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是什么,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文献、天象、铜器铭文“三证合一”揭示西周王年轶事，为纷乱的西周王年排序定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方法及结论提出质疑。

铜器历日研究 著者：张闻玉

张闻玉先生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绝对纪年。针对自西汉刘歆以来及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结论，作者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误，在强调“月相定点”的基础上，考证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对考古界和历史研究界的断代既有补充，也有纠正。

我与张闻玉教授（附录）/韩祖伦

大约是2002年左右，我正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于对金文的入门研究。当时最感艰难的便是青铜器铭文中的月相与历法，一则是我于古代天文历法没有基础，纯粹是个白丁；再则是所读当今古史和古文字学界专家的大著中，论及的历术推演异说纷呈莫衷一是，使我这个门外汉如坠雾中。于是便尽力搜集有关论著期望有所寸进，张闻玉先生的大著?铜器历日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我的视野。展读之下，顿觉耳目一新并为之深深折服，但实事求是说，还有许多知识我难以消化，需要进一步请教。为此，我煞费苦心地打听先生的信息，并多次漫无目标地打电话到贵州大学中文系，期望能与他取得联系。终于，在贵州大学中文系老师的热心帮助下，获知张闻玉先生已经退休，但仍然授课，于是，便冒昧给先生写了封信请中文系转呈，当时心中是惴惴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时隔不到半月，我竟然收到了先生寄赠的专著?西周王年论稿?，我向先生问学的这份情谊自此开始。

通过对?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历史年代与历术推演?等专著的研读，从个人角度客观地说，先生承继其先师张汝舟教授的历术真知并发扬光大，以破解的?史记历术甲子篇?为基础，穷二十年精力归纳成有严密科学依据且不涉奥玄的“历术推演”体系，并由此而发为?铜器历日研究条例?，其成果能为大多数涉足此道的人所掌握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无疑是先生对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所谓客观，我是这样理解的，设若他的理论是并不成熟的一家之言，公之于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面前，必有疏漏或谬误之处可供批驳甚至否定；事实上，他的?西周王年论稿?出版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1996年，?铜器历日研究?出版于“工程”进展的1999年。在如此关键时段内，在国内外专家的高度注视下，至今无人能持论有据地否定他的研究方法及所出结论，这足以说明他的研究体系的根基是坚实的。愚以为先生的体系切实做到了文献(纸上材料)、考古(地下材料)、天象(天上材料)的“三证合一”，应该是西周年代学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毋庸讳言，张老师在西周纪年上的研究结论，有些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不同。这表明古天文历法之学相当艰深，学术争论是正常现象，有争论才有进步。正因为如此，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已经多年，但“工程”阶段性结论的许多方面，学术争论至今未有间断。可以说明争论必要性的是，在此期间又新出土了多件有月相和纪年铭文的有价值的西周青铜器，对“工程”结论进行了检视。用“工程”所采用的对西周月相纪年铭文的理解进行释读，仍然有数器不能谐调。就连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也坦言，“工程”中对西周纪年铭文青铜器的排谱，许多地方确实还有进一步修正的必要。

2010年先生领衔的新著?西周纪年研究?出版，其中关于“月相定点说”“文献、青铜器铭文、天象‘三证合一’”“周武王克商年份”，“西周中期王序”等重要学术观点，有了更为深入的申论和阐发，持论有据，没有游移，历经争论而愈益鲜明，显示了先生充盈的学术底气。诚如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资深甲骨学研究专家杨升南先生所评价:“此书将作者多年研究的关于西周年历问题的精粹都汇于一编，极大地方便读者。对西周纪年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言，论证坚实，具极高的学术价值，是西周纪年研究学术领域里难得的佳作，当大有益于学术界，大有益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

有幸拜识先生以来，他陆续寄赠给我?西周王年论稿??语文语法刍议??古音学基础??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汉字解读??辛巳文存??历史年代与历术推演??西周纪年研究??辛卯文汇??张闻玉文集(小学卷)??张闻玉文集(天文历法卷)??张闻玉文集(文学卷)??夏商周三代事略??周易正读?等十几种专著，我惊叹于先生学问的渊博和治学的勤奋，诚如贵州省文史馆馆长顾久先生为?语文语法刍议?所写序言中概括的:“通声韵、精训诂、明语法，其中国古天文历法研究，尤获盛誉。”我想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深研?易?学。这大体勾勒出先生的治学体系范围。其中，2010年先生的?湖南道县石像群之解读?大作值得专提一笔。道县石像群自发现以来就以其庞大的规模受到了考古界、史学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撰文解读，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认为这是史前的一处大型祭祀遗址，至于进一步具体剖析，则观点颇不统一。先生结合史前传说、文献史料、民族和民俗知识、历代学者的考证与记载等多方面资料，推论石像群最早应由舜的兄弟象所造，以及象的感化和弃恶从善，结合苗族的迁徙历程述说了苗族与象之间的关系。先生胸罗宏富，此文贯通文史哲等多个学术领域，持论有据，匡正了一些不确的记载和传闻，逻辑严密，撰文举重若轻，让我深深领略了先生的学术底蕴。故而每向先生请教学问，我的敬重之情便不能不溢于言表。而先生却总是淡淡地说，读书人，也就是读书、教书、写书，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2011年8月份，我趁旅游的机会去贵州，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拜会先生。我是由广西转道贵州的，先生获知后，每天用短信询问我的行程宿止，令我非常感动。到达贵阳那天，由于集体活动安排的仓促，我无法准时在约定的晚饭时间赶到花溪，我多次电话告请先生不要等我，然而当我延误了四十多分钟赶到时，等候的竟然是满座的高朋，其中有两位北京的贵客在匆匆半小时的用餐后便赶奔机场，这情景令我深感不安。这次贵阳的晤面，是我不能忘怀的。

