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最新数据，请稍等......
周人的起源，似乎并不像商人那样扑朔迷离，无外乎传统的陕甘说与三十年代兴起的晋南说两种，然而细琢起来，也颇费思量，充满趣味。
那么，关中与晋南？到底哪里才是先周正身呢？
探索先周的渊源，必定要首先辨识出先周文化，然后步步上溯，才可能揭开周人起源的神秘面纱。
身着羌族盛装的美女
八十年代初期，一大批关中及邻近地区商代遗址在洛阳铲下重见天日，深究这些遗址的文化核心因素与内涵，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商文化、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其中，商文化并不包含先周文化算是考古界定论，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需要重点说明的有两点：
在商代的关中及临近地区，根据已发现的遗存文化的内涵与地点分布，与以上三类考古学文化并行的有可能为先周文化的新文化被发现的可能性已被排除。
陕甘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混杂居住之地，各遗址间互相影响、融合，导致考古学面貌纷繁复杂，本文只对有可能是先周文化、或对先周文化有明显影响的、该地区范围广的主要考古学遗存加以探讨。
重点说一下郑家坡文化。
郑家坡文化，是一类以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文化遗存，所以更合适的名称为郑家坡类遗存。主要位于关中东部和西部偏东，向西不过周原一带，时代从殷墟二期偏早，至文王作丰时（对郑家坡文化的上限，学界有不同声音，但一般认为不早于殷墟一期），郑家坡的大多数陶器类型、骨器、石器、卜骨的制作与烧灼等与西周的文化面貌最为接近，（房屋的建造形制亦与西周早期相似，但因关中一带房屋遗址都差不多，所以不作拿来比较的因素。）与西周早期有着明晰而有机的承袭关系，甚至一些文化因素延续至西周晚期，所以，说郑家坡类遗存是先周文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考古界也得到学者一致的认同。关于郑家坡的考古学报告已有很多，有兴趣的小伙伴可自行搜索，本文不复赘述。
以刘家墓地为代表的刘家文化遗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因与郑家坡文化关系密切，做一下简单介绍：
刘家坡文化位于扶风北约15公里处，与长武碾子坡文化面貌类似，但也有学者将碾子坡归于郑家坡遗存，刘家文化时间上限在二里头晚期，下限可到周武王之时。
刘家墓葬的早期，呈现出浓厚而独特的葬俗，鲜明的特点明显有别于其他考古学墓葬，而后期则受到郑家坡文化的影响，象征着郑家坡文化势力对刘家文化的浸润。
有较多的证据，证明刘家文化属于甲骨文中所记述的神秘羌方：
从玄鸟到白石，古人那些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小崇拜
首先文献记载宝鸡地区是古代姜戎的起源，姜羌同源。
羌人有着崇拜白石的习俗，近年来在茂汶县南新乡别立寨石棺葬中发现古羌人用白石随葬，考古专家夏鼐先生早年在甘肃寺洼的发掘中，发现用大砾石随葬，说明远古居住在洮河流域的羌人即有用石头随葬的习俗。刘家墓地无论大人、小孩皆随葬河卵石，陶器的口部也常常被石块压上，而这一习俗可能正是羌人对白石崇拜的反映。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披发，刘家墓葬的死者头部曾出土铜质双联小发卡，应是墓主披发时所用饰物。
矢为姜姓，矢国墓地出土过属于刘家文化的高领乳状袋足分档鬲，这也是刘家文化族属为姜戎的另一佐证。
事实上，陕甘青一带的考古学文化诸如大地湾、马家窑到辛店、寺洼、刘家墓葬等大都呈现出独特的考古学面貌，这一带是古羌的发源地，约六、七千年前古华夏族正是从古羌分化演变出来，走向中原各地，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迸发出文明的火花。
关于披肩发，古羌人表示有话说
郑家坡文化和刘家文化长时间并行存在，考古学反映出来的两者势力范围的变迁，和文化面貌互相影响、融合等等，恰与古史记载相符合。
在漆水河两岸，郑家文化遗存较为密集，而在西、北之地则是刘家文化遗存的势力范围。两种文化有交界地带，首先，在殷墟一期前后，商文化势力一度波及郑家坡与刘家文化的交界线一带，表明此时殷商势力强盛，据甲骨文中的记载，武丁时用大量羌人祭祀随葬，数量达到整个殷商王朝的高峰，故此考古学现象似可对应商王武丁时期。
而到殷墟二期偏晚，交界地带出现了郑家坡文化的遗址和大量因素，此时的“小邦周”在向西扩张。
殷墟三期阶段，这一地区又出现了以刘家文化遗存为主的特点，郑家坡则向东退缩趋势，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对应事件有可能是古公亶父迁岐。
而到了殷墟晚期，不仅交界线一带又成为郑家坡文化遗存，郑家坡文化还向西推至更远 的地区，刘家文化有被融合和同化的现象，而商文化则明显向东退缩。此期周人势力迅猛发展壮大，应是王季历到文王之时，小邦周的强势扩张引起商王的关注，从而导致了文丁杀季历事件的发生。
关中
