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探险团,经书大盗斯坦因西北考察记

《西域探险记》是一本很有年代感的、非常特别的“游记”，因为它看似是一次揭开古迹神秘面纱的文化之旅、一场惊心动魄的“西域探险记”，然而实质上却更像是一段刺痛着我们内心、也引发我们思考的文物流失屈辱史的记录。

这本书成书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记录的却是比成书时间更早了几十年的中国西域探险之行，英国籍考古探险家斯坦因在一次又一次深入西域地区的考古探险之后，其丰硕的考古发现不仅让斯坦因自己感到震惊，更是让整个世界都深受震撼。然而，那些数目大到让人瞠目结舌的文物珍宝，就这样从我们的中华大地上流失出去，被一位称作“王道士”的人拱手让出，从此流向海外，再难寻回。

提起这个王道士，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其实并不陌生，他本是发现藏经洞的那个人，也曾在前后七年当中对所发现的经书多次逐级上报，求助官方，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然而未曾想的是，因为斯坦因表现出的对佛教传说和玄奘法师的虔诚信奉，以及许诺给他的数目可观的香火捐献，让王道士从藏经洞的看门人，变成了敦煌的罪人。

虽说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流失的文物也再难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我们依然从这本书所记录的整个过程中，了解到当时的一些细枝末节，更可以看到斯坦因隐藏在字里行间中极尽克制的掩饰之下，所表现出的昭然若揭的不轨图谋，那每一张覆盖着历史尘埃的照片、每一个记录着考古过程的文字、每一幅精心绘制的地图，皆是斯坦因以考古为借口，所展开的盗窃文物、收集情报的证据！

那么既然说这本书的记载就是一部刺痛我们历史记忆的文物流失屈辱史，我们为什么要自揭伤疤呢？

我想，除了出版方在出版说明中所阐述的“为读过斯坦因考古报告的读者提供流贯前后的精要文本，为没有读过斯坦因考古报告的读者提供他在中国西部地区考古探险的简要情况”这个原因之外，其弦外之音和现实意义更为重要，无论何时，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一种警醒和反思。

在书中，斯坦因是以一个不畏艰难险阻、一心追寻考古遗址的考古学家的形象出现的，如若不知道他的祸心包藏，只将这本书当做一本普通的探险记来看的话，大概读者们都要为他的细心、坚定所感动吧。然而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怕是一边阅读着这些文字，一边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双拳。

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斯坦因探对于热瓦克遗址、哈达里克遗址、尼雅遗址、安迪尔遗址、楼兰古城、米兰佛寺遗址等各个西域地区遗址古迹的索发掘过程，同时还着重表现着他是怎样不惧艰险地奔走于考古发现之路的，譬如他会用冻僵的手去仔细记录每一件有字迹的木牍文书，会不辞辛苦地在古代垃圾堆里夜以继日地忙活三天，会为了建立测量基点而以身涉险……

除了这些困难之处的记录，书中还提到了这一路行进中的一些奇闻轶事，以及一些看似“有趣”的经历，斯坦因结识了一位中国秘书蒋师爷，蒋师爷教他了一些中国话，但后来他才发现其实都是一些很麻烦的湖南官话，而这位蒋师爷也颇得斯坦因看重，并让他产生“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天生都对历史感兴趣”的想法。

然而就是这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路给他出谋划策出谋划策、对王道士“谆谆教导”，还在斯坦因初次从王道士手中拿到经书之后，兢兢业业地帮助他解读。

与此同时，斯坦因这种种“不辞辛劳”的行为背后，那巧取豪夺的居心更是昭然若揭。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表露出自己想要获得文物的心思，“我坦诚地说明当时自己确实忐忑不安地心怀获得珍贵文物的期望”，“我用极为蹩脚和有限的汉语向王道士说，我是如何崇敬玄装法师……他竟然被我的话深深打动了”，“我一再提醒自己，在这种大好情势下，一定要克制自己热切的心情，不可表露过多”……

斯坦因的这几次西域考古之行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游记和科研文献，同时也因其在敦煌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甚至和“普氏野马” 的发现者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楼兰古国发现者瑞典人斯文· 赫定一起，被并称为“中国西北三大外国探险家”。

然而在很多人眼中，这些经历、成果以及名号都无法掩盖他是“敦煌文物大盗”！

可是，在谴责斯坦因不齿行径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去反思，缘何那一件件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的奇珍异宝得以被斯坦因尽数发现并巧取豪夺去，而我们自己却不曾关注和重视，甚至只当它们是不值一文的“古代垃圾”而已？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件自家宝贝被别人抢了先的事情，那就是当年对于紫禁城的测绘工作，日本竟整整比我们自己早了三十三年，而且从头到尾用时不过五十余天，就已然将以故宫为代表的的古代建筑结构和装饰精确地剖析、描述出来，从这座皇家建筑的平面图和建筑结构，到建筑装饰纹样、色彩、图样等等，做出了一份极尽详细的“汇报”。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让我们无暇他顾，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那一时期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还远远不够。

