究”——考古居然还可以这么干，他的研究方式震撼了很多人。
宾福德还有很强的提炼能力，他能从民族志里提炼出模板来。提炼模板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我讲过考古和刑侦很像，我们到一个地方，都会“保护现场”，然后全面介入，不要动那里的东西，然后拍照记录、测量、送实验室，这些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刑侦比考古做得好，刑侦工作者会提出假说，他提出假说的时候，并不是说这里有个杀人现场，全中国14亿人就都有嫌疑了，刑侦是有几个模板的，凶杀案有可能是劫财、劫色、仇杀，也有可能是变态杀人等。然后，根据分析所得证据，确定模式，再去寻找嫌疑犯，这样做会极大地提高效率。
但对于考古而言，我们的模板太少了。在国内，考古工作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挖了一些器物之后进行测量、照相、分析，出具一个考古报告，把多学科的东西放在背后做个附录，更深一步的研究很难做。所以有学者戏言，搞旧石器考古，初中生就够了，会拍照、会画图、会发掘，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起模式，这些模式是需要通过中程理论以及其他理论研究来实现的，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些模式。
宾福德的贡献不仅仅是中程理论，他还提出考古不能只靠归纳，而还要演绎，要从上往下把那些大的理论演绎下去，这就可以弥补归纳法的不足。归纳法当然很重要，但归纳法是完全依赖材料的，材料就这么多，很多学者之间又互相打埋伏，你不告诉我，我不告诉你。这个时候演绎法就很有用，我可以从很多理论，比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论入手，材料还是同样的材料，但是解释视角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跟宾福德是一样的，比如研究理论、农业起源、遗址形成过程等等，这些都是他感兴趣的。所以，这是师生之间的一种缘分，老师对学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之所以选择这位老师，因为自己跟他比较相似，不知不觉间你读他的书、上他的课，再一起讨论，然后你就受了影响，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后来，我更多研究石器，而宾福德在美国有更多民族考古的机会，方向就有所不同了。
宾福德（左）与温道夫（右）
澎湃新闻：考古推理也好，历史推理也好，您能接受多少想象的成分？
陈胜前：这个问题很好，这其实是考古学很难解决的“古今一致性”问题。某些方面的古今一致性是很好解决的，好比说我们研究石器，石头在古代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打下去裂了，古人打下去也是会裂的。比较难的是研究社会形态、意识形态，但如果说我们只对社会形态做一般性判断的话，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某个地区只有狩猎采集，我就知道当地不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是跟工商业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当地也不会形成城市。我之所以做出这些推论，是因为存在一个“大框架”的古今一致性，但如果要具体到当地社会形态里一些更细微的差别，可能就做不到了。
所以，宾福德的理论后来遇到了困难，一些比较浅层次的古今一致性，比如经济方面的、生存方面的，还可以得到解答；一旦涉及人的能动性方面，比如精神性的东西，就很难解释了。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学从“过程考古”转型成“后过程考古”。
在推理的时候，大家经常质疑的也是这个问题，从民族志得到的信息跟古人实际的状态差别很大。再拿石器来说，石器的制法可能是古今一样的，但用途的差别就太大了，无法用今天的生活跟古人的生活做类比。
澎湃新闻：考古学家常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胜前：我觉得这个问题取决于情境。得看这句话针对的是什么，如果针对的对象不合适时，就是一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能证明什么？什么东西都证明不了。按照波普尔的话，你只能证伪，不能证实。无论用多少材料，都不可能证实什么东西，更何况考古能挖到的东西是非常少的。
目前来说，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60平米就是大型发掘了，挖60平米就要反映古人完整的生活，你觉得这里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即使像庞贝古城那种遗址，也并非保存了当时整体的面貌，有机物烂掉了，很多东西由于地层的挤压改变了。原来我们都认为庞贝古城是“凝聚的一刻”，其实它是“扭曲的一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真实。
很多时候，考古就像盲人摸象，都只摸到了一块皮，如果你心中没有象的话，摸到的那一块皮几乎什么都说明不了。所以考古学家首先得知道这儿有头象，而且知道皮跟象是什么关系，这是特别重要的。“考古在田野”，当然，考古学家要去田野挖实物材料，但是仅仅靠实物材料是不行的，所以也可以说“考古不在田野”，考古学家需要去了解很多背景性的知识。
澎湃新闻：您能否描绘一下古国时代中国的社会图景？
陈胜前：这些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是有很大收获的，我们对古国时代的整个脉络已较为了解了。我比较赞同考古所王巍老师他们的说法，即把古国时代分为前后两段。后段大家现在都比较清楚，像石峁、良渚、石家河，实际上都称得上是文明，规模很大，大型的城址、水利枢纽都开始出现了。在古国时代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像崧泽文化就属于这个阶段，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分化了，我们把这个阶段叫古国前期。
以前我们的历史书常说人类社会存在一种原始共产主义，认为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不能一概而论。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有的社会就不是那么平均，比如贾湖遗址。贾湖遗址里有丝绸，考古学家从土壤里提取出了蚕丝蛋白，还有酒。这些东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的，只有部分人有权利享受这些东西，说明存在身份的分化。这些人会利用自己的身份，用龟甲进行占卜，通过神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天真的人类学家》有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作者当时在非洲的喀麦隆做田野调查，结束后，他觉得很开心，就买了一头牛请当地人吃，结果所有人都说牛肉不好吃，但明明牛肉做得很好。后来他才明白，是自己体现出来的优越感引来了当地人的反感。但这种优越感若是冠以神的名义，就能摆脱约束——不是我优于你，而是神让我优于你——这就能让人接受了。代表神的这个人，还能借神性建立威望。早期的权力基本上都是跟威望、神性联系在一起的。
