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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灭夏，是所有传世文献中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也完全证实在商朝之前，的确存在一个文化面貌不同于商文化的青铜文明政权，这就是以崇山南北为中心的二里头遗址。
按照史书记载的脉络，商之前的朝代叫做夏（或夏朝），既然考古已经发现了二里头，那么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有着广域王权特征的政权就是夏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考古数十年来并没有发现自证文字，所有关于“商朝前的朝代叫夏”的说法，最早都来自于周朝。这也是考古工作者仍以“二里头”而非“夏都斟鄩”称呼它的原因。
自称和他称，区别在哪呢？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三国是魏、蜀、吴，但其实三国时期是没有“蜀”这个国家的，当时正统的叫法是汉，只是西晋建立后，《三国志》作者陈寿出于正统需要，用“蜀”这个郡名来贬称刘备所建立的大汉，唯有如此，才能表明魏承袭自汉（东汉），而晋又承袭自魏的合法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周人称呼商朝既有“商”这个叫法，也有根据都城所在的殷而称其为“殷（衣）”的叫法，这就会给后世造成错觉，认为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国号是“殷商”共用，但实际上，商朝人只会自称商，而不会自称殷或殷商。
所以，商朝之前存在一个朝代，但这个朝代到底叫什么，目前还没有100%的证据确信它一定叫夏。
那么作为继任者的商朝，总应该知道被自己取而代之的朝代到底应该叫什么吧？
《尚书》曾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商朝是官修史书的，可惜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过，由于商朝有着浓郁的占卜和祭祀传统，所以，幸运的是另一套记录系统—甲骨卜辞流传了下来。
从1899年甲骨文被首次发现到如今，已出土和收集的甲骨片约15—16万片，约4500字，内容涵盖商王世系、祭祀、战争、农业、手工业、渔猎、教育、周边方国等内容。
但奇怪的是，甲骨文中却并没有提到过夏朝。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中是有“夏”这个字的，但字义却和政权、方国、甚至族群无关，意指人在烈日之下。
那么为什么甲骨文不记载夏朝呢？
目前的解释大概有三种：第一种认为甲骨文目前只释读出1000多个，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破译；第二种解释认为甲骨文只是商王占卜和祭祀用的，并不是记录历史事件的史书，没有提到夏朝很正常；第三种解释认为殷墟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以后殷商中晚期的载体，距离夏朝灭亡已经过去数百年，完全没有必要时时提到一个已经消亡很久的政权。
甲骨卜辞虽然只是一种祭祀文字，但我们要知道，商朝人是极度崇拜祖先甚至将祖先奉为神灵的群体，所以甲骨卜辞中会屡屡出现成汤和伊尹等先君重臣名号。
也正因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几乎记录了所有的商王名讳，并且与《史记》等传世史书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从而从考古学角度印证了殷商王朝的存在，彻底否定了疑古派所谓“商朝是虚构出来”的言论。
不仅如此，甲骨文中对商王朝开国君主汤的称谓有：成、汤、唐、大乙、天乙多种，而且祭祀规格颇高，这说明，即使是到了商朝中晚期，对于远祖汤依然有着频繁的祭祀。
让人疑惑的是，甲骨文中只能看出有个叫汤的商王地位极高，但至于他具体做了什么，却没有记录。按照史书记载，商汤是推动商从邦国向王朝变革的关键人物，与上甲、主癸这些先君相比，商汤的最大功绩显然是灭掉夏朝。
既然如此，那为何甲骨文里体现不出来任何的汤灭夏的记录呢？难道真的是上文提到的三种解释，甲骨文只是占卜和祭祀用的，没有必要提到与夏朝和夏人有关的任何记录吗？
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在陕西岐山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甲骨卜辞中，除了周的事迹外，还提到了汤、太甲、文丁等商朝君主的名号，而且在述及商王时，皆称“衣（殷）王”、“商王”，这不仅说明周原甲骨的确是出自周人之手，而且也表明本朝卜辞中提到前朝的事迹十分正常。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疑问，为什么甲骨文里没有提到夏朝呢？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谜团。