除了对于这段历史争议的讨论，书中所记载的我国历朝历代对于西域政策的演化变迁也十分值得一读，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虽然在目的上来看他的出使失败了，但是对于后世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留下了西域各国的详细报告，让当时的汉朝人得知在边陲的“蛮夷之外”，还有十分开化的民族，同时，更是正式开辟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直接交流往来的新纪元，所以斯坦因在书中直接评价促使经营西域成为国策的张骞，为“张骞是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书中看到斯坦因言语间所流露出的对于中国文化的赞许与肯定，除了对于汉朝时期运用得当的外交手段、优秀文明的巨大影响力，唐朝时期远超此前历朝历代的声威大震之外，还明确写道，“中国古代政治方面显赫的声威，经济方面富足的产品资源和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完全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大胜利”，“关于古长城，中国最初开始进入中亚，便迅速构筑起这道堪称奇迹的惊人工程，并继续维护保持这条军事、商业大通道，这已经足够说明所需要何等的决策能力”。

斯坦因这些对于古代中国的由衷赞美与其在民国时期盗窃文物的行为之间的鲜明对比，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事实，提升国家实力是多么的重要！

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鉴，无论何时，皆应居安思危。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怎么样

在书店无意发现了这本书，不过没在书店买，因为书店不打折，于是在当当下单，八折优惠。作为二十世纪叱咤中亚考古探险的诸多大师中，斯坦因和赫定应该是其中傲视群雄的两大“天皇巨星”，不过在国人眼中，一个等同诸葛亮，另一个则是曹操。 斯坦因在中国西部作了四次考察，其中第四次被礼送出境外，第一次也仅限于新疆和阗地区，而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跨度最大且成果最为辉煌。第一次在和阗地区的考察写出了《古代和田》，第二次在新疆甘肃考察写出了《西域考古图记》，第三次在新疆甘肃内蒙考察完成了《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些丛书内容浩大，专业性较强，因此斯坦因也写了几本通俗读本 —— 第一次在和阗考察完成了《沙埋和阗废墟记》，第二次考察后完成了《沙埋契丹废墟记》，而《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则是斯坦因回顾自己三次中亚探险的经历和成果浓缩版的通俗读本，不过书中对于第一次考察经历记述很少一笔带过，而集中讲述他在中亚最辉煌的两次经历，尤其是第二次。 《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还出版了记述斯坦因第二次考察经历的《西域考古图记》，共六分册，我买到五册，独缺丛书中的《从罗布泊沙漠到敦煌》。对比宏大的《西域考古图记》，《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摒弃了报告中过多的文物专业成果记述，而是侧重于他考察的经历，很适合考古旅游爱好者，激发这些爱好者探寻热情。和回顾浓缩同期另一位大师赫定探险经历的《亚洲腹地旅行记》相比，本书更侧重考古经历，而赫定偏重于人文风情的记述。如果你被《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一书中内容吸引住的话，那么等着你的将是完整版的考察记述《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两大丛书。

藏经洞的故事历史

藏经洞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莫高窟诸多洞窟中，最为驰名的首推藏经洞——第17窟。当你站在洞窟门前，望着这小小的石室，定会思绪万千，满腹狐疑。里面曾经堆置的50000卷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遗书，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由于何种原因存放的？何时将洞门封住，轻松地抹上泥皮，绘上了壁画
介绍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墻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1907年斯坦因首次来到敦煌，从藏经洞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1910年清廷下令把剩余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保存，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并从王道士隐藏的写本中买下570余件写本、绘画等
藏经洞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被敦煌莫高窟主持王道士（王圆箓）发现的，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 康居文等,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古代博物馆。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原因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4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2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盗窃
从此，列强国家的文化间谍打着探险考古的幌子，纷纷来到了敦煌盗窃历史文物。几年工夫，一批批价值连城、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以及各种文字的手写本，均流失到了海外。在我国有志之士的再三敦促下，清政府才将剩余部分的文物解送入京，妥为保管。列强国家的文化间谍见敦煌莫高窟能随意带走的文物没有了，便把目标转向了洞窟内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画。
华尔纳
但是到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心情与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他在1925年5月10日记到：“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华尔纳便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一点点也不心疼，是怀他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推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因为华尔纳的行为完全是破坏的强盗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与情形上来讲是与其它各西方盗宝者有所区别。华尔纳在第二次的考察计划中就有整窟的搬迁计划，甚至想让莫高窟成为空洞，毫无价值，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强盗的嘴脸也挣狞可恶。王道士居然仍对此可以熟视无睹。
张大千
这里要提一下张大千，国外强盗掠夺以后的藏经洞，仍有大量壁画，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期间，私自剥落上层壁画以观察历史更久远被覆盖的壁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他本人临摹的作品，笔力萎靡，用色模糊，只是三流作品而已。张大千为满足一己的好奇心，损害文物，为后世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