即便是古国时代后段的那些王，比如良渚文化中的王，也不是依靠军事权力，他凭借的也主要是一种神权建立起来的威望。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神与自己的血统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突破，意味着权力可以世袭，我儿子的血统实际遗传的是我的神的血统。神以前是我们这个族群的共同祖先，后来就变成我一家的祖先了。人类学家在缅甸高地调查时就发现了这样的例子，神一开始是属于大家的，后来慢慢就变成一家的。
古国后期时，一种较稳定的、中心化或者叫集权化的政府出现了。像良渚这么大的水利枢纽，必须依托这样的政府体制才能实现。那个时候社会已经分层了，有人从事手工业，有人专门进行祭祀，也有农民，甚至可能有专门的武士。
古国时代是一个讲究品德的时代，武力上的强制暴力在这个时代并不占主要地位。古国时代以玉为代表，但青铜时代就不一样了，青铜器有特别强烈的炫耀性、威慑性。而以玉为代表的古国时代，是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一大特色，持续了1500年至2000年。可以想见，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后世一直将玉视为君子德性的象征。
现在我们不太清楚的是，古国前期为什么社会一开始还挺平等的，慢慢就变得不平等了。或许有了生产剩余之后，就开始有社会控制。不同社会的情况不一样。塞维斯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里强调了再分配，就是一群人每年生产这么多东西，尤其是粮食，都需要储存、分配，关键是谁掌握分配权，塞维斯认为掌握分配权的人逐渐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力。但我们从考古中几乎没有看到过这种分配生活资源的情况，更多看到的是分配那种象征威望的物品。这也很好理解，根据当时的交通运输水平，大规模分粮食很困难。但分配一些仪式化的东西是可以的。你跟我混，我就分配你一块玉，你拿着玉，就有身份了。这种仪式化是一种有效降低社会控制成本的手段。
我们现在更多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塞维斯所认为的大规模的生活资源的分配。并且，不同地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比如中国和西亚。中国社会有很强的社会整体性，因为要控制水利，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毕竟洪水来了，无论你在上游还是下游，谁都躲不过，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能一起努力把洪水控制住。因此，中国社会强调整体的利益。而西亚地区就不是这样，西亚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作物种植跟畜牧业是分开的，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者的交换，所以其个体性的发展要更强一些，因为商业交换是以个人为单位的。
陈胜前在湖北屈家岭进行野外调查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能否进一步谈谈中国“满天星斗”式的文明为何没有发展成多个城邦？
陈胜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中国社会的农业的基本形态跟西亚不太一样，这是决定性因素。在西亚，人们作为一个城邦的小群体，保持各自特色，然后互相交换，大家就都能获得好处了。希腊半岛是地中海气候，不适合农业生产，但那里岛屿众多，航海便利。航运的成本低，运量可以很大，这种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当地人通过交换，就能实现互通有无。但在中国，要是各自为政，大家的日子就都不太好过。如果我们选择合作，就能过得更好，这样的合作更多为了应对天灾。东西方都做出了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并没有优劣之分。
我们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各地农业的收成有时是不平衡的，看天吃饭，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调节。在农业时代，中国就实现了对粮食的调配，这是几乎全世界其他文明都没有实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密度这么大，欧洲为什么人口密度这么小。
澎湃新闻：那么中国各个地区性文明，是如何逐渐整合到一起的？
陈胜前：我们从考古材料里可以看到，在进入农业时代后，中国就开始形成若干个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区，每个文化区都有自己的脉络，且都是一脉相承形成的。为什么这些文化区最后会整合到一块？这其实就是中国的由来。
我曾经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早期的都城，最西不超咸阳，最东不过开封，中间点差不多是洛阳，其北面就是北京。若以洛阳到北京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基本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区。谁占领这个核心区域，就意味着能以最短的半径控制最大范围。
对于整个东亚而言，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但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与别地有互动，这种互动此后还逐渐复杂化。各个区域其实是需要互相进行交换的，所以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像李新伟老师就提出，上层人物必须通过交换仪式化的物品来维护自己的威望，他认为至少在社会上层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交流圈。上层人物若是没有这些物品，其威望就崩塌了。
那么在很早的时候，一个文化上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统治层面上的中国，但精神层面上的相互认同已经出现。早期相互依赖的共同体是通过一些比较仪式化的交流形成的，后来就逐渐变得实质化了。
