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4日至15日，由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文物局指导，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2021年度西南考古协作会暨古蜀文明与西南夷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来自川、云、贵、渝、桂、藏六省区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校考古历史院系相关领域负责人和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中国文物报社等十余家单位的90余位代表参会。
开幕式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先后致辞，开幕式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主持。颜劲松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历次西南考古协作会的主题与举办地。历次协作会议对西南考古界强强联手、整合资源、共创辉煌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21年恰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以四川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重大考古发现震惊海内外，四川省考古学会也于今年成立，同时还举办了“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等系列活动。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致敬中国考古百年征程，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又一具体行动。相信本次会议将在西南考古协作历程中留下重要一页。
王毅在致辞中表示，新时代要有新思想和新做法。如今，西南考古协作会的举办具有重要意义。诚如王毅所言，“真正地感觉到西南地区考古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过，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过去100年，与黄河、长江流域考古相比，西南地区的步伐慢了一些。但是最近十几年，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具体到巴蜀研究而言，川渝地区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在当下，没有区域间的协作就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王毅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年轻考古力量的重要性，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三星堆、江口、稻城等遗址上，深感其迸发出的强大活力与能力。站在新百年起点上，年轻人成为推动西南考古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期待他们能突破原有的设想，以广阔的视野看待西南考古，在新时代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会议围绕“古蜀文明与西南夷”主题，展开4场学术研讨会和2个工作座谈会，共有18位学者围绕史前时期的中国西南、巴蜀考古新成果、云贵高原考古的新进展、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新进展进行学术演讲，集中展示近年来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
史前时期的中国西南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喆轩副所长汇报了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新进展，主要是皮洛遗址的重大收获。该遗址为川西高原极高海拔地区约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遗址发现罕见的旧石器文化三叠层，为四川地区青藏高原树立特定时间的区域文化序列提供最大标识。这一发现远远突破了既往对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规模及过程的原有认识。十几万年，甚至二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能频繁登上高原，代表着早期人类的行为能力、登上高原的模式远超预期。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出土石器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胡越副教授对中更新世晚期中国西南地区的预制石核技术做了汇报。介绍了四川旧石器的各个遗址点、旧石器的工业面貌（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石片石器、砾石石器）和文化传播路线。观音洞遗址及其勒哇娄瓦技术是东亚最早的预制石核技术，生活在观音洞的古人类和同期非洲、欧洲、中亚地区的古人类具有相似的行为能力，人口迁徙交流事件可能在旧石器中期早段就已经发生。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德云教授汇报了海门口遗址研究进展以及2016年以来田野工作的收获与思考。四年的考古工作勘探出海门口遗址的分布范围，初步确认并明确范围的遗址共7处，其中先秦时期遗址6处。证明了海门口先民滨水环境的居住行为存在广泛的“垫土”现象。结合植物、动物、冶金、环境考古等科技信息的采集，后续将开展室内实验室工作。由于遗址东区与西区文化面貌差异显著，他倾向于认为早期人类活动在海门口遗址西区较小范围内，公元前1500年或稍后，新人群进入地势较低的临河区域，公元前800年左右又有一支势力较大人群迁移至剑川坝子，先后两次进入新的人群，应该与原住民之间保持和谐共处关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黄明博士汇报了近年来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新进展。首先，他提出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古蜀先民迁徙的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地貌和水文环境的变化。第二，不同时期聚落空间、规模的变化反映出古蜀先民对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不断适应的过程。第三，与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时期遗址相比，三星堆文化时期聚落分布较为特殊（聚落少、海拔低、沱江流域），从自然环境角度可以理解古人选址于三星堆的原因，但无法很好地解释岷江冲积扇，特别是青白江以南区域基本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遗存这一现象。第四，成都平原的考古工作大多是配合基建进行的，理论上基建工作较多的区域也是遗址点发现较多的区域。温江——郫县——成都一线以及成都——青白江——新都一线均是近年来基建工作进行较多的区域，因此上述区域遗址分布较多可能跟上述因素有一定关系。
四川成都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发掘航拍
四川成都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大型建筑基址F1航片
四川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墓地
巴蜀考古的新成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副研究员简要介绍了2019年至今三星堆祭祀区的勘探、发掘等工作进展。目前基本明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堆积状况与空间格局，进一步深化对三星堆遗址整体聚落结构的认识。在祭祀坑的西侧还发现有矩形沟槽和小型圆形坑，推测可能是另一种祭祀坑。八座祭祀坑与其他祭祀遗存集中分布于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区域内，与金沙遗址长方形土台走向规格类似。初步明确各坑年代，其中，四号坑出土大量烧火用的陶器碎片，测年年代是在距今3200年到3000年之间。八号坑还发现有大量的跟以往所认为的“祭祀坑”埋藏文物不太相同的出土文物，比如红烧土的残块，还有像地板砖的石壁残块等，推测八号坑的性质应该是属于“祭祀器物掩埋坑”。
三星堆遗址出土遗物
三星堆遗址K4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
三星堆遗址K3出土黄金面具