首先是出土的春秋青铜器《叔夷钟》上发现了下面这样一段记载：“隙成唐，又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败厥灵师，以少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更早的《诗经·商颂》则说：“昔有成汤……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
这说明，虽然西周以后对商朝前面的朝代称“夏”，但这个叫法并不固定，也常会用“禹”来指代这个政权。换言之，“夏”可能真的只是周人的叫法，在此之前，对“夏朝”的叫法有多种。
其次是甲骨文的印证。甲骨文中曾频繁记录殷商中晚期的历代君主在祭祀一个叫“西邑”的地方，但甲骨文中却没有出现“东邑”“南邑”，结合上下文可知，“西邑”与此时的商朝并无任何往来，但却被商王奉为神灵，担心它作祟为害。
显然，西邑恐怕绝非是一个单纯的地名，而是有着指代祖先神灵的意思。此后，清华大学收录了一批出土的战国竹简，经释读发现记载伊尹事迹的《尹诰》《尹至》篇中有如下记载：“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汤往征弗附……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夏”和“西邑”的相关联表明，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区别在于，商朝的称呼是“西邑”，而战国时加入了“夏”字，改称“西邑夏”。
这种叫法并非孤证。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陶寺遗址曾出土朱书扁壶，上写“文邑”二字。
事实上，考古发掘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也就是相当于夏朝中晚期，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禹、启为首的夏朝中前期阶段的200年左右时间里，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此时存在一个跨地域文化传播的广域政权。
这意味着，夏朝作为新石器时代向国家文明过渡的承前启后式政权，仍然带有浓郁的氏族邦国遗存，它的礼制、政权建设甚至标准的国号称谓，都需要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和完善。
所以，夏朝这个称谓其实是自周朝才有的，夏朝人的自称并非夏，而更可能是“大邑”、“文邑”或“禹”。
为什么甲骨文记载了商汤，却没有记载夏朝的历史？
目前我国关于夏朝的一些记录都源于西周时期，在商周鼎革完成之初，周公曾提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完整记载了夏朝的历史脉络，但无论是西周的记录还是《史记》的记载，为什么甲骨文记载了商汤，却没有记载夏朝的历史？
其中一个原因是甲骨文未全部解读。其中也没有找到关于夏朝的记录，虽然很有可能是因为甲骨文目前还未全部释读，而且甲骨文并非史书文字，属于卜辞，也不能严格要求将一个早已灭亡的朝代写入卜辞。但是殷墟的考古发掘和西周的金文也为专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商朝始年。在1959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发现，而这个遗迹的时间与商朝始年吻合，比商朝早了100多年。
其二可能是自然消亡。陕西石峁、山西陶寺等大型都城遗址相继被发现，文明程度也具备国家形态，而这两个遗迹的时间下线和商朝始年的时间上线，中间正好有一个500年左右的文明时期，也就是说在商朝和尧之间确有夏朝存在，但从这些遗迹中发现的文物来看，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商朝，也就是说商汤很有可能并未灭夏，而夏朝或许只是在先进的文明侵蚀下自然消亡。
第三个可能是造出来的。一些记载中对夏朝的描述以及商汤灭夏的过程与武王伐纣的过程非常相似，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否是因为对灭商合理性的需要，复制出一段商汤灭夏的历史。而且最让人疑惑的是，在殷墟中出土的甲骨文，并没有关于夏朝的任何记载，而且武丁对商汤的功德描述中也没有灭夏这一大功绩的记载。
根据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古成果，夏朝的起止时间被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世纪，共约500年。可在《尚书》《史记》和《竹书纪年》等古文献中，这500年的历史只留下了“夏启建国、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夏”等几件大事。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夏朝文物极其稀少，与商朝灿烂的青铜器文明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所以才未有记录。
为什么不承认夏朝
夏朝之所以被人不承认，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完整证据，而现代考古学也没有发现相应的证据，故而存在的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