不得不说，古公亶父不愧是先周时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早期周人与羌方混杂而居，时常相互争夺生存资源，同时羌方也是商人欺凌的对象，野心勃勃、立志翦商的古公亶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决心与羌方联盟，他先是迁岐让出一部分土地，声称“不忍心与羌人争夺”，以此来赢得与羌族的友好，进而娶羌人之女太姜为妻，并不惜赶走自己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而把与太姜之子季历作为法定王位继承人，有着羌人血统 的季历，将周人与羌方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从而成为翦商的主力军。
总感觉《诗经二子乘舟》与太伯仲雍奔吴有着莫名的联系
啰啰嗦嗦的说了这么多，那么先周的渊源在哪里？周人又是来自何方呢？
事实是，无论是传统的关中说，即陕西龙山文化的代表——客省庄二期，还是三十年代以来以钱穆大师为代表的晋南说，这两种说法在八十年代新发掘的一批新考古学资料中，均没有找到可靠的来源证据。
在陕甘本土，也有着几支早于郑家坡文化，或者与郑家坡遗存有着关联的几种文化遗存：
碾子坡：有研究认为碾子破文化早于郑家坡，并且与郑家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观点认为碾子破与刘家文化属于同一文化谱系，不能认作是郑家坡文化的来源。
寺洼：寺洼墓葬的人骨标本均晚于郑家坡，下限要晚到西周早期，其典型器类—马鞍形双耳罐并不见于先周，而先周的器类也并不见于寺洼，显然寺洼与先周并无传承，实际上，寺洼与刘家墓葬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二者均属羌戎文化，刘家文化应是寺洼的一个分支。另一支辛店文化和寺洼情形类似，辛店并不比寺洼要早，两者属于同一时期并行的两种文化，都与羌戎有关。
其实，从先周文化渊源的考古学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出，形态学的证据是模糊的，在文化谱系的判定中人的主观因素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对一种考古学面貌有着截然不同的释义，加之在地域上相邻近的族群之间必然会相互影响，文化、风俗各方面交流融汇，从而呈现出一派相似又相异的模糊的考古学面貌，导致众说纷纭，为我们的探索带来困难。
古老的羌寨
九十年代分子人类学应用于考古，为揭开考古界的未解之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证据，尤其在人类的迁徙与族属的确定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
应用分子人类学工具来探索周人的起源，需要首先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周王室的父系单倍群类型，幸运的是，这一支父系单倍群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得到了一个基本明晰的结果。
在确定周王室的父系之前，先来看看属于曾经辉煌延续几百年的这一支系应满足的条件：
在殷商晚期，有过小规模人口快速增长。
在西周延续时期，有人口快速暴发。
主要分布地区在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以刘邦家族的父系单倍群（刘汉家族单倍群已确定为O-F254）为参照，该单倍群在当今中国男性人口中约占比例1.8%，据史料记载，西汉末年时，刘姓皇室子弟多至遍地皆是，以此为参考，周王室单倍群所占比例也不会相去太远。
满足以上条件的父系单倍群很快被调查出来：N-M128。这一父系类型极大可能属于周王室。
而之后的山西春秋时代黎侯西关墓中出土的两个贵族样本皆是N-M128。黎侯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子孙封侯，证实了科学家们此前对于周王室父系的猜测。
在我国的一些大姓诸如：张、王、李等姓氏中，父系的来源源流众多而复杂，而一些人口少的小姓则大多数来源单一，姓氏与父系单倍群间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学者调查了一批明确源于姬周的小姓，如毕、成、虢、东野、令狐等，其中确实检出了N-M128。
古人谱写的那些壮丽的迁徙史诗
明确了周王室的父系类型，那么N系人类的迁徙的足迹又是否有迹可循？在观察N系族人迁徙的路径时，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近两万年前涉足东亚的古人类主要是O系与N系两支，其中是以O2亚型为主，这一批走南方路线的古人类从西南地区进入东亚后很快四散扩张开来，在九州各地区创造了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古文化。
从梁州到雍州，再从雍州到并州，在瓶颈效应的不断影响之下，人群的基因结构也发生着变化，约一万年前到达并州的人们，因某一个瓶颈效应的发生，原本占大多数的O系越来越少，而本不占优势的N系却在这里越聚越多，后期的一部分扩散至西伯利亚和欧洲，而留下来的则成为中国的N系主流。
而并州这个地区，刚好是以山西太原地区为中心的一带，让我们不由自主的联想起晋南说所指向的太原北郊光社文化，有理由相信最早的先周族群正是在这里聚集、生存、壮大，而后的一支族人迁往关中，带往关中的是本族传承多年的共同的习俗。
N 系分布图，来源23魔方
当然，分子人类学勾勒出的粗疏路径并不能为先周的起源提供明晰的证据，但这一结论无疑是周人起源晋南说的有力支持，为周人起源之谜开启了新思路。