三星堆遗址K3出土铜人头像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代玉彪副研究员介绍了重启的冬笋坝遗址考古发掘成果。遗址主体遗存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巴文化墓葬。以冬笋坝为代表的嘉陵江流域及渝西地区与渝东地区巴文化，墓葬形制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表明二者属于巴人不同的族群。冬笋坝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嘉陵江流域与渝西巴文化船棺葬提供了新的资料，此次发掘项目的重启有助于进行“川渝巴蜀文明进程”课题预研究，促进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重庆冬笋坝遗址M88出土铜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万涛副研究员介绍的彭山区大坟包墓地年代从战国晚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其中大量墓葬发现排水沟（排水设施）。大坟包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新莽至东汉墓葬的营建方式、墓葬形制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大坟包墓地紧挨舞阳城遗址，为一处大型公共墓地，为研究武阳城遗址的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该墓地随葬品组合的变化，体现了巴蜀区域文明向中华文明统一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田剑波副站长代表周志清研究员介绍了四川盐源县老龙头墓地第四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发掘构建了盐源盆地青铜时代商代晚期至西汉年代框架，为川西南青铜时代文化谱系和年代研究提供了标尺，为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内涵与范式特征提供了完整个案研究。盐源盆地地处横断山区南北文化交流走廊的节点，将西北高地与云贵高原连接起来，文化内涵呈现复合性和多元性特征。提出要加强“内地的边疆，边疆的内地”考古工作及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研究内容，这对于维护边疆地区民族与文化安全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四川盐源县老龙头墓地出土遗物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海超教授以巴、蜀为例，阐释族属考古研究的新方法。首先提出了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为物质表现，族属之间的差异是文化结构的差异，两者之间的对应有着缺环，如技术体系，行为模式等。以巴、蜀为例，巴、蜀部分有着疆域不清、两国关系不明、与其他区域交流情况难辨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他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形”“工”“料”相结合 时空对比法以及区域性铜器科技数据库的建设。目前的研究表明：巴蜀两国铜器微量元素与铅同位素特征明显不同，原料来源不同；蜀、楚之间可能存在长时间的铅料流通，巴国则独立于其外；要依据科技标准尝试复原巴蜀疆域及其互动关系；要系统的科技分析，建立物质文化完整面貌，深化考古学文化的理解；要重新审视族属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探索透物见人的新路径。
云贵高原考古的新进展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研究员分享了近年来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的收获，他首先梳理了1955年-2000年石寨山文化密集分布的六个区域的发掘及调查情况。为了突破石寨山文化研究瓶颈，寻找石寨山文化的核心聚落或城址，在2014年-201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上述六个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并对河伯所遗址、西王庙遗址进行发掘，完善了石寨山文化的年代序列。2017年对西王庙遗址进行的湖相沉积分析表明，滇池地区在石寨山文化时期整体气候干旱，所发现的汉代聚落低于现在滇池的水平面高度。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滇国相印”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然朝副研究员介绍了2020年至今晋宁古城村遗址考古发掘收获。古城村遗址为一处大型湖滨贝丘遗址，位于石寨山文化核心区，古城村遗址核心区面积42000平方米，地层堆积由早及晚可分为前石寨山文化时期、石寨山文化时期、明清时期。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大量螺壳碎粘沙土混合形成的各种活动面，大大丰富了对石寨山文化核心区湖滨贝丘遗址堆积形态形成过程的认识。所发现的台地居中，内围沟外护坡的前石寨山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结构，在石寨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属首次发现。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小瑞副研究员介绍了云南晋宁海宝山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晋宁海宝山遗址位于石寨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距离河泊所遗址约八公里。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的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1189座，占遗迹总数的94%，其中竖穴土坑墓约占墓葬总数的五分之四。青铜时代的墓葬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分布于山顶，大多为单人小型墓，也有少量带腰坑的中型墓，年代早于石寨山文化；晚期墓葬分布在西北部山顶及发掘区南部，部分与早期墓葬呈垂直打破关系，年代属于石寨山文化，海宝山遗址的发掘为寻找滇池地区早期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卿副研究员介绍了铜仁锦江流域考古调查与发掘新收获。自2020年起，锦江流域调查发现50余处早期遗址，时代跨度在新石器晚期至汉晋时期，主体年代以商周时期为主，其中田坝遗址以细绳纹为主体的陶器纹饰、以平底罐、豆等为典型代表的文化遗存，受早期巴蜀文化影响较大，是早期巴蜀文化向东扩展，经长江、乌江、锦江深入黔东地区的重要佐证。锦江流域从新石器至汉晋时期不同遗址的发现表明了在该流域文化传播、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现象。大量遗址的发现对于深入研究锦江流域乃至整个沅水流域古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特点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锦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文化类型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新进展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蒙长旺副主任介绍了广西合浦大浪古城及相关成果。大浪古城是战国时期浙江一带的越人南迁合浦所筑之城，是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城址。广西先后经历了两次历史变革，包括先秦时期越人南迁，带来了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秦汉时期中央加强对广西地区的控制，在中原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米字纹等几何印纹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越人的特征器物逐渐消失。大浪古城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史籍关于越国被楚国灭亡厚越人南迁的记载，填补了越人迁徙到达的具体地点及重新组织的聚落模式等内容，为解决广西乃至岭南地区几何印文陶及原始瓷的源流和族属问题提供了线索。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何伟副研究员在会议中介绍了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考古发掘情况。桑达隆果墓地分为东西两区，目前已进行了5个年度的发掘，共发掘了50余座墓葬，墓葬整体可以分为三期，阶级分化明显。该墓地墓葬营建形式可分为石堆墓和土洞墓两类，重要发现包括若干金银面具及合金挂饰，其中彩绘的金银面饰长度均在10厘米以上，该类金银面具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南北两麓。该遗址首次发现青藏高原出土的木俑，在出土遗物内发现残留的食物包括部分碳化的青稞。对墓主牙结石进行古蛋白组分析表明，墓主的日常消费品包括羊奶、牛奶等，与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分析具有一致性。其出土丰富的随葬品体现出其较高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及与周边人群较深的文化交流程度，与象泉河边零星发现的同时期遗址、墓葬保持着主体一致、核心相同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共同组成了象泉河文明。
西藏桑达隆果墓地出土银质鎏金面饰
