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王陵考古发现改写了历史文物,明靖江王陵考古成果

历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考古学的研究。在中国百年考古的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改写了历史，“中山灵寿城遗址及王陵”考古就是其中之一。该项考古发现既入选河北百年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也入选中国百年百项重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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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踞滹太震燕赵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滹太流域地区建立的一个诸侯国，与秦、齐、楚、燕、韩、赵、魏和东周、鲁、宋、卫、吴、越等并存几百年，不知什么原因，《史记》中没有中山国传记（世家）。关于中山国的历史资料，主要散见于《史记》其他篇目和《古本竹书纪年》《淮南子》《墨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等先秦两汉文献中，其中《战国策》记录的最多。

有资料显示，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白狄族建立的国家，初称鲜虞，后改称中山。当然，对鲜虞和中山国的关系还有争议，在此暂不讨论。根据谭启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册和杨宽先生的《战国史》来看，中山国的疆域大体东到今冀州、衡水，南到今高邑、邢台，北到今定州、保定；西到太行山，在强盛时面积还更大一些。中山国统治的中心在今石家庄一带，《战国策》说它“方五百里”，成为滹太区域一个有影响的地方政权。

（资料图片，采自网络）

中山国先后生存在晋国、燕国、齐国、赵国等列强之间，忽而亡国、忽而出现，夹缝中生存十分不易。史载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定都于顾，仅仅过了八年，魏文侯就于公元前406年派兵灭了中山，命长子魏击守之，公元前403年，又封少子魏挚为中山君，统治中山。由于魏国和中山国间隔着赵国，魏不能强有力地控制中山。大约在公元前380年左右，趁魏和周围各国混战的时候，中山桓公带领本族人马度过蛰伏期乘机复国，复国后迁都于灵寿（今平山县与灵寿交界处）。

中山复国后，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积极开拓疆域，与大国争雄。公元前323年，中山和韩、魏、赵、燕国开始相互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公元前314年前后，向南发展，在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打败赵军，向北发展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国大将，并趁燕国内乱时，由相邦司马赒率军攻燕。“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取得了重大胜利，国势处于鼎盛阶段。

公元前300年，赵国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国富兵强，遂集中兵力进攻中山。而此时的中山国君失去了当年励精图治的势头，虽然中山军民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终因国小力弱，寡不敌众，公元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赵国随之扶持了傀儡中山王尚，但时间不长就于公元前295年把中山王尚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中山国名最早见于左传（公元前506年），在前后存在的二百年间，已知的国王有中山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王舋、王恣、王尚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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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惊华夏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中山国存在时间较短和史籍记载的匮乏，人们普遍认为中山文化落后或中山文化无特色。按理说，中山国相邦司马赒作为司马迁的祖先，似乎应当写一写的，但司马迁偏就搁笔缺失，其中隐情不得而知，从而中山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文物考古资料的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多项空白，揭示了中山国的真实面目，一个攻赵伐燕的“千乘之国”形象渐渐清晰地立在滹沱河畔。

1970年代，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中山灵寿城遗址及王陵”开始考古勘探，考古发掘工作涉及春秋战国时期墓葬30座、墓上建筑遗迹2处，车马坑2座，杂殉坑1座，葬船坑1座，出土文物1.9万余件。随后不久，在1979年第一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考古队撰写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发现一经公布，震惊了考古界和史学界，同时在海内外引发了学习研究中山国文化的热潮。

灵寿古城分东城和西城，西城北部和西城之外的两片区域，是中山国的王陵区，共有七座王族墓，现已发掘中山成公墓、中山王厝墓和中山王族三、四、五号墓。在中山灵寿城遗址及王陵出土了一万九千多件文物，件件都是稀世珍宝，其中出土的古酒、金银错铜版兆域图被列为世界之最；铜器名文方壶、铁足大铜鼎、十五连盏灯、四鹿四龙四凤铜座方案等均被视为国宝，在美、日、德、法、加拿大等国展出后轰动世界、震惊中外，名扬天下。其中最有历史价值的就是“中山三器”和“中山王墓兆域图”。