不得不佩服那些顶流的考古学家的广博的学识和精湛的目光，而随着分子人类学研究的不断进展，相信更多的远古谜团会被不断地揭开，一起期待。
———欢迎朋友们关注、留言探讨———
参考文献：《Y染色体单倍群与东亚族群演化》
《先周文化探索》牛世山
《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李峰
《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尹盛平
中国人种基因图谱的华夏族的起源与形成
黄河下流域先民创造了大汶口文化及其龙山文化，广泛分布在在山东、豫东、冀东、辽东半岛和淮海地区。自从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区扩张，使得仰韶彩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以来，中原地区在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开始出现灰陶黑陶，但不是真正意义的龙山文化，被命名为当地二期、三期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以山东龙山文化为典型代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本面貌清晰地显示出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含有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趋向于东方化。
黄河下流域先民以鸟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东夷人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龙山骨刻文(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中原华夏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古羌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近2000件骨刻文，说明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传承关系非常密切。甲骨卜辞是现能确认的既是最早的汉语书面语，又是商人的书面语。而先商又是东夷的一个主体部分，汉语也确是源于东夷语。羌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羌语与文化习俗的传承均依靠口口相传。羌语应该是周人古羌语的活化石，可以作为考究对象。羌语属于多音节语，无声调语，黏着语，羌语的语法结构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类型的，和现代汉语差别非常大。汉语是孤立语或分析语，有丰富的声调系统，确实源于东夷语言结构。如果影响周人语言的是东夷商语，那么商族人的语言才是现代汉语的根源，单音节，多声调，孤立语，与现代汉语相似的语法结构，这些种种现代汉语的特征肯定不是从古羌语继承过来，那么只有从商语继承过来汉语是周人语言和商人语言的综合体，汉语从周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大量的古老的词汇和同源词，但是从商人的语言那里继承来了特殊的语言结构。
根据历史传说，太昊是著名的东夷集团首领，伏羲风姓氏后裔分支属于太昊集团西迁的一支。春秋时的任(济宁市)、宿-须句(东平县)、颛臾(费县西北)都是太昊后裔回到东夷故里后建立的方国。太昊部落(该族分两支，原支在曲阜发展为太昊集团，西迁一支在淮阳发展为伏羲风姓部族),分为山东与淮阳和两大系统，均以东夷语言为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直属后裔，蚩尤出自于东夷少昊氏。太昊集团崇拜龙图腾，少昊蚩尤集团以鸟为图腾崇拜。神农氏炎帝部落起源于陕西姜水流域，东迁到今豫东一带地区，与少昊蚩尤集团交错分布，有时发生矛盾和冲突。神农氏炎帝部落被迫回迁姜水故乡与黄帝集团结盟。
嬴姓始祖少昊，其后裔春秋时仍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锺离等国。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迁在晋陕立国，成为秦国、赵国的祖先。。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夷，是东方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
华夏雏形开始产生于商周时代。商代赢姓诸侯国，传说嬴姓祖先是来自东夷首领少昊氏，形成了华族集团。周代分封了姬姓诸侯国，统称夏族集团。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并称华夏。汉朝开创人刘邦作为徐夷后裔，拜祭蚩尤为战神。汉朝确立前后历400余年，随着经济、文化及国家的大一统，泛称华夏的中原黄河流域居民，兼并了南方苗蛮百越集团，统称为汉人，汉族的正式形成就是从汉朝开始的。