我们常常说游牧群体、农业群体，前者实际上是后者分化出去的。游牧经济有个特点，就是它并非自给自足，而是必须要和农业群体交换，不进行交换，游牧群体的日子就很难过下去，所以，他们的文化中交换和劫掠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群体有一种共生的关系，一起生活在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过渡带，随着气候变化来回波动。这种共生关系也促成了中国的整合。
澎湃新闻：是不是有了一个“他者”，才会有“我者”的认知？如果没有他者，也不太会认为“我们”是一群人？
陈胜前：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像“他”跟“我”这个概念，其实是很现代的。在民族志里面，我们就发现很多族群并没有“我”这个词，所谓的“我”实际上是由很多个部分组成的，你是谁的弟弟，你是谁的儿子，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我”的概念。“我”这个概念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个人有明晰的产权，个人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责任，这一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
我们经常把当代“我”的概念直接推到史前阶段去了，实际上史前阶段并没有那么强的“我”的概念，尤其是早期，作为个体的人是很难在那个世界里生存下去的，无论是狩猎还是务农，都离不开别人的协作。个人只能是这个社会里的某个部分、众多社会关系的一个节点。
澎湃新闻：那么在中国的融合过程中，其实也形成了一些基因上的或者说是精神上的共性，并延续到了现在？
陈胜前：对，前不久我看梁鹤年先生写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讲西方文明主要有两个基因：一个是“唯一的真”，另一个就是“个人”，所以就体现出一种很强的“独断性”。许倬云先生称之为“独断”。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aggressive”，这个词在英文里不仅仅是侵略性的意思，也是一种咄咄逼人、特别强势的意思，你必须跟我一样，你必须信我所信仰的上帝。中国人对宗教是很宽容的，龙王、佛祖、祖先都可以在一个庙里面供奉。但是西方文化圈有很强的排他性，我们当下遇到的一些困难，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文明的冲突。
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就能感受得特别清晰。拿戴口罩来说，西方人认为“我的身体我做主”，戴不戴口罩是我的个人自由，你不能干涉，满大街的抗议，中国人觉得他们难以理喻。其实他们就是这么一种文化，个人高于一切；而我们把整体性放在前面，国家不好个人也就不会好，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这么一种认识。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整体的利益，对个性的宽容度有时不够，但西方相反，这跟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往前追溯的话，为什么基督教能从西方文化里形成，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西亚的经济形态直接影响了欧洲，畜牧农业跟作物农业分开，形成了交换关系。交换关系多，个体性也更强。当然，没有哪种文化绝对优越，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学习。
文化基因跟生物基因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化基因可以习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提文化基因。比如“科学”某种意义上是西方的一个文化基因，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让它变成我们的。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勤劳、包容、平和（中庸），也是非常值得其他文化借鉴、学习的。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国的农业社会一定会发展出“天人合一”吗？
陈胜前：中国农业从一万多年前就开始逐渐发展，在全世界的农业文化中，中国发展得最为系统完整、最为充分。中国农业旱作、稻作的两大形式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进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相应地形成了稳定的意识形态。
小农经济特别强调要准确把握农时，是否准确把握农时决定着能否生存下去。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人和自然协调的观念：你必须顺应农时，顺应自然的气候，顺应土地；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给予作物合适的照顾，它才可以生长。因此，农业生产追求天时地利，形成了一种天与人的协调关系。
中国农业真正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农业文化生态系统，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比较典型的南方农业生产方式，几乎形成了一种物质的封闭循环。山上烧的灰可以运到田里变成肥料，稻田里养鱼，鱼粪可以肥田；收割稻子的时候，部分稻子留在田里，用于沤肥……所有物质一遍一遍的循环，几乎没有垃圾。南方的很多稻田在长期耕作、精细管理之后，并不会出现肥力耗尽的情况，反而会变得越来越肥。这种良性的循环催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整个经济方式都在诠释什么叫自然、什么叫天道。
中国因为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非常长，且农业发展得特别系统，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实际就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农业时代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过度生产。哪怕某个地方生产粮食再好，也不能过多生产，生产多了就烂掉了；而在商业时代，生产多了就可以卖掉，用卖掉的钱再去买其他东西。长期以来，中国的君主相对来说比较抑制商业，因为商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破坏中央权力的整体性。
陈胜前在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做打制石器的实验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考古学家，运用考古学的眼光，对日常生活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