中山三器为：中山王舋（音cuò厝，也有说读xìn，今从cuò）方壶、中山王舋鼎、中山太子姿圆壶。三器相继铸于中山舋王去世前后。

1、中山王舋方壶：通高63厘米，直径35厘米，四壁刻有铭文450字。铭文主要是颂扬中山君先祖先王的功德及相国司马赒的功绩，警醒太子姿效法先王，重用贤臣，以仁德治国。铭文中有“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的记载，清楚地列出了中山国君王的世系：中山文公、中山武公、中山桓王、中山成王、中山舋王。　

2、中山王舋鼎：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为铜铁合铸而成，鼎壁刻有铭文469字，主要记载中山相司马赒讨伐燕国之事。铭文使我们知道，在燕国内乱时期，中山国曾派相国司马赒领兵伐燕，攻取了燕国数十城和数百里土地。　　

3、中山太子姿圆壶：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壶壁刻有太子姿为悼念父王所作的悼词182字，是研究中山王舋的重要史料。

4、中山王墓铜板兆域图：是已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有方向有比例的建筑规划图。中山王厝墓出土，长96厘米，宽48厘米，厚0.9厘米，重达29.5公斤。为中山王陵区建筑规划图。兆域图正面用金银片镶嵌成王陵陵园图，并标注了各个部位的名称、大小、间距、位置及高低的尺寸。设计理念精巧先进，使人、建筑与自然相融共生，其精妙之处就是很多现代建筑也无法超越，闪现着中山国先民的智慧和建筑之光。

考古发现不仅弥补了史书的不足，关键还弄清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关于中山王的世系，方壶铭文清楚地列出了中山国君王的世系分别是，中山文公、中山武公、中山桓王、中山成王、中山舋王。再者，经过专家们不断地研究，发现铭文是铸上去的，从而对战国时代的铸造技术有了进一步了解。

从出土文物看，到战国时代，中山国的文化基本上已和中原各国相同，这的文字、器物及墓葬制度基本和中原文化一致，但是也保留有部分民族文化的特点，例如用山字形铜器作礼器，建筑物顶部脊瓦也作山形，随葬品有便于携带的帐架及帐内用器，多少保留有游牧生活的遗风。这一切都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证据，印证了“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和文化特色。

在研究中山国的学者当中，邢士林先生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作为一个从事汽车配件维修行业的成功人士，在确定了研究中山国文化后，闭关三年研习古文字，收集中山文物资料，成立了中山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自费到中亚考察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他告诉我，在中山国出土的双翼神兽文物，同波斯帝国万国门上同类石雕图案非常近似；波斯狮噬牛，中山虎吞鹿，为同一时代作品，其寓意堪称相近。中山国出土的错银双翼神兽，其原型就是西亚的狮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青铜文物中还出现了大量鸟首图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国出土的鸟柱盆，这无疑为中国北方和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融提供了关键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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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铸芳华

自中山王陵及都城考古发现以来，在文物保护、史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1980年代只有一个人牵一条狗在保护到今天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到今天成立陈列馆，从中山王陵立于荒郊野外到建立中山国遗址公园，从原来少数人关注到如今成立了中山国研究会、中山国文化艺术研究院，从临摩中山文字到研究弘扬中山篆书法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考古研究中来，越来越多的成果呈现于世，中央电视台还专门播放了《中山国》记录片，中山文化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中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在大国夹缝中生存，不屈不挠，几生几灭，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发展意识。他纵横于列强之间，左冲右突，攻城略地，注重外交，表现出灵活的发展手段。虽然来自北方游牧之地，但在思想文化领域，注意学习华夏文化，史载“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说明接受了儒家学说。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既有游牧民族剽悍雄健的传统，又吸收了华夏艺术柔和婉丽的风格，阴阳相用，刚柔并济，形成了中山艺术的独有特色。在中山王陵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文字成熟，语言准确，字体工整，书法优美，显示出中山文化与华夏文化趋于融合。

