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考古发现,天津发现大量唐代遗址

记者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在报市文物局批准、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执照后，2021年4月至今，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东丽区文化旅游与体育局的协助下对军粮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完成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发现一处唐代大型夯土台基和唐代制盐作坊区，清理出灰坑、灰沟、灶、井、窑、车辙等200余处遗迹，出土了一大批时代特征明显的唐代器物标本，主要有陶罐、陶盆、青釉碗（盏）、白釉碗（盏）、黑釉碗（盏）、三彩罐等生活器皿，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以及大量小方砖和粗绳纹砖等建筑构件，此外还出土少量铜钱（开元通宝为主）、铜甲片、动物骨骼等标本。发现元明清时期灰坑、灰沟、灶、房基址20余处，出土大量陶罐、青花瓷碗、青釉碗、白釉碗、陶灯等生话用品和砖、瓦等建筑构件。

　　军粮城遗址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范镇一期北部（原刘台新村），是土地整理项目考古勘探工作中发现的，遗址北部和东部临近袁家河，主体部分分布在原刘台村西南一个台地上，遗址区大部分被取土破坏，整体地势呈中北部高周围低。

军粮城遗址全景

　　本次发掘是天津地区近70年来首次发现面积如此之大、主体堆积为唐代的遗址。在第四发掘区6万平方米范围内和第三发掘区0.9万平方米范围内的所有探沟里均发现了高约1米左右的夯土台基遗迹，夯面均较为平整清晰，两处台基东西向相邻分布，相距约450米。其中第四区的夯土台地约成方形，现残存长度南北约255米、东西约240米，东南部现状地表有部分保留，夯土台地叠压在明清、元、唐地层堆积之下，其他区域地表均遭晚期取土严重破坏，仅残留部分夯土台。明清地层堆积厚约1.5米，发现遗迹遗物较为丰富；元代地层堆积厚约0.3米，未发现遗迹现象，出土遗物也较少；唐代地层堆积厚约0.3-0.5米，发现灰坑、灰沟及水井等遗迹近10处，出土有白釉瓷碗、小方砖、粗绳纹砖、莲花纹瓦当等遗物典型唐代。结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天津考古在军粮城区域内陆续发现的白沙岭、刘台北、西南堼唐代遗址和塘洼、刘台中学、外贸仓库唐代墓葬来看，这些遗址、墓葬都以本次考古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为中心，在其周围分布，共同构成天津南部地区唐代等级较高的大型聚落体系。

1号夯土台地夯土结构解剖

　　这一发现为探讨天津地区唐代海口提供了可能。军粮城大型唐代夯土台基规划选址的中心地位和建筑体量，充分体现出是在唐代极强的政治（或军事）组织管理下，因特殊需求所进行的一次系统、超大规模的人工营建活动。根据考古发现，军粮城遗址所在区域是目前探讨文献记载的唐代“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对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古代人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水井

　　更为难得的是，在军粮城遗址第三发掘区内集中发现了由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组成的遗迹，同时还有其他遗迹。上述遗迹应与取卤、制卤、煎卤和晾晒等制盐工序直接有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唐代制盐作坊区。这是天津考古第一次发现古代制盐遗存，填补天津盐业考古空白。以往同时期制盐遗址在天津以南的河北、山东沿海地区都有考古发现，天津军粮城遗址唐代制盐遗存的发现，为系统研究、认识中国北方和渤海湾西岸地区古代盐业发展历史提供了最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解读、阐释和宣传天津厚重的盐文化历史，增强地域文化自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考古学支撑。

卤水井（J1）全景照

卤水井（J2）发掘照

灰沟、灰坑、灶址、车辙

　　此次发掘还出土了种类和数量都非常丰富器物标本，主要有陶罐、陶盆、青釉碗（盏）、白釉碗（盏）、黑釉碗（盏）、三彩罐等生活器皿，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以及大量小方砖和勾纹砖等建筑构件，以及少量铜钱（开元通宝为主）、铜甲片、动物骨骼等标本。此次出土的器物为天津地区唐代遗存提供了准确的断代标准，改善了目前天津地区唐代遗址遗物少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出土唐代瓷碗

　　军粮城遗址此次发现的唐代文化遗存，是天津考古诞生近70年以来首次经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遗址规模大，遗迹遗物丰富，这一发现丰富了天津历史的内涵，活化了唐代天津的历史场景。