西藏桑达隆果墓地出土木俑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罗布扎西对浪卡子县境查加沟和那龙两处墓地的发掘情况进行介绍，其中那龙墓地发现的15件盘羊造型牌饰，帮助厘清墓葬形制与丧葬方式。同时这与以往吐蕃时期典型的木墩墓不一，为研究吐蕃时期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提供新材料。墓室内出土的各类随葬品，如铜冠饰、金耳坠、珠料、纺织物等共同为研究吐蕃服饰或首饰提供宝贵实物资料，反映青藏高原腹心地带与中国北方草原及周边区域的文化互动关系。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治刚副研究员介绍了白帝城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白帝城的考古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介绍了白帝城的唐代、宋代建筑。重点介绍了2014年以来的5次解剖性发掘。通过考古发现，确认了东汉至六朝时期城址的范围，明确南宋白帝城设置了多重防御体系，包括陆路和水路多处据点，城防结构设置复杂，呈现重城重壕的三连城的体系，形成冷冰热火共存的军事兵器体系。明确各城的功能分区。依据文献复原了下关城陈家包建筑基址的布局，认为是曲塘卫右千户所的核心建筑。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张雪芬副研究员以成都下同仁路窖藏为例，就成都地区南北朝石刻造像的考古发现进行研究，基本确认实业街造像出土地点为唐代福感寺旧址，推测下同仁路出土的小型石像也属于福感寺旧物。参考其他纪年造像对这批造像进行分期断代，将齐永明至西魏北周分为四期。通过下同仁路与实业街两个地点出土的这批南北朝造像，完全可以从实物角度印证北周占据成都后，益州佛教艺术对长安产生过重要影响，弥补了以往仅有文献支撑的局面。
大会学术总结
2015年，以西南考古科研机构、相关高校考古专业负责人和一线考古人员为主，一群志同道合的中青年考古学者聚集在成都，基于相互交流本区域考古工作新成果和考古研究新认识，共同探讨本区域间相关考古现象反映的问题，协作解决青藏高原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迁徙到历史时期族群的流动等诸多问题的愿望，发起了西南考古协作会。本次会议秉持着初届协作会的会议方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同时又是致敬中国考古百年征程，不断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又一具体行动。
参与过历次会议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在大会总结中提出以下几点感想：
第一，从汇报的多个新发现发掘与收获来看，田野考古水平比先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强烈的学术意识，既有遗址的整体思考，又注意遗迹的关联细节。比如彭山大坟包墓地的发掘，发掘时注意墓葬排序问题，这为认识墓地的家族问题提供了新的信息。
第二，不少考古工作都是多单位、多学科的合作，科技含量高。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长期进行合作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也不断吸收和纳入更多的科研单位和各方力量，诸如四川稻城皮洛遗址、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等都逐渐进入边发掘、边研究的模式。
第三，本次会议分享的考古研究新认识，或颠覆了固有的观念，或弥补了认识的不足，或提出了新的研究途径思路。比如皮洛、观音洞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早期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秘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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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四川地域文化 从城市和农村俩方面说,还有四川人的生活习俗,习惯等等
四川地域文化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其西部是青藏高原，东部为四川盆地，数亿年的地质运动，沧桑巨变，造就了瑰丽险峻的巴蜀风光。四川，正位于中国西南交融、南北过渡的走廊，多年来既有利于揉合吸收东西民族之长，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精华，哺育出博大奇绝的巴蜀文化。
山清水秀的四川拥有无限的自然风光；
地灵人杰的四川有是著名的文化之邦；
在历史长河中，四川是人才荟萃之地；
在民族交融中，四川素有“民族走廊”之称；
中国的道教之源在四川；
世界的茶之源在四川；
……
数千年的时空传承，凝炼出四川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和特殊内蕴，也融造了四川旅游的无限魅力。
第一章 古蜀历史文化
四川的古蜀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系文化。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充分证明：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代，华夏大地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几个大块，它们各自有渊源，自成体系，在独立成长中又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其中的长江上游文化板块就是古蜀文化区。
第一节 古蜀文化的历史沿革
一、四川原始人类
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在四川东部的巫山县（现属重庆市）大庙，科学家发现了距今202～204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川中的资阳县，出土了著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在川东的铜梁县（现属重庆市）、川中的资阳鲤鱼桥、川西平原的成都羊子山以及四川盆地西南的汉源县，发现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和兽类遗骨，时代大致在几十万年到一二万年前。这些考古遗存和遗迹，便是四川先民生息劳动的最早的证据。
二、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1万年以前，四川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磨光石器、陶器、家畜遗骸等，在东起长江三峡，西至甘孜、阿坝的全川范围内广泛分布，迄今发现遗址200处以上，表明新石器文化的种子已经撒遍了巴山蜀水。
四川新石器文化的重要遗址有巫山（现属重庆市）大溪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岷江上游遗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遗址、西昌礼州遗址、成都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发现了密集的居址，大量磨光石质生产工具、陶器、动物遗骸，以及工艺品，这表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进入新石器的全盛时期。由于新石器文化的高度发展，引起了川西平原腹地文明要素的逐渐产生。大约4000年前，在广汉三星堆故地出现了早期城市，原始形态的刻划文字和青铜器，一个古文明中心于在那时的四川诞生。而这一时期，正与史籍所载“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结束和川西平原政治的一体化相一致，表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产生出来。这个政权，便是早期的古蜀王国。
三、古蜀国的消亡
公元前316年，巴、蜀战争风云再起，蜀王率大军攻巴，巴王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将军司马错率师伐蜀，蜀王迎战于葭萌（今广元市的昭化），蜀军战败，后为秦军追杀，秦遂灭蜀。同年冬，司马错移师东伐巴国，虏获巴王，巴国遂灭。
四、古蜀文化之后的蜀文化
古蜀国虽然被灭掉了，古蜀国作为一个政治形体从历史舞台消失了。但蜀文化仍然还保持着强大的惯性，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最后演变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新意义上的蜀文化。
（一）秦灭蜀及移民兴川
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的主要措施是：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劝督农耕，以收服民心。
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一系列反秦活动后，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
农业上，秦在蜀地大力推行《秦田律》，改变田制，开阡陌，扩大田亩面积。全面发展私有制，促成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工商业上，筑成都城，设立盐、铁、市官。在生产力上，主要是移民兴川。秦惠王时就迁移秦地居民移居蜀地。秦始皇在位后，鉴于蜀地人口过少，“徒上郡实之” 。灭掉六国后，将六国富豪、强宗大量迁入蜀地。
这些措施，使蜀地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兴建都江堰