中山文化是独树一帜的滹太区域文化，是地地道道的石家庄古文化。赵灭中山以后，中山文化与赵文化融为一体，以后又与燕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燕赵—河北文化。但就燕赵而言，燕国管辖范围在保定以北直至辽东一带，而赵国的大部分在今山西与河南境内。因此，真正属于河北文化内核的应是中山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山文化是滹太地区的标识，是河北文化的源头活水。

1990年代以来，我曾多次到中山灵寿城遗址及王陵所在地考察参观，亲眼见证了考古遗址的保护。当我登上中山故都极目远眺的时候，我陷入了沉思之中：作为在石家庄大地上曾显赫耀眼的中山文化，为后辈们留下了哪些历史遗产呢？是那闻名中外的千万件文物，还是那隆起的黄土古冢及那神秘的传说；是那冶炼、烧陶、酿酒、建筑设计的科学技术，还是那佶屈聱牙、令人费解的古文字？这自然不是一人所能明确揭示的。多少年来，人们对中山文化的历史地位缺乏全面的认识，不少人对中山文化持误解乃至怀疑的态度。事实上，中山国人不仅征服过自然，而且在改造自然中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假设我们把自己置身于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就会看到人们是怎样为国家社会而奔走，看到中山人民励精图治与大国争雄的场面，看到那宏伟的宫殿建筑和人们辛苦劳作的景象，当我们恢复了那历史本来面目时，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中山国那两千多年前的文化艺术“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

中山人的文化遗产是巨大的，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这笔遗产将更加丰富地摆在世人面前。恩格斯在评述德国文化时说：“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超过它们”（引文同上第115页）这同样适合于对中山文化的评价。在中山文化这个领域，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尚不清楚的问题，需要去探讨、解决。笔者写此小文，旨在吁请有关专家和有志之士，开展中山文化研究，挖掘历史遗产，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来源：岩石 若思容止

中山王陵的历史意义

意义：中山王陵的发现，使人们对中山国的历史及文化等方面，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
历史：公元前388年，中山桓公在此建都，历时80余年，共历5位国王，其中3位葬在这里。中山国都城城址占地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中山国王陵共3处，分布于都城的西部及西北部。发掘于1974～1978年。

战国中山王陵出土了哪些东西？

我们研究历史，就是想把已经失去的世界再找回来。历史犹如大浪淘沙，有些东西冲走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留下来的历史是文献古籍的记载和湮没于地下的遗存，而两者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的是文献有载而未见遗存，有的是文献无载而有遗存发现，当然也有的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遗存发现，这就是常说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考古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能“穿越时空隧道”，将“古”、“今”的距离缩小，让我们重见古代，触摸古代。

根据《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山是春秋时期由北方民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建国时称为“鲜虞”，以后改国名为时口山。大约在公元前409年，中山国被魏国所灭，但随后中山国又将魏人赶走，收复了自己的国土。大约在公元前296年，中山国再次被赵、齐、燕等国所灭。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国都灵寿故城在现今的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一带。1974—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此处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并发掘了1号、3号、4号、5号和6号等战国时期的墓葬及其附属的车马坑和陪葬墓。其中，在灵寿故城以西2公里处的1号墓即是中山国王的陵墓。灵寿故城内西北部的6号墓也是一座中山国王陵，但尚不能确定墓主为哪位国王。

1号墓和6号墓的上部都有夯筑的高大封土，其上再建“享堂”。其中1号墓的封土保存较好，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龙形玉佩阶状，第1级台阶的内侧有宽约1米多的砾石散水，第2级台阶有壁柱和柱础等遗迹，顶部的第3级台阶则有叠压成鱼鳞状的瓦片堆积，可复原为一座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享堂”。两座墓的附近都有陪葬墓和车马坑。1号墓的东侧有陪葬墓2座，北侧有1座，西侧有3座；东南侧有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依次排列有车马坑、杂殉坑、葬船坑各1座。6号墓的东侧有陪葬墓2座，西侧有1座；南面的两个坑可能为车马坑。