　　下一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尽快启动发掘资料分析检测和整理研究，为全面解读、阐释和宣传遗址发掘重要成果提供科学依据和专业支撑。同时，将持续对该地点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探讨研究，更加全面准确的揭示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推动渤海湾西岸地区盐业考古研究和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城市起源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津云新闻记者 吴宏

军粮城的现状

而人们一直泛指的军粮城（军粮城是五六个村庄的统称）也好，“三会海口”也好，确切地点究竟在哪呢？经过多年的历史考古发掘，最终考证出，当年最早的漕运港口遗址就在如今的军粮城西北的刘家台村附近，考古工作者们习惯上将其称为“唐城”。“唐城”这座古文化遗址有可能在唐代以前就形成了，而且一直保存到清初。（清康熙13年《重修天津县志》：“基址尚存”，就是说那时还存在着遗址的城垣旧迹。）唐城遗址在现在的刘台村西南面，距离现在的军粮城大约二、三里左右，那里有一片高出地面1米的土台子，这座土台子略呈方形，长320米宽250米，据当地人讲，建国后还有土城遗址的轮廓。近些年来，由于村民挖土和开垦荒地，再加上城市建设用土，原来的土台子已经不够完整了。在这里居住的老年人，习惯将那片土台子叫做“西门”。这就更加证实了这座古文化遗址的可靠性。城址遗存散布了大量瓷、陶碎片，均为唐代瓷器，数量最多的是青釉瓷碗，深肚实心圈足，为唐代早期出品。据说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大量瓷器碎片的存在，影响了农民正常的开垦使用，才得以使唐城遗址保存了下来。据考证在城址东南的塘洼、杨台等地，还有多处唐代墓葬，曾出土了带有青龙白虎浮雕的大理石棺，唐代流行的海兽葡萄铜镜和大批唐代风格的胡人俑、陶制明器等。考古队在军粮城刘家台附近还发掘出唐代的石棺葬和砖墓葬，有大量胡奴俑、奏乐俑、骆驼俑、人首俑、人首鱼身俑和马首俑等随葬品出土，从墓葬主人的豪华生活，也反映了在唐代时军粮城发达的程度。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在刘家台东南的塘洼村，就是当年因修造唐城而挖掘成的一片洼地，最初叫唐洼后改为塘洼。
时间到了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后，江南海运逐渐减少，到宋朝出现了以白沟(相当今大清河及海河一线)为界，宋辽对峙的局面。宋辽分治南北百余年，致使三会海口失去了南北转运的功能。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北迁夺界河入海，海岸线逐渐东移，军粮城一地作为海港的历史至此宣告结束。
军粮城镇位于天津东部，面积77.4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5个居民委员会，常住人口4.8万人。军粮城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距天津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20公里，西距市区23.5公里，南临海河，北靠北环铁路，与东丽湖旅游开发区相邻。境内京津塘高速公路、津滨高速公路、津塘公路、津北公路、津汉公路、杨北公路、茶金公路等纵横交错，京山铁路、津秦客运专线、北环铁路穿镇而过，交通十分发达。天津富士达集团、天津建城地基基础工程公司、天津太平洋货柜有限公司、天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天津丽兴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著名企业，均在此落户。
军粮城镇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出土文物考证，春秋时期就已形成小的村落，唐代正式命名建城。早年曾是天津地区的中心，据卞僧慧《天津市发展史管窥》记载：天津地区的中心，先后有三，汉、晋、唐在今军粮城一带，为海港城镇……而民间也有：先有军粮城，后有天津卫的说法。军粮城的前身是漂榆邑、角飞城。而军粮城之名，主要与唐代海运有关。那时海河的入海口在军粮城，是沽河（北运河）、清河（南运河）、滹沱河（大清河）汇合入海处的三会海口。唐王朝为防北方奚、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幽、蓟驻重兵91400人，当时海运的路线始自江浙沿海，绕过山东半岛，到达军粮城，又以此转输基地修筑城垣，故名军粮城（1982年《津门考古》）。而值得一提的是，城是当时军队的一级建制，后逐渐演变成为地名。军粮城也有过聚粮城之称，由宋至清均有文章中这样称谓，因为这里曾储漕粮，做过义仓。1948年12月19日军粮城镇解放，属宁河县六区，1958年划归天津市，属东郊区，称军粮城乡，同年8月23日改称聚粮城公社。1983年6月又复称军粮城乡。1984年4月，乡改镇至今。