陈胜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以前跟别人说起过打石器的例子，古人从几百万年前就开始打石器了。你要想得到最终成品的话，得先观察原料合不合适，在哪个地方打比较好，思考应该做哪些准备；打的时候必须要集中全部精力，一击必中。人类演化的一大特点就是逐渐对事物有了更长远的思考，最开始，人的状态可能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就想到四季的安排，想到接下去几年要怎么过；再后来甚至要考虑到下一代。
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做一件事时，前期必须做很多准备，在真正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全力投入。我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时候，会建议他们在动笔前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必须全力投入，不要分心。在任何行当里做出一定成就的人，都需要这种全神贯注的精神。打石器也是这样，会打石器的人在打石器时通常有很强的节奏感，每一次击打都能很精准，很少做浪费的动作。把节奏掌握好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审美的体会。打制石器如此，生活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张艳
史前史启示录
陈胜前/文
考古学与史前史
距今1000万至500万年之间人类与黑猩猩分开，距今300万年前后出现众多不同的人类演化分支，距今200万年前人类已经扩散到亚洲，距今7万年前非洲出现最早的艺术品，距今1万年前后西亚与中国史前农业起源，距今5000多年前古埃及开始修建金字塔……如今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识。然而，在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前，红衣主教乌舍尔经过精心研究，把人类 历史 定格在公元前4004年，那一年上帝创造了人类。对中国古人而言，人之由来还是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易经·系辞下》上描述的 历史 已经是农业起源以来的事。从这个角度说，没有考古学就没有人类的史前史。
近读布莱恩·费根（BrianFagan）的《考古学与史前文明》，该书全面梳理了考古学与史前史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考古学在揭示人类史前史上的贡献。作为一名考古学者，平时总是痛苦于考古学能力的不足或是考古材料的匮乏。然而，回顾一下考古学曾经取得的进步，又不能不油然而生几分自豪感。假如真的没有考古学的话，那么我们要摆脱宗教、神话的约束，就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整个人类的思想革命、 社会 革命、科学革命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可能会停滞。考古学这门平时看起来属于茶余饭后闲谈的学问，这门属于荷尔蒙、力比多过剩的学问，其实是人类知识的根基，没有它，许多思想将无以立足。
人类如何演化
费根是知名的考古学教材编写者，极受欢迎。他所写的《世界史前史》已经更新了十几版。他驾轻就熟，把演化的主线、经典的发现以及他个人的体会编织在一起，既清晰明了又丰富多彩。作为读者，纵览人类600余万年的 历史 ，囊括全球的发现与研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是不是有点像上帝一般，悄然地掌握了种种变化背后的秘密？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解释人类如何演化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至今也没有完善的方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属于灵长目狭鼻猴亚目人猿超科……生物学家给了人类在自然界中一个明确的位置，并且建立了人类演化的基本原理，那就是进化论。人是进化的产物。但是人类的进化同其余所有物种不同的是，人类有 科技 知识与手段，我们可以移山填海，可以登月探星；人类有极为复杂的 社会 组织，有国家、公司、军队；人类还有宗教、思想、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在其他物种中都没有看到，我们称之为“文化”。人主要通过文化来解决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像其他物种一样依赖生理上的改变。对于早期人类而言，体质上演化是显而易见的，直至距今20万年左右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人类的物种定名才算稳定下来。人类的体质演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如智齿在退化、头脑更聪明，所有这些都与文化的演化密不可分。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不局限于考古学家）就在体质演化与文化演化之间挣扎。进化论是否可以直接解释人类的文化演化呢？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这部分研究者把文化视为“表现型”，与体质上的演化（基因型）区别开来；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并行不悖，体质与文化的演化各有自己的路径以及相应的演化机制，体质演化有生物基因，文化演化有文化基因，后者的变化机制更强调横向的相互影响，与体质演化上强调纵向（代际生育）的差异有所不同。不论持哪种观点，探讨人类的演化都离不开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越是早期的人类 历史 ，越是强调体质演化，越是强调自然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演化主要还是文化演化，文化是人类的根本特征！
纵览人类演化史，我们一定会为演化的两个方面所吸引：一个方面是人类演化不可避免的趋势，尽管存在不同的演化分支，但是人类似乎是一往无前地走向了以文化适应为主的生存方式，那些仍然依赖体质适应环境的物种最终都走向了绝灭。在文化适应的竞争中，也有不少文化消失。另一个方面是人类演化过程中丰富的多样性，演化也是一个分化的过程，这一点在文化演化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世界不同地区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人类演化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似乎只有一条原则通用，那就是生存下去；但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没有永久的强者，只有灵活变通者才能生存下去，此时，多样性就是选择的基础。人类的演化史生动地演绎了这个辩证的法则。