东夷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新泰乌珠台人(距今5—2万年左右)，后李文化(距今8400-7700年左右)，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岳石文化(距今4000-3600年左右)和诸历史时期文化。其主干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间跨度近4000年。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在山东、豫东、冀东、辽东半岛和淮海地区都有广泛分布，留下了东夷先民的活动遗迹。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一种新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个文化区，这就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普遍采用大汶口文化发明的快轮制陶技术和占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均属东夷人创造的典型父系社会文化。分子人类学证实龙山文化人骨Y-DNA均为O3-M122，含有部分O3e，没有其它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龙山人。无论五胡乱华和蒙元满清入侵中原，都改变不了汉族以03-M122为主体的永久性格局。夏商周的起源与龙山文化有紧密联系。
龙山文化先民对华夏民族的诞生与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奠定了五千年汉族父系基因以03-M122为主体的稳固基础。
东夷人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同中原文明一同构成了整个华夏文明的系统体系，是黄河文明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主体和渊源之一。在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东方少昊集团许多部落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商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的东系，虽然与夏人一样是东西的两大系部落融合的复合型共同体。商朝以玄鸟为图腾，与东夷有血缘同源关系，确对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影响极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风渊源于东夷，从甲骨卜辞的记录看，用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商朝分封了东方赢姓诸国，建立广泛联盟关系，九夷之师作为商朝最精锐的部队，是居住在山东的东夷部落组成的部队，一直支持商朝远征西羌，但商纣王腐败荒淫，不停地向赢姓诸国强征财物，频繁征伐西边羌方，东方赢姓诸国已经厌倦了商纣无休止的穷兵黩武，拒绝了商朝让他们参战的要求。东方诸族纷纷叛离商纣王，商朝不得不从西边调兵，去征伐东方赢姓诸国。周武王坐收渔人之利，入主中原夺权。从西周初期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秦人原为东夷集团的一支，被周王室调到在西陲，长期与羌戎作战，建立秦国。成王伐盍(葢)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而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证实秦人最早的先人，是从山东迁来的。秦人出自于少昊赢姓后裔，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汉朝开创人刘邦作为徐夷后裔，拜祭蚩尤为战神，为汉族大一统做出决定性的历史贡献。汉朝继秦的统一之后，开创了大一统的局 面，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
考古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东方地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表现为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较多东方文化因素，考古学界一致认为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近2000件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传承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中的很多文字直接继承了骨刻文的特点和风格，但二里头文化遗址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