一晃，拜识先生将近二十年了，此间凡是我所请教，先生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举凡金文历术推演、铜器铭文解读、西周昭穆制度、读?易?解经、说文解字、古汉语字词乃至诗词格律无不尽述，甚至他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拙文，并热心地为拙文推介刊物，作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后学和求教者，先生对我的拳拳之意岂止是授业解惑，而我所受到的沾溉，又何止是先生的学问。所不安者，由于天性愚钝，先生所赐学问竟不能得其什一，这是我至今感到惭愧的。我保留了2006—2012年间我向先生请教和先生赐教的电子邮件一万余字，此外是更多的微信留言。这些文字，是我此生温馨的记忆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先生以近六十年对国学的坚守，成就了他的高度并育成桃李无数，适逢先生八十华诞，谨将心中的敬意和感恩形诸笔端，愿先生年寿如吉金乐石，学术如苍松翠柏!

2020年4月2日

作者简介

张闻玉，1941年生，四川巴中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周年代学研究，师从张汝舟先生，又向金景芳先生学《易》。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汉语、夏商周文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周易之学。治学严谨，强调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其关于西周年代学的考证，尤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赞誉。代表作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西周王年论稿》《铜器历日研究》《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西周纪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等。

名家推荐

传统的天文历法体系自有渊源，虽有因革，但仍一脉相承。不能认为夏、商的历法与周代历法大相径庭，有根本不同之处。细读张闻玉先生的著作，使我加强了这样的信心。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

在考求王年的同时，凡涉及西周一代有关历日的铜器，作者都有自己的考辨。铜器年代得以明确，又映证了王年的不误。这对铜器断代的研究，无疑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像对小盂鼎、曶鼎、善夫山鼎、鲜簋等都有专文加以考证，根据铜器铭文的历日以断其时代，突破已有的成说，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先秦史专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长 杨升南

现在出版的《铜器历日研究》是继郭（沫若）、陈（梦家）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之后产生的关于铜器断代的新成果。有些很精于天文历算的学者似乎对“定点说”抱有戒心，因为他们知道月相有时候并不像“定点说”所说的那样分明，对于古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又感到“四分说”或有部分合理性。张闻玉先生和他的老师是坚定的“定点说”者，这种为探索真理不避艰难的态度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代礼学研究专家 常金仓

《铜器历日研究》一书，是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一部重要成果。本书论证严密，科学性强，“三证法”(历日、天象、文献)的铜器研究，为先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时代确切的史料，并为西周年代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因而本书的面世，对国家“九五”重点攻关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王宇信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质疑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也有人说既然西方社会能把荷马史诗这种伊洛特战争发生八百年以后的盲人艺人作品当正史，质疑中国用科学方法计算的断代史就是骨头里挑刺。(国外学界经常会把诸如荷马史诗和圣经这类艺术作品和虚幻的宗教教义当成信史）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许多国内外学者确实本着严谨、慎重的学术态度，对该工程结论保持一定的质疑；也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如今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如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背景复杂的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
在“东亚历史”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介绍了香港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
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在陕西眉县青铜器出土后，有专家说“断代工程我们叫阶段性成果，看来是叫对了，否则会很麻烦”。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道。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食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道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小泽贤二也对工程根据“岁在鹑火”而把武王伐纣年份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评。理由是中国确定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岁星的时代是在战国时期，不能据此认为该句中的“岁”就是木星。 2003年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道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道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而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
美汉学家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在台北举行、刚刚闭幕的“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断言该工程“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对此作出回应称有争议很正常，“繁本”正在审订之中，过一段时间会出来。
夏含夷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十年后之批判：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为例证》的论文摘要，其内容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1996年到2000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极大的研究项目，据工程的统计一共包括两百多泛学科的研究员，几乎天天都在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报刊上有所反映。在2000年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简本》），答应在不久之后再发表规模大的‘繁本’。现在已经是‘简本’发表以后十年，‘繁本’还没有发表，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虽然如此，时间已经相当成熟给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审查。本文就是初步的反思。”
夏含夷称，《简本》对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对商代后期则提供绝对年代，但也承认这些年代不一定精确。对西周时代则完全不同，从武王克纣到幽王卒于骊山之下，对西周12个国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绝对年代。
夏含夷认为，“《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和任何古代史书都没有统一的方法，能够在古书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弃之，这和一般史学方法显然不合。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据《逸周书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传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据《竹书纪年》所载‘天再旦于郑’的记载之外，《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据六十三件当时已经公布的铜器铭文所载年代记载的分期。《简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纳近年新见之铜器铭文，并且对原来六十三件铜器的分期也有几处重要错误，《简本》的依据如此错误，年代框架亦随之落空。”
李学勤：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表示，由于没有看到夏含夷的论文，因此无法作出具体的回应。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问世之后，我曾经听到很多不同意见，前不久刚刚过世的海外华人学者何炳棣，就是有不同意见者的其中之一。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学术成果，我们也没有想它就此成为定论，有争议很正常。”
李学勤称，“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繁本还没有出来，稿子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数据，都需要很精密，所以拖了很长时间。另外，还有很多新的材料和新的数据，我们要添进去，同时吸收一些学术界的意见和看法。由于现在离‘简本’发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繁本将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报告就是到2000年的报告，以2000年我们做的工作为准，因为我们不会在结题之后做其他的工作。繁本过一段时间会出来，估计出来后也会有争论，科学工作就是这样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权威吗

不权威
因为现在为止还没有夏朝的考古记录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后，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