什么是文化的演化
有关人类的演化，最令人着迷的还是文化的演化，但究竟什么是文化的演化呢？纵览世界史前史的好处，就是有了前所未有的宏观视野与时间深度，尤其是与考古学的实物遗存研究结合起来，此时再来思考人类文化演化的内涵，应当是再合适不过。
如果我们把文化视为人类应对种种困难的能力，那么不难发现，人类的能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向外求、向 社会 求与向内求。先师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讲人类的文化系统可以分为技术、 社会 、意识形态三个层次，意思相近。不过，我觉得自己的说法更好理解一些，或者说，我这里提供的是一种新的理解视角。向外求是指人类利用外物来拓展自己的能力，技术是其中最突出的方面。数百万年的早期人类跟许多物种竞争，人类祖先选择了使用与制造工具这条演化路径。人类没有利齿，但可以利用石片，它可以不断替换，还可以不断升级。人类不但可以用石片切割，还可以用它加工诸如木矛、挖掘棒之类新的工具。从300多万年前石器诞生到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结束，人类的石器技术在不断升级，越来越轻便，越来越复杂，从最简单的石片发展出了弓箭。人类无须有猎豹的速度，利用弓箭就可以远距离狩猎。1万年前后，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面对习惯的食物资源日渐稀疏的问题，但人类发明了农业，驯化动植物，极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获取食物资源的数量。一部人类的 历史 ，就是由一系列人类向外探求的里程碑来标记的。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高度 社会 性的动物。对早期人类来说， 社会 性是生存的必要，栖居在热带稀树草原环境的人类，面临众多食肉类的威胁，采用群体防卫是基本的生存策略。当人类祖先开始直立行走之后，就进一步强化了 社会 化进程。直立姿态的人把自己柔软的腹部暴露出来，更加需要同类的保护；同时人类可以用面容、声音以及解放出来的双手，表达更丰富的意思。进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人在 社会 化的过程中“驯化”了自我：友善、善于合作的人类种群才进化成了现代人类。人类演化与 社会 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为了生存，人类需要 社会 ；而 社会 发展又强化了人对 社会 的依赖。成功的适应必定会带来人口的增加，人口的增加意味更大的社群规模，更大的社群规模意味更多的 社会 交流需要处理，人类的大脑不断扩容。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注意到社群规模与大脑容量之间存在明显关联。除了大脑扩容，人类逐渐有了更复杂的语言，这就像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语言也在不断升级，从咕噜咕噜的声音到音节清晰的词语，再到完整的语句、语言符号、文字……总之，没有 社会 ，也就没有人类智力的发展。
当人类走出狩猎采集时代，发明了农业，其 社会 演化变得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文明”阶段。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追溯文明自然离不开农业。所谓文明，其根本就是 社会 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人类有了复杂的 社会 组织，我们通常称之为国家。解释国家起源的理论很多，费根在书中有简要的梳理。不论是水利假说、战争理论，还是其他的理论，回到本原，都与人类的 社会 性密不可分。当人类面临问题的时候，除了向外探求之外， 社会 无疑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群体防卫、 社会 智力、语言交流，如此等等，都是 社会 性发展的里程碑。然而，我们还需要认识到， 社会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跟解决 社会 问题相比，登上火星都不是一件难事。生活在当代 社会 的人们，对此一定会有深刻的体会。人类有了农业，就有了更多的人口，更大的社群规模， 社会 产生分层；有了农业还有了剩余生产的潜力，也就意味有人可以控制它的分配，“文明”开始萌芽。一部文明史，几乎就是人类解决 社会 问题的 历史 。
人类文化演化的奥秘并不只有技术经济、 社会 组织，真正的奥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具体的问题就是 探索 艺术、宗教的起源。精神世界是人类的内在世界，是人面临问题时向内求的产物。宗教就是人之精神世界的一个避难所。文明史上我们看到古埃及人、玛雅人修建出极为宏伟的金字塔，连偏居一隅的不列颠岛先民也就修建了诸如巨石阵这样的了不起的建筑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工程，往往需要数代人的时间。能够让人们坚持不懈努力的，就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当技术、 社会 都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精神的力量就成了催化剂。精神世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一个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世界；一个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世界；一个按照人们自己思想重新组织的世界。目前已有的考古材料显示，人类最早在7万多年前有了艺术品——指示人类精神世界的诞生，实际年代可能更早。解剖学上现代人在此之后，扩散到全世界，从极寒的北极苔原到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从空气稀薄的高原到极偏远的海岛。能够促使人类完成这些壮举的绝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太多，或是人类的技术足够完备，这里面一定包含着人类的精神追求。心理学家说是因为人类有爱冒险的基因，但也别忽视人类有能够克服现实困难、驱动自我的精神世界。