李冰是秦昭王时的蜀郡守，以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名垂青史。都江堰修建在岷江上游与中游之交的灌口处，这里扼成都平原的咽喉。为了治理岷江泛洪，李冰集蜀中传统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壅江作堋，将岷江干流分为内、外两江，外江泄洪，内江既可泄洪，又兼有灌溉、航行之利。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宝瓶口、飞沙堰和鱼嘴三大主体工程构成。它的修建，为成都平原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都江堰水利工程经过历代维修和续建，今天仍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因而被中外誉为中国古代水利科学的结晶。
（三）两汉经略蜀地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将四川划分为若干郡县。前106年，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辖8郡56县。由于秦汉之际的连年战争均在四川以外进行，四川一直是汉王朝的大后方和关中饥民的“就食”之地。西汉建国后，鉴于蜀地是“帝业所兴” ，又是汉王朝重要的粮食和兵源基地，所以“不封藩王” ，划为“天子自有”之地，为中央直辖，这样也不受西汉时“七国之乱”的影响。长期处于汉王朝稳定政治统治下的四川，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到景帝末，四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出现歌舞升平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加快了汉文化在蜀地的传播及与原蜀文化的融合。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至广州，发现蜀商经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牂柯江（ 今贵州北盘江） 运至广州的枸酱。汉武帝命唐蒙招降夜郎，出兵牂柯江以攻南越，并使夜郎周围的部落归汉。汉王廷又发巴蜀数万民众修南夷道，直通牂柯江和滇池区域。汉武帝还命蜀人司马相如入川，抚谕民众，经营西南边事，招抚邛、笮、冉等西南夷部落，并在其地置县，归蜀郡统辖。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云南到身毒（印度）的道路，发兵攻占且兰（今贵州贵平、黄平一带）及夜郎，置牂柯郡。公元前109年，汉兵至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从此，西南地区大部纳于汉王朝统治之下，促进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东汉，四川政治比较稳定，时称“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73个县，民户达到117万多户、469万口，人口发展超过了西汉时期。
（四）四川的发展及蜀文化的新生
汉代四川的稻作农业十分发达，水稻亩产达到780～1160斤，成都平原已是全国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生产相当发达。成都平原边缘地区以种植芋类为主。汉代四川的林业、牧业和渔业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如柑桔、荔枝、桑、麻等，均普遍种植，尤以茶叶名闻海内，是中国茶文化的最早起源地。
汉王朝在四川设有3处工官，并在成都设车官和锦官，管理四川的手工业。除名扬海内外的蜀锦外，蜀布的名声也盛极一时。蜀布又称为“黄润细布” ，一匹蜀布价值数金，是布中极品。汉代四川的金银加工艺术非常发达，产品除畅销全国各地外，还远销乐浪（今朝鲜境）等地，蜚声海外。汉代四川的漆器制造业以成都为中心，产品多销于湖北、湖南，也远销朝鲜，以其质地优良、制作精美而名传于世。
汉代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网络继续扩大和发展。成都不但号为名城，为西南第一大都会，而且与中原的洛阳、临淄、邯郸、宛齐名，并列为全国“五都” 。公元初，成都人口仅次于京师长安，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汉代四川商业兴盛，成都的市场上，商品齐备，应有尽有，而且“市廛列肆” ，时人称之为“万商之渊” 。汉代四川进一步开发利用了“滇缅道”（蜀身毒道），发展了中印国际贸易，成都也成为著名的国际都市。
经过秦汉政治经济政策的改造及直接作用，四川的古蜀文化逐步消失了，但一种新的蜀文化在与中原主流文化的感应融合中诞生了。这种文化在多方面向着汉文化迅速转化，形成一种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体系。
第二节 古蜀文化概念及形成发展
一、古蜀文化的概念
（一）古蜀文化的渊源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和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使四川在遥远的远古就形成了比中国内地其他地区自律性更高的地域文化——古蜀文化。
古蜀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考古学上的文化。它指的是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和。考古学文化定名的一般原则是以最早发现的小地名作为文化的名称。“至于时代较晚的原始社会，因为它们毗邻的各个社会中有些已有文字记载，所以这些文化有时便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巴蜀文化。”
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首先是一种文化必须是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这些类型品是经常地、独有地共同伴出。第二是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换言之，不仅在一个墓地中的几个墓葬内，或一个居住址中的几座住宅内发现，而是在不同的墓地和居住址中都发现过它们在一起的。再者是我们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
从考古发现看，古蜀文化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方始消失。
古蜀文化，是指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古蜀族和蜀地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
过去，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只讲黄河流域——由龙山文化至夏商。七十年代扩展到辽河流域——由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长江流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到吴越荆楚文化。
八十年代，随着三星堆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考古工作，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长江流域上游在四千多年前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文明的光芒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放射出来，波及影响到了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有明显地理范围的文化区域——古蜀文化区。
（二）古蜀文化与巴文化
文献中和实际中常常提到的巴蜀文化，其实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多元总和。
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 《李斯传》载谏客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拨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在商周之际，这一区域则只称蜀。在古代文献中有蜀人的记载，甲骨文中亦有蜀的记载。根据彭州出土的“覃父癸” 、“牧正父己”铭文的铜觯，证明参与武王伐纣的蜀就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
从《尚书·牧誓》记，当时参加伐纣八国有蜀，以后与周王朝关系一度亲密。平王东迁后，特别是战国时期与秦交往较多，之后成为秦地，在统一战争中成为秦对楚作战的前方基地。
到了东周战国时代，由于巴蜀两大诸侯国并举，以及四川盆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形状，人们往往巴蜀并称。《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 。实际上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陕西旬邑周原卜辞有关记载中有蜀无巴。因此，我们将这遥远时代的区域文化称之为古蜀文化。