两座墓葬的形制基本相同，平面均呈“中”字形，中间为近方形的墓室，南北为两条墓道。墓壁抹草拌泥并用白粉涂饰。椁室均居墓室中部，平面近方形，其中1号墓的椁室用厚约2米的石块砌成。两座墓的椁室均被扰乱，从残存的痕迹看，1号墓的椁室内有4层套棺。1号墓全长110米，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6号墓比1号墓规模略小一些。在两座墓的椁室两侧均另设放置随葬品的器物坑，其中1号墓椁室东侧有2个坑，西南侧有1个坑：6号墓椁室东、西侧各有1个坑。

两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放置于椁室两侧的器物坑中，数量惊人，总数竞达19000多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号墓出土的两件铜壶和1件铁足铜鼎，被誉为“中山三器”。这3件铜器上刻有铭文1099字，主要内容是对嗣王的告诫和嗣子对先王的悼词，以及对中山国军队征伐燕国时所立功勋的赞颂。这些铭文不仅确切地说明了这座墓的主人是中山王，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中山国的一些史实和中山王的世系等。铭文追述了公元前316年燕王被迫让位的事，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之子，告诫要警惕类似事件在中山国发生。传世文献只记载当燕国国君让位时，齐国乘机入侵燕国并攻破了燕都，并未提及中山国。但中山国铜器上的铭文却说明，当时中山国的军队也参加了这场攻打燕国的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铭文记载了六代中山国国王，加上《史记》所载的最后一个中山国国王，我们由此得知七代中山王的世系。

出土遗物中同样令人关注的是，1号墓出土的1件错金银青铜兆域图版，长94、宽48、厚约1厘米，是一幅王陵建筑平面规划图，详细注明了陵园中居中的王堂，两侧等级较低的王后堂、哀后堂、夫人堂，四周的内宫垣、中宫垣等建筑的方位布局和各部位的尺寸。它是中国现知最早的建筑规划图。经推算和实测，规划图与实地情况大体相符。中山国这种以国王墓为中心的葬制与后来的秦始皇陵的布局很接近。

两座墓葬出土的巨大的“山”字形铜器。是前所未见的仪仗性器物，是王权的象征。1号墓出土的5件均高1.19米，6号墓出土的6件均高1.43米，下部銎内都存有木质。有些器物异常精巧，是稀世珍品。如错金银龙凤形铜方案，器足以4只伏卧的小鹿承一圆圈，圆圈之上是蟠绕成半球形的四龙四凤，龙顶又各有一组斗棋上承方案。十五连盏铜灯，高84.5厘米，形似大树，树上攀援着嬉戏的群猴，树下还有二人仰面戏逗。银首人俑铜灯高66.4厘米，男俑头部用白银精心制作，左手握螭蛇连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螭蛇连接的另一灯盘。几件错金银的青铜动物形器座，造型逼真，有错银双翼神兽和牛、犀等形象，其中以虎噬鹿形象最为生动。这些精美的器物，除银首人俑铜灯出自6号墓外，其余均出于1号墓。这些文物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山国能工巧匠们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另外，1号墓出土的带暗纹的磨光黑陶鼎等，也有一定特色。

关于中山国的历史发展和族属问题，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般认为，战国中山是春秋鲜虞的延续，是姬姓白狄建立的国家。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如青铜礼器、陶礼器等都与同时期的赵国、韩国和魏国墓葬出土的文物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但是墓中同时出土了许多反映游牧生活的帐幕构件、巨大的“山”字形青铜饰件和动物造型的错金银青铜饰品。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由于不同民族的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原来文化上的差异逐渐缩小，民族融合不断加深。

中山王陵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但中山王陵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个古国全部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遗存，留下来的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根据这些资料去寻找回来的历史，需要考古和历史学者将一个个“碎片”整合，向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一目标不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