史前史的启示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兴衰的 历史 。兴衰的对象一开始是种群，有的种群继续演化，有的种群走向绝灭，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进化论的法则。自从人类的文化日渐复杂之后，出现多样化的发展，就像物种的适应辐射一样，兴衰的对象就成了文化。再后来，兴衰的对象成了文明，从兴盛到衰落，我们很容易产生的印象就是，文化或是文明就像物种一样。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它们相似，但不是一回事，文化的演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文化的演化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其他物种中没有如此复杂的现象。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选择了向外求、向 社会 求与向内求三条主要途径。文化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平衡，寻求人与环境的平衡。人类在狩猎采集阶段如此，在农业时代如此，在如今的工商业时代，同样需要如此。末次冰期结束后，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变，狩猎采集时代的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人类走向了农业生产。传统农业时代，中国发展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文化生态系统，最后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农业时代还是过去了，工商业时代崛起，这一次转变中，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环境变化的影响，人类文化的演化似乎是主动地打破了平衡。人类 历史 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环境的制约仍旧存在，最终仍然是要寻求与环境保持平衡。
在文化演化的内部，似乎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中国传统农业 社会 更多偏向于向 社会 求与向内求，而忽视了向外求，由此在技术经济领域落后了。但是无穷无尽地向外索求，尽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随着人口增加到一定的程度，终究要受制于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必须要向 社会 求与向内求，从另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文化的演化中可以看出从技术、到 社会 、再到精神领域（意识形态）递进的过程，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或者说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过程。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到工商业时代，都重新经历的循环。每一次时代转换，都涉及到观念的变迁、 社会 的变革、技术经济的巨大飞跃。
读 历史 总不免会展望未来，文化演化的复杂性是累积增长的，同时是开放性的，难以预测。 历史 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启发人的思考。过于遥远的未来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人跟所有的物种一样，无法离开环境的支持。在人类还无法制造完全人工的环境之前，环境问题仍将是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较近的将来相对更容易把握，我们知道，文化演化中技术经济问题，也是 社会 问题，最终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在三者之间，需要寻找最佳的平衡点。
中国的文化起源,发展
文化的起源博弈圣经著作人说；信仰的文化起源，人们从感觉、思维、意识的观念中，对着时空寻找未来属于自己的铭文日志。
博弈圣经著作人给文化的定义；
“我们把脱离大脑的感觉、思维、意识、观念，向主观、理性、真理、一级一级的私湍增量，称为文化。”
《博弈圣经》以人为本作为文化的开端，按照文化的次序和文化的进程来理解文化，视其为一个开放、动态的进程，正如《博弈圣经》中所说：“其实人类的文化进程无穷无尽，无终无果。”
文化在实践的过程中，只有一次次达成，文化没有成功，只有前行。
文化诞生于谎言,文化又是虚无主义，只有文化才有万能的理性产生当代文明。
中国的神传文化“禅”是第三空间里飘荡的一个“神化迈迈”。迈迈一词是由英国道金斯发明的，博弈圣经著作人把它引入了博弈实体经济学，并用它解释中国的神传文化。
坐禅就是“静思”，人的文化表现就是先用静思创建第三空间，受孕文化开端、再到文化一级一级的私湍增量（从抽象到形象）的进程。正如《科学家濒临死亡前的四个反应》一文中描述的（1）、（2）、（3）、（4），文化中心思想的产生和文化私湍有序形成的思想进程。
（1）、感觉就像是等待一个“点”或者是等待一段蠕动的炫（感觉类似一段很细的橡皮筋）。
（2）、思维就像是两个或三个炫为“迈迈”（思维犹如几个炫在虚幻的梦境中游动、变换、飘荡。）
（3）、意识就像是在当下与其互动、又像是与生命精神动态的三维互动，它就是“神化迈迈”，它创造了意识。意识以自然万物的某些形态为背景，创造了天文数量级的，三维、动态的图像，逐渐地形成了意识流。（意识形态，像似一段无声流动的电影画面。）
（4）、观念就像是渐渐进入七个文化私湍的中心固定下来；成为中心思想。（观念近似一张中心思想的相片、独立的存在文化进程中。）
博弈圣经著作人在《国正论》一文中写道；禅是第三空间里飘荡的一个“神化迈迈”。一个人给别人一个会心的微笑、传递一个友好幽默的表情、就是传递一个“神化迈迈”的文化信息，也是传递一个“文化私湍”，当两个人见面点头微笑时，禅的“神化迈迈”便在两个心灵之间传递。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文段；
“在文化进程中，一个文化信息就是一个文化‘私湍’。私湍是一个文化基因，是瘾魂驱动的欲望，形成的一个文化单位。私湍可以小到一个欲望，一个信息，也可以大到一个学派，一种哲学，一个宗教，一个国家的概念，或一个治国的纲领。私湍是构成生物进化中大小不等的文化基因。在一个非物质私湍基因结构里，有四个特征：左为文化，右为文明，在它们中间再分为上下，上为战略，下为战术。我们就是在这左右上下中间游动。任何个人又是一个私湍，在文化进程中得到大私湍上下和左右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像是生活在私湍文化观念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现在”的观念，随时都处于被监视之中。我们可以想象，私湍像一个神经元的影像，每一个人的文化私湍又被包含在大的私湍里，随时都有触及边界的可能，从而犯下罪过。人生的行为运动就是不断地碰壁，我们用哲学的辩证观点看待它，这都是一次创新，一次进步。私湍任何时候的游动，就像是道金斯描述的文化“迈迈”，即在文化池塘中游泳。当人感觉到一个信息时，文化私湍就已经构成。”