至于将巴与蜀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两地山水相接，导源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四川盆地，这是一个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巴与蜀曾有过长期同处一个盆地的时期，1997年前的四川省行政区域包括了重庆及三峡的巴文化地区。二是发现时它们是已是属于行将消失的晚期阶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且当时资料较少，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因此，巴蜀之称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的。
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巴文化和蜀文化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
巴蜀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从巴蜀文化中分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巴文化分布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逐渐迁至重庆，其渊源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后者则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其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安阳殷墟中称作“蜀”的地区，其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古蜀这个文化圈的范围，已被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所印证，具有三星堆——十二桥蜀文化性质的遗存在成都平原有密集的分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遗址甚至在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中坪均有发现，其中的蜀文化成份与距成都平原的距离呈反比，呈现出古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
二、古蜀文化的形成发展
（一）古蜀文化的兴起发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尚不能确定蜀文化的源头。但无需讳言，这种文化是远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的成果。
古代蜀人的主要活动地方就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盆地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区。因此，探寻蜀文化的源渊主要着眼于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充分表明：在距今4000年以前，成都平原星罗棋布般地分布着多种文化群落。这些文化群落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分布。成都平原这支具有空间广延性并具连续性分布状态的文化，便是早期的蜀文化。所以，成都平原有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在广袤的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物质文化遗存分布广泛。而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域，则是广汉、成都及周围地区，这一带的文化中心区是岷江流域及成都平原，而又以岷江与沱江之间的成都平原偏北地区为主，在这一地域陆续发现了多处早期的古城遗址。
继三星堆古城遗址后，1995年之后，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等早期城址。距测定，这些古城距今约4500年，在时间上早于三星堆。可以肯定，在成都平原一带早期还有更多的城市分布。根据考古研究，上述诸城早晚关系为：宝墩－芒城－郫县古城和鱼凫城，再是三星堆，它们构成了一部古蜀早期古城古国发展史。这些古城的兴衰，与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迁移有关。换言之，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后，最先修筑的是宝墩古城和芒城。后来由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政权更替），自然方面的原因（比如洪涝灾害），古蜀人从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移居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他们放弃了以前的城邑，相继修筑了鱼凫城、郫县古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往后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崛起和兴盛。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四周为高峻连绵起伏的山脉以及丘陵所包围，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复合冲积扇平原。来自西部高山的河流一出山口后即呈扇形散开，使得整个平原河网密布。同时，受盆地地形影响，河水不易外泄，地势低洼之处，容易积水成湖成泽，洪水一来更是一片汪洋。所以，正如《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 这就决定了蜀人进入成都平原时，必须首先同洪水和湖沼作顽强斗争，也就必然有一个辗转迁移治水的过程。在排水泄水、治理沼泽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农耕文明。
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城等古城遗址，多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部、西南部到腹心一带，说明古蜀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城市聚落生长点，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先从平原西南边缘治水建城起，再逐渐推进到平原腹心地带。这批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地带最早诞生的城市文明。
早期蜀地邦国林立的状况是相当持久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地区间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在考古发现的成都平原距今4000多年的几个古城遗址中，最大的面积达60万平方米，最小的则才10万多平方米，其出土的资料在文化上既相似又相异。此种状况说明：在古蜀这块土地上，各部落既有文化上的交流，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文化特点；不同古城城墙这一防御设施的存在，表明他们中呈现的冲突和矛盾。最后，强者进一步演化为胜者，成为蜀地的主宰。
从文献记载来看，确切可知的蜀人的历史是从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末叶）开始的，在武丁时甲骨文卜辞中曾多次提到“蜀” ，那时的蜀人已拥有强大的力量和辽阔的城域。由于蜀与商分属于不同的政权体系，并且蜀国没有成为商的外服方国，故蜀地城市建筑没有遵守商朝关于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新兴的古蜀文化兴起后继续相对独立发展着。例如，按照中原城市规模等级制度，方国之都绝对不能大于王都，如山西夏县的东下冯、湖北黄陂等中原古城就是如此。但四川地区不受中原规格约束，蜀地城市的建设方式与商城体系也不一样。在三星堆，古蜀城周边分布着密集的居址，城市内部都有主体建筑和一般性建筑，拥有作坊区、生活区、宗教区、宫殿区，城市的布局和功能分区与中原古城明显不同。
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的古城，代表了古蜀文明。其中尤以三星堆文明最为引人注目，它所代表的古蜀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这样高度发达的文化将向外扩张、辐射。两条向南的大江，为古蜀文化顺游而下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顺地势由高向低传播也是必然。跨过盆地北缘，早在夏商时代，古蜀文化就开始向北拓展，连续分布到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一带，在西周时期甚至影响到了渭水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成为蜀文化向北传播的边缘分布区。西南大渡河、青衣江一带也受到这种文明的影响。
先秦时期，蜀既是一族称，也是一方国。甲骨文中就记载蜀与商的密切联系，周武王讨纣时，蜀等国相从。之后，中原与蜀地文化的交流渐多，直至秦灭蜀。古蜀文明中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方始消失。
（二）古蜀文化的历史分期
四川盆地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根据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蜀地史前文化最早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早期古人类的化石、旧石器遗址等代表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野蛮状态的遗存，在区域内时有发现，如资阳人、汉源富林旧石器文化遗存、广元中子铺文化以及茂县营盘山文化、广汉三星堆早期文化等。