军粮城的考证

关于军粮城的来历，过去说法不一。有的古籍说是五代刘仁恭所修筑的“梁城”，但梁城位于宁河县境内，这是因“梁”与“粮”音同而误。明《天津卫志》说军粮城是元代漕运的产物，也不确切。实际上，军粮城远在两汉时期已经形成聚落，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
西汉时期，这里属漂榆邑。东汉末年写成的《水经》一书，记载有漂榆邑，是西汉时期的遗存。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根据《水经·淇水》曾考查过这座古邑，写道：“清河（南运河）又东经漂榆邑故城南，俗称之角飞城。”近年来，这里发现了汉代城址、窑址。地面上散布有三足器，陶磨、盆、罐等汉魏时期的红、灰陶片，出土了汉代石墨和西汉“五铢”钱。有人认为此城在汉以后已经废弃，所以郦道元称之为“故城”。
西晋以后这里称角飞城。当时中国北方陷入少数民族混战的局面，天津平原先后被后赵、前燕所统治。后赵建平元年至三年（330——332年），赵王石勒为军事上的需要，在漂榆邑故址修筑了角飞城，也叫漂榆津。后赵建武四年（338年），赵王石虎曾“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榆津，以伐辽西鲜卑段辽。”
关于古漂榆邑的地理位置，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中说：“渤海郡高城县（故城在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十公里处）东北一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籍盐为业。”与今军粮城的位置基本相符。漂榆邑、角飞城、漂榆津均为军粮城的前身，大致在今军粮城镇西南堼和小东庄镇务本二、三村之间。
唐代前期所建之城在今军粮城镇刘台村西南1公里处。在这里，人们发现有一座长320，宽250米，略成长方形，高出周围平地近一米的城址。此址位于前文所说的角飞城故址正北方约1.5公里处。其地面散布有大量瓷器、陶器和砖瓦碎片。可辩的有青釉瓷碗、三彩盆、青釉四系罐等，都属唐代遗物。尤其是数量最多的青釉瓷碗，都作深腹实心圈足，为唐代早期所有。再者，在城址周围的刘台、塘洼等村还发现唐代墓葬；1957年，刘台村西南1.5公里的地方出土了一座墓葬；1958年，塘洼村南发现了另一座墓葬。两座墓葬出土了唐代常见的海兽葡萄铜镜和具有唐代风格的胡人俑等。这些均为唐代特有。另外，据当地老人讲：这里原是座城，塘洼（历史上本来写作“唐洼”）就是由于建唐城时挖去大量土方，才变成一片洼地的。在军粮城北面有一条古道，早已废弃，当地人叫它“塌道”，这条道向西延伸到武清崔黄口入蓟县。道基是由石灰、黄土、米浆混合后夯实筑成的。可见明《卫志》记载的“军粮城……周围基址尚存”，应是唐代所建之城。
军粮城之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主要与唐代海运有关，唐时，海河入海口在军粮城，这里是沽河（北运河）、清河（南运河）、滹沱河（大清河）汇合入海处的“三会海口”。唐朝初年，为防御北方奚、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幽、蓟驻守重兵91400人，马6500匹、衣赐80万匹段、军粮50万石。由于给养庞大，当地无法筹措。故唐王朝“于扬州置仓，以备海运，供东边防用。”范阳节度使于公元739年又兼“河北海运使”之衔，以理海运事宜。这样由沽河、清河‘滹沱河汇合入海而得名的“三会海口”，便成为海运转输地。大批给养在城内储存，后由水、陆分别运往京、蓟两地，以供军需。诗人杜甫于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作《后出塞》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在《昔游》中又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两首诗均描述了当时的海运盛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城”是当时军队的一级建制，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由此可知军粮城者乃是唐王朝在海口设立的专理军需物资的一只支军队的建置，后逐渐演变为地名。
元代，军粮城的地理位置又一次重要起来。元丞相伯颜开辟从崇明岛取海道直达直沽的海运线路，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始从海道运粮46000余石，第二年增至290500石，第四年增至578520石，“泰定、天历间（1324——1329年）海运额之多，自208万余石，以至3522163石”（见《中国交通史》160页）。可见当时这里漕运的发达状况。据明《天津卫志》记载：“军粮城在城（天津）东南，去城七十里，元海运为屯粮之所，周围基址尚存。”元代漕运由海道进入海河后，把运来的粮米储存在海河两岸，然后换小平底船运往京师。军粮城便是其中重要的存粮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