《博弈圣经》曹·国正 著 新加坡希望出版社
《博弈圣经》新加坡第三版 后记
博弈文化盛宴
曹·国正
精神是虚无的，没有个性，在浮浅无知的层面上自我构成，以绝妙的组合与大自然的节奏和谐。
感觉、思维是生理、心理能量的原始开端，从无到有的状态在影子和气息之间进行着灵魂的运动，这个抽象、混沌的体系不可能找到，这是构成文化的初级阶段。文化只有进程，没有核心，是虚无的精神谎言，但又分裂成大小不同的两块。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文化进程的创新战略结构就是国正论里的非绝对对立性。
战略是寻找连续正理、科学的文明实体。
战术是达成局部真理、文明的文化性质。
一个人懂得了文化进程，就走进了产生智慧、文明、科学的发源地。人类在文化进程中，通过自由的激情，在真理之前不可能达到完整性，因为包含了错误行为的那一部分，任何人从未彻底解决这一矛盾。每一个人都有权让自己变得愚蠢，有权犯错，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存在。人是一个神秘的怪物，每时每刻都在矛盾的对立中期待着什么，一旦有了机会，便信口开河地胡说，想创造独有的理论，看似有着健全的理智，其实搀进了主观无知的闹剧成分，异想天开，任意发挥，荒谬之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文化、文明、科学、哲学，只是想证明自己，却忽略了正在表现的正是一个低级文化的残缺过程。人们并没有多少文化，只是简单地对名词的吼叫。文化的无知逐渐神话，与听众的无知共同走到一起，无知的结合赋予了文化进程的和谐，接受未来与过去共同的命运。在非理性的文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因素是复活的文化个性，能对文化人格进行区分。
文化是一个进程，伟大的文化价值在进程的中间。文化不是实现，而是象征，最终以物理世界的存在达到文明。文明是现实主义。大部分人对文化的中间属性持怀疑态度，人们在非物质文化中表现出的正常精神或精神疾病都来源于文化虚无主义。虽然文化价值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灭，任何真实存在的文明还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一次次的文化变成现实，都是精神与物理世界的博弈，也是大自然的一次次呼吸，以国正论相对性的结构永存并进行传递。
人是客观世界的秩序，看到的都是生物行为表现出的国正相对性中极少的那一部分，感觉到的处处都是相互对立的混沌世界，因此人们会感到恐惧。不难想象，就连恐惧也是两种存在，人们会在恐惧中不满足现实的表现，沉迷在另一个世界，并默默地酝酿着创造。
人类在文化进程中，像信徒走进教堂，像管理者走进办公室，像运动员走进赛场，都是进入了一个文化世界，使精神在进程中不朽地演化，一切文化要素在这里给相对性的国正大小进行区分，用自己认为宝贵的东西来创造激情，再进行有价值地混合。所有的灵魂都没有自律的文化价值，人们就是在这个文化的哲学中相互混淆，然后再不同的分裂，不同的对立，所有的人类在文化进程探索中都变成了文化人，在内在的张力中用文化哲学进行着创作。我们把文化中借助国正论的语文学反映，定义为哲学。人们用哲学认识未来。
在文化进程的路上，一个人一生都在寻找精神中的那一半，不如说是寻找精神期盼中的机会，每时每刻都被困扰着，一会儿反复、徘徊，一会儿迷茫、诱惑。我把识别万物实体与性质的是与不是，定义为知识。知识在思想内部接受各种因素的抽象惩罚之后，才会变动一步。每一次变动都是一次博弈（相当于人与赌场的一次博弈），都会得出一个结果。
生物亲序的本性在彻头彻尾的矛盾中认识到国正论相对性是基本常理，当站在实体背景与人形成对立时，实体一方便以博弈世界固有的法则作为战略，包括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经济战略、企业战略等。只有首先洞察战略的定义和战略里的文化结构，才能真正站在大自然的文明实体一边，才能精准地掌握战术者的行为，战略和战术的博弈结构影响着人类的文化、文明和科学，对立的文化属性使人走向单一轨道，实现自我肯定。但在正常的人群当中，绝对有一半或一大半的人属于精神病患者，听起来是骇人听闻，其实这是大自然的博弈实体结构。以往的战略家只知道站在文明实体这一边会占优，但并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战略是赌场，战术是赌客；单位是赌场，员工是赌客；自然是赌场，人类就是赌客。任何利用文明实体威力狂妄地表现出权力、金钱优势的人，一旦离开文明实体独立存在成为赌客时，立刻会表现出渺小而不堪一击。那些不可抗拒的灾难也都是人与自然对抗的失利案例。
相对性的国正论是连着两个世界的桥梁，它中间的第三空地象征着一个可创新的美丽世界，是深刻现实的艺术中心，那里表现出最深刻的精神现实，就是创造博弈结构的无限可能。一切创新突破都介入了人与世界的相际关系，一切创造都是博弈的结果。人与自然、人与背景、人与社会相当于人与赌场的二特性实体结构。不要幻想将已发生过的事件进行回放，特别是公安、侦查、侦探，一直想把不可逆的事件变成可逆，将历史过程再次重现。目前，人们只是在文化进程中用简单的推理来寻找证据，或在从文明再返回到文化进程中的简单逻辑里反反复复，并没有准确给侦察定义。
博弈的结果证明：事件可逆、让事实重现都是违反了大自然的法则，应该从战略和战术的横向对局的第三空地里产生博弈的混合、排序、定性，才可能有所发现。人们利用战略中的六种命题，解释战术中的六种形式，追问是与不是，给战术者的创造行为定性，让文化进程形成一个闭环，从而让战术者优先找到那唯一证据。如果优先确定罪犯是战略特性还是战术特性，就可以确定罪犯的层次，也可以搏猎出领袖和士兵的文化等级。公安侦查、检察侦查在侦查一个罪犯时，就像一个赌客，先定性生物特性行为找到输的原因，再确定输的事实。
战略的定义范式是检验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经济战略、企业战略的模块，这是领导人博弈对抗战胜对手的六法则，可以检验出战略策略的缺陷，也可以检验战略家的能力，罪犯创造的罪恶只包含在战术中。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纲领，战术的特征是创造实在的行为。
人是自然界的个别现象，不是宇宙的高级现象。人是微观世界的中心，贫民无知的追星现象都围绕着他疯狂地旋转，这股旋转的动力，从人们的本性深处腾起，像火山岩浆似的，从文化进程的空渊中喷出。人类的身上隐藏着世界生活之谜，生物行为的问题是精神问题，从文化运动中对好与坏，经过自我的内在分配并自豪的定型之后展现出来，才能得到解释。最具欺骗性的游戏并不是娱乐场，股票的上市是将一些破铜烂铁、有形的、无形的、虚无的，虚拟一个资本的框架，并得到政府和国家货币组织的批准，形成一个博弈战略的大股市潘多拉。一旦上市开盒，一个卖家，无数的买家，形成博弈对局，生物特性的蚁团行为一旦转移并开始了相互博币运动，就不容易停息。其实，几个幸运的股东早已变现逃之夭夭。人的行为结构里没有理性，世界就是用国正相对性这种博弈的形式运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性没有理性，是一种观念，就像承认股市是赌场，但却在经济学里被合法、被默认，托马斯·谢林也是这个观点。道德与博弈的共存一元论是经济学里的默认定律。
优先预测悲剧后作出的忍让是道德。
优先预测胜利前作出的竞争是博弈。