古蜀地区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目前还存在许多缺环，两者之间是否是有直接的继承演变关系，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如果以最早文明的诞生作为史前文化结束的标志及古蜀文化的开始的话，那么，古蜀史前文化基本结束于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叶。
古蜀文化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盛衰兴亡不可避免。纵观古蜀文化的发展进程，其文明演变的时序是：
第一期——滥觞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时期。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早期蜀文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著标志是早商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古城。这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早期的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青铜制作业已经出现，代表器物主要是兵器和工具。对应于文献，正是传说中的“三代蜀王”时期。
第二期——勃兴期，这个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到周初的时期。在此期间，城市生活方式基本确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雅安沙溪、汉中盆地等为支撑点的文化圈层。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达到极盛的顶点，经济也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蜀地青铜文化进入全盛期，代表器物主要是礼器和酒器。
第三期——扩张期，这个时期相当于西周到春秋早期。古蜀文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文化广延性大为增强，古蜀文明的空间架构不断扩大。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在精神领域和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已向纵深发展，城市体系扩大，国家形态日益成熟。
第四期——鼎盛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晚期。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体系的成熟，文字制度的形成，礼乐制度的完善。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之初是春秋早期的鳖灵入蜀，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了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文化影响都比较大的开明王朝。这一时期末是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然后秦从中原向蜀地移民，古蜀文化从政治形态上消失，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也随之中断了，逐步融入中国大文明的范围中了。
第五期——转型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叶。古蜀王国虽然退出历史政治舞台，但是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还存在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最后演变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新意义上的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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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文化渊源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在距今2500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蜀文化渊源]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在距今2500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 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 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 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 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 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 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 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 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 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群星建言蜀文化
本报讯 谢芳、张铁林、姜昆……一拨在荧屏上常见的明星,昨(29)日齐现“影视戏剧艺术家书画展学术研讨会”。然而,无论是谈笑风生的姜昆还是优雅出众的谢芳,都脱离了他们的老本行影视,转而谈起了书画艺术。
话题是从张铁林的写生日记《成都茶馆》说开的。作为专业书法家的曾来德首先肯定了影视人介入书画领域:“演艺造就了明星,‘明星效应’对书画的传承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也认为,书画与影视都属于艺术范畴,彼此能够互相渗透。
张铁林认为,检验艺术作品水平的高低,标准是市场,“裁判员”是观众。《成都茶馆》就是张铁林80年代在成都拍电影时的“日记”,而记日记习惯,已随他30多年了,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他一改钢笔为毛笔。既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又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成都茶馆》把与会者的话题引到了成都的文化内涵上。来自北京的与会专家众口一词:有深厚的蜀中文化积淀的成都,不仅要有承传意识,更需要在今天增加内涵,成都遍地都是文化,满街都是故事,三星堆、金沙遗址等,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文化财富,打造现代成都文化,要海纳百川,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让开放的成都引进更多文化意识与艺术成果,注入新激情,体现时代节奏。王岳川教授以关注家乡的饱满激情,提出了关注生态文化发展与人文精神发展的中肯意见。
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
都江堰创建于两千二百多年前，至今不衰，是一重要水利工程与珍贵文物的结合体。都江堰创建之时，正是蜀文化继续发展之时。蜀文化中的水利科学、宗教意识、神话传说，在都江堰身上都有反映。通过对都江堰的研究，我们可进一步认识蜀文化的内涵。
一、李冰建堰时对蜀神的借助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的映证，李冰在带领蜀人创建都江堰时，曾大力借助于蜀文化中的宗教意识、神话传说，来号召、组织、鼓励蜀人，来指导水利建设。下面即将谈到的都江堰工程布局指导思想、一系列的镇水石神，都是其内容之一。这里先看在创建都江堰之初，李冰是怎样利用蜀神的。
《蜀王本纪》说："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阀，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①《华阳国志·蜀志》载此事详而完整，曰"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阀，因号天彭阀。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 璧沈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李冰在修建都江堰之前，在勘察堰址时，首先宣称他"仿佛若见神"，接着在江边建立庙祀三所，隆重祭祀蜀人信奉的有关神灵。天彭，是古蜀方言，最早或是古蜀人一支、或数支的部落之名，在他们的居住处逐渐出现天彭之称，今灌县、彭县、汶山、松潘等地皆有叫"天彭"之地。汶山，又叫蜀山、渎山。包括整个岷山山脉在内，都江堰渠首附近的湔山（唐代以后又名玉垒山）也在其范围之内。湔氐，今灌县、彭县西部地区②，此指令都江堰渠首附近。李冰在江边立把祭祀之事，曾有人表示怀疑，把它列入神话范畴。此事虽有一些神秘色彩，但在当时确属事实，确曾发生。《史记。封禅书》载秦并天下之后，令负责祭祀的官员，将各地所信奉所祭祀的、并有利于秦统一的名山、大川之鬼神编排为序，上奏朝廷，统一规定祭祀级别和祭礼。当时全国四十六郡，经朝廷议定通过的，只有十八座，蜀郡就占了二座："渎山，蜀之汶山；江水，祠蜀。"