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含有较多的南亚人种成分，在人种类型上与他们前身的仰韶文化居民非常接近，但和黄河下流域文化居民有较大的差距。随着中原文化与东方地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二里头文化四期是在前三期基础上与东方文化交流融合，二里头文化居民在人种类型上发生了变化，更加接近东亚人种特征，可以说明该地区已经出现大量的人群交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告表明：山东龙山文化（诸城呈子II期）的人骨研究显示了与大汶口文化的一致性同时与现代华北人也较接近，因此认为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乃至近代，人种类型上是连续的而不是取代的关系。
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mtDNA分析显示M系单倍群占85%，二里头文化母系M占64.3%（与以前相比，N系稍有增加），可以说明古中原母系无疑是M系高频为特征。山东长岛7000年前人骨mtDNA分析显示N系单倍群占70%，淄博地区距今 2500 和 2000 年前的人骨mtDNA均为N系，N系含有少量中亚-欧洲基因。可见新石器时代东部西部母系mtDNA差别巨大。西安现代组mtDNA：N系占37%，M占63%,；河南现代组mtDNA：N系占47%，M占53%；青岛现代组N系占40%，M占60%（在山东地区属于例外，可能是因为青岛是开放城市，外地移民较多）；山东淄博现代组N系占57%，M占43%，但泰安、荣成地区N系高达60~67%，整个山东平均值N系占51%，M占49%。由此看出，在黄河流域，母系mtDNA-N的含量及分布，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从父系基因来看，根据龙山文化古人骨DNA的研究表明，龙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O3-M122，并且只含有O3和子类型O3e，没有其他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龙山文化先民，也就是龙山人。O3-M122是汉族的绝对主体，根据2004年文波的数据，山东汉族为59.5%、河南52%、陕西汉族56.7%，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可见黄河下流域O3-M122比例居于北方首位，母系mtDNA-N比例也是在北方最高的。
研究父系基因，同时也要关注母系基因。老亚洲CD原来对应的是母系M，均属亚洲旧石器人类。北方汉族母系基因M占绝多数，N非常低频。山东母系M和N各占一半，和北方其他地区明显不一样。早期父系O3原来对应的是母系N。新亚洲人O单倍群是3～5万年前起源于南亚的，分为O1、O2、O3。在旧石器时代1-2万年前，O1、O2先北上扩散，考古证实红山文化人骨Y-DNA含有O1O2，最可能和日韩O2b有紧密联系。虽然O3比O1O2起步晚，但北上爆发扩张取代了O1O2。古中原母系基因全是M，和藏缅族群相同，但当时古东夷母系N高频。随着龙山文化大规模扩张，mtDNA-N扩散到中原。胶辽官话Y染色体O3占66.70%，在全国各方言区居于首位。冀鲁官话Y染色体O3占64.90%，居于次位，并且母系mtDNA-N是在北方中最高的。龙山文化以压倒之势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个文化区，O3大爆发扩张，彻底取代北亚通古斯C和羌藏D，获得母系M，并且把百越O1和苗瑶O2a赶退至长江流域。O2b被迫北上逃到东北蛮荒地区，然后通过朝鲜半岛，扩散到日本。龙山文化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终于形成了北方汉族父系O3配偶母系N、M的格局现状。
黄河上游藏缅族群及其西北汉族特有的O3e-M134高发频率，O3-M122比例低。而黄河下游以O3-M122为最，O3e-M134不多见。O3-M122是O3e-M134的祖型，O3-M122最早进入黄河中下领域成为东方主人，迫使O3e向西迁徒，与羌藏D系共处融合，形成了藏缅族群。有O3e-M134的地方一般都有O3-M122，但有O3-M122的地方不一定有O3e-M134。从黄河流域的整个趋势来看，O3e-M134是西部比东部高，越往东越低。在黄河下流域，O3-M122的含量显超过O3e-M134，显示它自东往西扩散的趋势。在O3-M122的细分谱系中，O3*-M122、O3a4-002611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流域，显然是东夷集团的主体类型，因为这个单倍群在藏缅语人群中很稀少，但是在汉族里的比例却能占较大的比例。东夷人以O3-M122为最，几乎没有羌藏D系，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东夷O3-M122与夏周O3e-M134均属汉族父系祖先的两大来源。
吐火罗人与周人，夏人是什么关系
吐火罗人，上古称为月氏，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发源于乌拉尔山和南西伯利亚，南下进入塔里木盆地，最东到达河西走廊。汉代时期，月氏人被匈奴人击败而西迁，征服了巴克特里亚以及恒河流域，建立了贵霜王朝。吐火罗人的Y染色体为单倍群R1a1a-M17。吐火罗人可能自称akni，在吐火罗语里是“边境者（borderer, marcher）”的意思。他们不会吐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