竞争与忍让基本对立，博弈与道德基本对立。赢在博弈，就缺失道德；赢得道德，就缺少博弈。
领导人的行为一半是道德，一半是博弈。博弈是决策优先，道德是对抗默认。超智慧的领导人知道多少忍让，又何时竞争。他们总是寻找战略主题，制定规则，让他人竞赛。
理性是说教，道德是展现。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道德途径，都是为了绝对的自信进行国正论的大小之争。道德与自信没有法纪，是第三空地里游荡的个人意志，那里的灵魂正将演变成智慧，它不是生也不是死，而是新文明的创生。其实人类的文化进程无穷无尽，无终无果。
我们把文化进程中被瘾魂驱动的欲望抛弃了自我之后，自由给予的真、善、美，定义为爱。爱是精神文化过程，真、善、美表现出的高尚感，在瘾魂的作用下，它会俘获，也会出现极小极大地自由跟随，暂时的信任就变成了全部意义。信任并自由地给予和欲意的收入，定义为幸福。人们提倡的浪漫与自由，是动物的本能特性。一个人和多少异性对局，就有多少个行为印象，男女之间对这种印象行动称为感情。感情是依赖，是瘾魂驱动欲望过程中的殷勤创作。感情是精神疫情，发作时使人疯癫成为怪物，这种怪物行为的畸变反而成了鲜活浪漫的感情作品，不然会导致淫乱、婚变、家庭悲剧、自杀、情杀、道德和法制压力。爱的文化进程就是博弈，它的结果是情，爱与情是一个像物又像魂的物势影像，我定义为爱情。所以，谁也说不清人的一生在寻找什么，最终好像在寻找一种废物。
人们急于寻找爱的真理，真理是一个观念在个别情况下判断中现时的体验。真理不计后果，只表现出暂时的意义。一个个局部真理属性的连续性，构成了真理的永恒特征。它不容忍假设，更不允许与谎言并存，因为真理的下一站就是物理世界的证据，那是文明的所在地。
文化的魅力来自智慧的偏见和野蛮，偶然性个案才能进入神秘的创新，当然也会引起争议，我们知道完整和分裂都是世界的面貌。文化的成型到鲜艳、炫耀、敏锐、透彻，才能表现出智慧的辩证和深邃。智慧就是文化进程中独创的执行力。
大自然用时间创造了文化的次序，人类根据大自然双重性和第三空地的优雅产生了博弈智慧的深度。这里引入战略和战术不同时空特性，战略和战术的对局或许可以给侦察定义。这里也是战略和战术的博弈，战术者（赌客）只懂得文化性质，战略家（赌场）还懂得文明实体。文化是一个进程，一个按时间可分的精神演变进程。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这是文化进程。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证据，这是文明进程。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证据、科学，这是科学进程。
文化诞生于谎言，文化又是虚无主义，只有文化才有万能的理性产生当代文明。文化来源于各种各样组织教育机构，来源于不同的格式和理解万事万物非绝对对立的意识态度，用哲学分化的倾向，用崇拜信奉的自由，带有部分痴化的偏见并给以肯定。文化就是去掉完整性，区分出是与不是才能在文化进程中完成探索、发现、发明。理性是真理的灵魂，真理是文明的胚胎，文明是科学的丰碑。文明的创新一定要战胜他人，保持和自然宇宙的一切和谐才能走向科学，科学用它的永恒、普适、唯一的三大不变属性，作为检验万事万物的准则，度量人的非物质文化行为博弈价值，也度量着有形的物理世界。
1、亚当斯密（英国）《国富论》。斯密此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他的劳动价值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效率之源的理论，“看不见的手”实体经济特性与性质自由主义理论，对后人博弈实体经济学的启发，对经济学的贡献堪比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
2、曹国正（新加坡）《博弈圣经》。独创了国正论、国正双赢理论和粒子行为论，是新加坡政府认定的一部，影响人类非物质文化的经济学高级学术著作，他的粒子基因的映射均衡和单方占优的博弈取胜理论，引起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自然哲学和博弈论界的极大关注。
3、大卫李嘉图（英国）《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第一卷）。李嘉图是伦敦交易所里成功的投机商人，又能在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不朽贡献。本书中他阐明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现代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4、马克思（德国）《资本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人人耳熟能详，就其概述的经济学现象对改变世界的力量之大，入选了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5、瓦尔拉斯（法国）《纯粹经济学要义》。现代经济学的主观价值（效用）论、边际革命、经济学数理化的转向通过本书而系统化，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6、费雪（美国）《利息理论》。此书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地方，他看见的是放弃当前消费而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所获得的报酬。
7、凯恩斯（英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理性通过个人性质与性质的自由竞争会自然产生社会理性，就这一理论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其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的理性遇到国家政治干预时缺失了博弈实体政治的理论。
8、马歇尔（英国）《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也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9、萨缪尔逊（美国）《经济学》。把一本教科书选为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经济学知识的标准化、体系化方面做出的贡献，比当代任何一个人都多，就其入选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10、布坎南（美国）《同意的计算》。本书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使宪政民主制可以用数理工具定量分析和定量运算，人们用他的理论研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形成，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来源:美闻网-美国资讯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