古代蜀文化属"西南夷"文化范畴，大量考古、民族资料证明，早期西南夷文化中的祭祀，都是野祭（即设祭神于野外丛林之中、坟墓之旁、山洞之中，而不庙祭。蜀王开明九世吸取了秦文化的因素，设"青、赤、黑、黄、白帝"五庙③，仅限于宗庙，未及山川鬼神。《封禅书》所载渎山、江水二祠，显为秦人所立；并从他们能够顺利地得到中央政府承认这一点看，当为宫府所立。从文献记载看，在秦统治蜀地期间，仅李冰时立祀三所，可进一步认为渎山、江水二祠皆是李冰所立。渎山祠，祭汶山山神，具体位置已不可确考；从当时的形势看，我们认为都江堰渠首以上不远的岷山山脉上，即在湔山上。江水祠，又叫江渎祠，据唐李泰《括地志》等文献，在成都县南八里，具体位置在当时的流江（检江）岸边；该庙至明清仍存，历代多有记录，据说毁于民国初年。李冰所立江神，本是男身，这从他岁取民女二人和李冰欲嫁女与他的传说，便可看出；但到后来，江神竟变成了女身，亦是趣活。李冰立的另一祀，我们认为是望帝祀，祭蜀王杜宇，在今灌县二王庙处，《灌县乡士志》说：西路古有望帝祠，旧址在今崇德庙（即今二王庙）；齐建武时（494一497）益州刺史刘季连移望帝祠于郫，原祠改祀李公，相传至今。《岷阳古帝墓祠后志》也说：蜀人祀李冰，考其遗迹，灌口之李冰庙即杜宇之故址，齐建武中自灌徙郫。
李冰祭三祠，用中原祭礼的最高级别，祭用三牲（羊猪牛）。硅璧沉濆，濆为为古蜀方言，指大漩涡①，巫师在祭祀仪式和舞蹈后，将手中的神器洼璧投入大漩涡之中。《说文》："灵，巫也，以玉事神。”秦《诅楚文》一开头便说“大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古代蜀人也以玉器为神器，在早期蜀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广汉，曾出土大量玉器⑤，我们认为其中不乏巫师使用的神器。
李冰同时立三祠祭蜀神，其规模、其气魄、其影响，显然都很大。李冰的这些作法，有何目的、有何功能呢？首先，这是欲向蜀人说明他与神有特殊关系，他能"仿佛若见"他们，甚至欲说明他就是神（这在他与水神相斗的传说中表现得更清楚）。其显示功能，是说明他尊重蜀人的山神、水神、祖宗，并试图争取这些神灵对他的支持。其潜隐功能，则是向蜀人表现他与蜀神之间的谐合，说明建堰已得了蜀神的许可；既然他与蜀神已取得了妥协，一般百姓就更应支持。这种仪式，还具有在蜀人心目中改变李冰身份的功能。本来，李冰是一个外来统治者，是秦国势力统治蜀土、秦文化统冶蜀文化的代表，但通过大祭蜀神，使蜀人意识到李冰已接受了蜀文化，由秦国派未的统治者，转变成了自己认可的首领。单独看，是否要设这么多蜀祠，是否要举行这么隆重的祭礼，是否要采用这么高的级别，似乎都是小问题；然而把它放在秦在巴蜀的整个统治大业中看，把它放在建堰大业中看，就会发现它具有协调科学与土著宗教的关系，借神力统治蜀人、借神力号召、组织大家建堰的整合功能。李冰这些带有巫术性质的作法，与蜀人的传统巫术、原始宗教都相符，易为蜀人接受。
二、都江堰的建堰民族
要认识都江堰的文化内涵，首先必须搞清都江堰的建堰民族。
蜀地本属“西南夷"，故张仪说蜀国是"戎翟之长"①。秦、西汉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整个蜀地居民，以土著民族为主，外来移民只是极少数。近年在成都、郫县、新都、双流、广汉、绵阳等地发现的大量船棺、大量典型的蜀文物，以及在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干栏建筑等，都证明了土著在蜀地的广泛分布。在灌县发现的东汉石棺上，有干栏式房屋纹饰，说明灌县在东汉还居住着大量的土著民族。西汉王褒《僮约》说他在湔氐买了一名叫"便了"的髯奴，从他喜爱“夷蹲"、多髯和他的名字看，显然是一土著民族。1966年在郫县犀浦发现一东汉残碑，①碑文表明当地居民普遍蓄奴；从那些奴隶的名字看，也主要是当地的土著民族。我们曾经指出，包括今灌县、彭县西部地区在内的湔氐道居民，主要是氐人。③汉晋时期，氐人以杨为大姓。晋张华《博物志》卷三说："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锻玃，同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为室家……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旨锻玃化之子孙，时有玃爪者也。"汉晋时期，留居平原上的氐人普遍汉化，仍以杨为大姓。《华阳国志·蜀志》载成都大姓有杨氏，武阳（今彭山）大姓多达七杨，什邡大姓有杨氏，郫县有杨伯侯，新都有名士杨厚等，他们中有不少氐人的血源。从有关资料看，氐人杨氏与都江堰的关系最密。
五代著名学者杜光庭在《治水记》中说："杨磨有神术，于大皂江侧决水壅田，与龙为誓者。磨辅李守，江得是名，嘉阙绩也。"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水经。江水注》也有相同记载。湔堰即都江堰，"穿羊摩江"即《治水记》所说"于大皂江侧决水壅田"，大皂江即岷江，江西即岷江西岸地区。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杨磨曾协助李冰治水，并重点担负了"穿羊磨江"及"与龙为誓"两项任务，最后为了纪念杨磨的功绩，将他负责领导开凿的人工渠命名为羊摩江。这个杨磨，从他"与龙为誓"，即《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与江神要（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情况看，当为土著巫师，也是当地民族的首领之一。从其姓氏看，应是氐人。又相传为李冰之子的"二郎”，又称杨二郎。明吴承恩《西游记》说二郎庙食灌州灌江口，由"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所生；据《封神演义》，杨二郎叫杨戳。二郎的塑像，最大特征是三目，中间为纵目，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地西部有作石棺石敦的纵目人的记载相吻合，又二郎"架鹰牵犬"，“踏弩张弓"与氐人的猎人形象也相吻合。传说中，二郎事迹甚多，最主要的是协助李冰治水。二郎当然只是一个神化人物，剥开神话的外衣，它却反映了当地土著民族氐人曾协助李冰治水这一历史事实。李冰治水时，在成都“二江”上修建的"七桥"中有"夷桥"，又称笮桥③，也表明李冰曾调动大量土著民族参加治水活动。
三、都江堰工程中的蜀文化因素
有比较才有鉴别。把都江堰工程与古代中原地区的水利工程相比，便容易看出二者的差别。古代中原地区，在传说中鲧的时代，治水以"塞"为主；到大禹时代，又发展为以疏导为主，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即视地势高低，疏导川流薮泽的积水，主要目的是防洪。这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地区，一直视为先进的治水方法，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如周厉王时的召公、春秋郑国的子产，还主张用这种疏导方法来统治百姓。与中原水利工程相比，都江堰工程在构思设计上、总体布局上，以及若干具体技术上，皆独具匠心，自树一帜，浓具地方文化特征。
古代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阴阳五行学说，主张人与自然的协合统一。汉代蜀学的集大成者杨雄曾在《太玄》第四中说：“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俱。"凡事不论大小曲直，都必须循其自然，都江堰工程的基本特征也正在于此。杨雄还总结道："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都江堰的若干重要工程，如鱼嘴、百丈堤、飞沙堰等，其特征皆是"顺"水势而非逆水或阻水。都江堰的主导思想是变水害为水利，主体布局特征是无坝分水、壅江排沙、因地制宜、自流灌溉；主要效能是综合利用，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相结合，最大特征是历二千二百多年经久不衰。
都江堰工程中的若干重要技术，如笼石技术、鱼嘴技术、火烧崖石凿崖技术、都江堰渠首和有关河渠上的若干索桥建筑技术，都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传统技术，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民族文化特征。都江堰的一些古名，如离堆、湔堰、湔绷等，也具有地方文化特征。都江堰工程中，鱼嘴、飞沙堰、离堆、“二江"彼此依存，互为制约，缺一不可；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阴阳五行的物莫无合、各有阴阳、彼此相生相克学说的绝妙应用。都江堰工程中讲究以水排沙，壅江飞石，正是阴阳学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学说的具体表现。都江堰工程中，按不同季节“分四六"进水，即在汛期内江吞进四成水，枯期吞进六成水的功能，正是阴阳学中"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②的形象解释。
都江堰工程中，一系列镇水石神尤为引人注意。在渠首，李冰设计了三个奇怪的水则——石人。《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三个石人，分立于岷江、内江、外江三江交叉口，实际上是三个水则，可观察、测定水位。当时我国古代度量衡早已发展成熟，若直接刻标尺干崖边，既简单省事，又便于观察，李冰为何去简就繁，改用石人呢？
李冰还在渠首埋石马，作为“深淘滩”的标准。宋《堤堰志》说："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凡穿淘者必以离堆石记为准，号曰水则。其下滩深二丈二尺，水则下亦深七、八尺。"这也是以石马为水则。
在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李冰还下令刻了五只石犀。置干成都和灌县江中，《蜀王本纪》说："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略异，说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名曰犀牛里。后转置犀中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这五条石犀实际上也是水则，同时又是镇水石神。李冰所人的这些水则，将古代蜀中科学与神话相混合，促成了古代蜀中水利科学与宗教神话同样延续、同步发展的局面。
石人、石马、石犀的共同特让，都是以石为原料，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识。《华阳国志·蜀志》说："蚕丛氏死作石棺石樽：开明氏每王葬，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钩，为墓志，今石笋是也；蜀王妃死，蜀王遣五丁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识。从有关资料看，蜀人尤其认为石神可战胜水神，当人们看见滔滔洪水卷走房屋，摧毁村庄，刮倒大树，荡平田野，却于巍炸屹立的巨石、山崖莫可奈何，便相信石神能战胜江神，能镇住水怪。李冰之时，青铜冶炼仍很发达，冶铁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制陶业兴盛下衰：用这些原料造像，都很有条件，如秦始皇兵马佣坑便造了大量陶人、陶马。李冰弃铜、铁、陶不用，全用石造像，主要是为了适应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识，另外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也包含着更为深层的意义。
石人，早在李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于蜀中。近年在成都方池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便发现一只石人佣。在李冰之后，以石人镇水的作法仍保留下来。近年在灌县都江堰江中鱼嘴后部，发现了东汉刻的李冰石像，铭文说当时一批便造了"三石人"，目的是为了"珊（镇）水万世"，不久之后，在那里又发现了一具石佣。这些说明了李冰刻三石人并非新创，乃是对蜀文化的继承和适应。
石犀、石马，也是具有地方特征的神物。《风俗通》载李冰曾变作苍牛，与水神相斗。在他们相斗的地方，世称“斗犀台"，至今不变。李冰变苍牛事不足信，但揭开神话的外衣，可看出在古蜀人的意识中，犀牛神可以战胜水神。蜀地有关犀牛的神话颇多，如广汉有“沉犀江"、“沉犀桥"、宜宾（戎州）有“伏犀滩"《蜀王本纪》、《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此为天牛也，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战国时蜀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度，蜀国同楚国、中原诸国、秦国都有外交往来，绝不致于无知到如此地步。此实为秦史官捕风捉影，对蜀人的嘲讽。剥开神话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蜀人以石牛为神、或为图腾。秦、蜀以国相交，秦惠王在正式伐蜀前，为了打蜀一个措手不及，故做友好，特制蜀神五石牛赠蜀国。正因为石牛是蜀神，蜀王才派大批人马前去迎接。古代氐人、现代阿坝嘉绒藏民每年七月三十日都举办极为隆重的"牛王会”，进行斗中比赛；古代蜀人每年祭祀李冰时，也要举行斗牛表演；这些也佐证了神牛为蜀神。蜀文化认为牛（犀）神可制服江神，反映了它早期受牧业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它与南方其它地区以龙为最尊水神的文化区别。李冰造石牛、石马镇水，也映证了前面说的他曾任用上着巫师、土著水利师（很可能也是巫师）未负责水利设计。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这些石牛、石犀的数字。我们认为，“五石牛”、"五石犀"，都反映了浓厚的阴阳五行意识。《华阳国志·蜀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未有溢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氏尚赤崇五，在这一段文字中已基本表现出来。这在考古资料中，也有反映。近年在新都发现的蜀王墓，腰坑中出土器物一百八十八佯，各种器物的组合数字，主要是五件或其倍数（如十件、十五件），少数是两件，下见其它组合数字。这显然与当时蜀中流行的阴阳五行有密切的关系。近年在阿坝汉代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一陶盖上有朱书"赤帝"二字，正是古蜀人“尚赤"的反映。据当时七国流行的五行学说，五色、五方、五德、度数等五行关系，可互配如表。
五行关系，相生相克，互为制约。从该表中很容易看出李冰以"五石犀"镇水怪的五行含意。石犀，质料上属"土"；五，度数上亦属"土"；从五行相克的关系看，土胜水，石神有镇水的含义。这也是都江堰工程中以"三石人""二石马"为水则的五行含意所在。同时这又与蜀人崇石的原始宗教意识相统一。从五行相生的角度看，土生金，蜀土著氏人自视属土，秦属金，这就暗含着蜀该归秦。秦惠王送"五石牛”予蜀王，正包含着这一层政治含意。李冰造"五石犀"，则暗含着秦统治蜀地的合理性。
不过，当时蜀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尚没有上表那么标准化。杜宇氏王朝（即后来的土著势力）、开明氏王朝所奉行的阴阳五行略有个别，又互相渗透。开明氏"尚赤"，当以七为度数，但又以五为度数。究其因，其统治阶层中或保留了不少杜宇氏时期的巫师及其学说；开明氏统治的民族，曾长期受杜宇氏统治，保留一些过去的意识也在情理之中；开明氏为了统治他们，作一些灵活的文化适应，乃势所必然。以杜宇氏为代表的蜀士著民族，自以为居天下之中，这种意识正如一些中原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一样，都是民族自我中心意识的反映，是可以理解的。吕子方先生通过对《山海经》的系统研究后，认为《海内经》是蜀国的作品，并认为《山海经》所说的“天之之中"指的是川西平原②。蒙文通先生也曾指出：《山海经》全书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都与中原文化所说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它所指的是巴蜀、荆楚地区，或者只是巴蜀地区②。开明氏本是楚人，《蜀王本纪》称其为"荆人鳖灵"，他们在蜀中奉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出受家乡文化影响的痕迹。《吕氏看秋·有始》说：“西南曰朱天。"高秀注："西南，火之季也，为少阳，故曰朱天。"朱即赤，开明氏尚赤，即自以为居天下之西南。这与楚人自称"南蛮"，大体一致。
秦人也奉行阴阳五行学说。《吏记·封禅书》载秦襄公至献公，先后作西峙、廓峙、密峙、上峙、下峙，祭白、青、黄、炎帝。秦水德说兴起较晚，萌于秦孝公之后，成于始皇之时。秦曾把自已的水德、尚黑，度数六的五刀说强迫推行于巴郡。秦昭王时规定板楯君长每年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一干八百钱，百姓户出中家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二千一十六钱，是六的三三六倍，三三六又是六的五十六涪，一千八百钱是六的三百借，三十鍭是六的五倍。李冰不象巴郡那样强制推行秦人的体系，主要是尊重蜀人自已的体系。这正是他比一般地方宫更高明之处。李冰所以奉行蜀人的思想体系，除了他认为这套思想体系确有可取之处外，主要是为了安抚蜀人、稳定民心。秦、蜀毗邻，统治者之间曾多次通婚，③民间经济文化广泛交流，互有影响，又都受“西戎"氐羌文化影响极深。战国时期，秦、蜀流行的原始宗教意识，都以阴阳五行为重要内容，彼此近似。所以，蜀人的宗教观念能为李冰所理解，李冰的作法，能为蜀人所接受。
部分汉移民也参加了修建都江堰的行列。在李冰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移民，只有一次。《华阳国志·蜀志》说：周郝王元年（前314年）因蜀中戎伯尚强，移秦民万家实之。不过，从我国历史上向边地移民的惯例看，零星移民始终存在。他们中间一部分必然也参加了修建都江堰。但从都江堰工程的总体布局和各个环节看，外来文化因素表现得不多。看来外来移民没有参予总体布局设计和重大技术指导，至少没起关键作用。都江堰工程中较清楚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采用了一些当时较先进的工具上，如大量铁质工具、马车、牛车和船、舫船的使用方面。我们知道，秦国是最先采用铁器的同家之一，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战国时已普遍应用到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牛车、马车也发明于中原地区。在有关“西南夷"文化的大量考古资料中，根本不见马车、牛车的影子。中原地区的船，一般以木板制成；舫船就是并两木船为一体，在楚、越文化中较多。"西南夷"文化系统中的“船”，一般都是独木舟，见于巴蜀图语符号、铜器纹饰、古彝文、纳西文字中。蜀地的独木舟较为有名。《淮南子·椒真训》说：“越胯蜀艇不能无水而浮。"高诱注："蜀艇，一板之舟。"上述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主要是通过移民带进西蜀。正是这些较先进文化因素的传入，为提出和建成都江堰工程带来了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都江堰工程中虽有汉文化因素，但主要成份还是土著的蜀文化。毫无疑问，都江堰是中国文化的灿烂结晶，是中国文明的划时代杰作；如果再细分，我们也可明确指出，都江堰是蜀文化滋润的硕果，它凝结了蜀文化的科学技术和朴素的宗教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