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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遗址神人兽面纹玉琮、二里头遗址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三星堆遗址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9月1日，“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在河南省郑州博物馆文翰街馆开展。该展览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主线，通过中国百年来100处考古发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集中展示中国考古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用一个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讲述中国考古百年足迹和丰硕成果，这本身就是对历史和文明的致敬，也承载着我们迈向未来的信心和底气。”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表示。
从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至今，中国考古已经走过百年历史。
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广汉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师二里头、赤峰红山、巩义双槐树……百年来，随着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东亚人类起源、夏商周青铜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历史问题逐渐拨开迷雾。
“何以中国？”——这个对自身血脉与文化根基的追问，一直回响于考古人耳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成果丰硕，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陆续实施，为科学阐释中国境内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关键问题提供珍贵实物证据。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在科技考古、多学科交叉考古、边疆考古、申请世界遗产、国际联合考古和办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逐渐形成新时代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8月24日，三星堆再“上新”，考古人员从8号坑内成功提取1米多长青铜神兽，重量近300斤，为三星堆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造型青铜器。自2020年启动新一轮发掘以来，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田野发掘已经进入收尾阶段，8号坑不断提取青铜器。
与30多年前的三星堆考古发掘相比，多学科协同在本次发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唐飞介绍，发掘前主要用测地雷达，通过电磁感应对特定环境进行金属探测；发掘过程中，建设了考古发掘仓，利用恒温、恒湿的透明玻璃房子，控制温度、湿度、光线，避免环境快速变化导致文物快速裂化。
除了多学科交叉考古，水下考古也是新时代考古工作的一大突破。2014年，我国首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下水，水下考古从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一批有关水下考古、海洋史与造船史的专业博物馆纷纷设立。近日，由“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组成的联合航次，水下考古深度首次突破2000米，在南海北部取得重大成果，共发现文物标本66件……一项项考古成果，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考古遗址公园惠及日常生活，考古综艺集体上新，专业领域的考古话题引发公众关注——这项百年事业正焕发出新的活力。“就我个人来讲，突出的感受就是考古学研究不再是‘冷门’、不再是‘坐冷板凳’的少数人的研究，它越来越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表示。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正不断走出国门，探知人类文明奥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考古学者积极参与国际考古交流合作，共促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据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近30家考古研究机构开展中外合作考古项目40项，包括赴国外开展的合作考古项目32项，为当地考古研究带来更多助力，成为国际考古界的重要力量。（沈东方 制图：李芸）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走进陕西考古博物馆：探寻陕西考古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新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门前，有一座特殊的桥梁，被称为“考古桥”。在桥面上，每走几步，便会看到几行文字，记录着陕西考古界的重大事件。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陕西考古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还追溯了陕西考古事业的历史。
在《汉书·郊祀志》中记载：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在美阳（宝鸡市扶风县）出土了一件铜鼎。此鼎被献入宫中，无人能够辨识鼎内的铭文。最后，太中大夫张敞将这些铭文释读出来，可见他有扎实的青铜器鉴定和金文识读能力，成为古代正史中记录不多的金石学人才。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曾巩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名称。
古代，陕西省内的吕大临是金石学的集大成者，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元祐七年（1092），吕大临编著《考古图》成书，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和玉器，对每件器物都精细地摹绘图形和款识，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等信息，并尽可能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
2006年3月至2009年12月，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发掘，总共清理墓葬29座，出土遗物700余件。基本可以确定，吕大临的墓也在其中。
二十世纪初期，欧美、东亚和我国学者在陕西省境内开展一系列早期考古游历和探险活动。1898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在延安采集长方形有孔石刀，日本人关野贞、冢本靖、桑原骘藏、宇野哲人、足立喜六和法国人沙畹、色伽兰、德日进、桑志华等人曾经在陕西省开展考古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进行地质调查期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文化层、彩陶片和石器等历史遗存，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随后，国内学术团体纷纷成立，陆续来到陕西省开展考古工作，为这里的考古学发展积累经验。民国期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陕西考古学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部艺术文化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等机构和团体先后在陕西开展文物调查工作。
1940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艺术文物考察团，运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模铸等较为完备的方式收集陕西省在内的西北地区文物古迹资料。
从1934年至1937年，在陕西考古会徐旭生等人的带领之下，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清理周、秦、西汉等时期的墓葬45座、车马坑1座和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等，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也是陕西现代考古的开端，培养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
在斗鸡台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法、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等手段，并且确立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的做法。后来，参加第二、三次考古发掘的苏秉琦，整理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
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附录《瓦鬲的研究》一文，苏秉琦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出土的陶鬲中，总结出来了一套器物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标志着现代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在中国正式起步。因此，苏秉琦被称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战争中断多年的考古学逐渐恢复，国家非常重视治水修路、建厂立校、农田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国家文物保护法令陆续颁布，各级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考古专业相继设立，持续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成为常态，追溯远古氏族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史学视野下的科研性考古全面启动。
1954年至1957年，在石兴邦负责下，对西安市半坡遗址进行五次考古发掘，通过大面积揭露和仔细研究分析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发现环壕、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等丰富的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万件。同时，确认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构成渭水流域和陕晋豫地区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基本序列：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
1974年3月，临潼县村民在打井的时候，在秦始皇陵东侧偶然发现兵马俑坑。随后，考古工作者对这里的三座兵马俑坑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秦代的陶俑、陶马、战车和兵器等，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陕西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迎来崭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事业快速发展，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博物馆成为展现陕西历史文化的窗口。
1982年，陕西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并举办首届年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内从事考古研究、教学和文物工作的会员102名。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与文物》、半坡博物馆主办的《史前研究》、陕西省文物局主办的《文博》等学术期刊先后创办，成为陕西省内外文博考古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事业肩负起“文化强国”的使命，以“大遗址考古引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为契机，陕西考古事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目前，陕西省推进15处大遗址考古，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推动考古学科向着理论多元化、方法多样化、技术现代化发展，先后有40余个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
近年，陕西考古事业向国际化发展，秉承“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合作原则，在文物保护科技和考古合作发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和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
从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到1934年，陕西现代考古事业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起步；再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在秦岭山脚下对外开放。陕西考古事业积淀2000多年的文化底蕴，传承将近100年的科研精神，开启未来考古学的新篇章。
扎根查验一线邵晶：做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考古人，你怎么理解？
做一个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考古人，我认为这既有家国情怀的意义，又符合新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青年扎根一线，正是奋斗者的青春。正是也没有很多邵晶这样的人，才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越走越远，才能让更多的人见识到我国文物的魅力，考古人亦是奋斗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才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充满敬意。
1.我理解为邵晶是青年人的榜样，青春就应该奋斗，应该扎根一线
我们要实现自我价值，虽然我们所处的工作岗位都很辛苦，但这正是我们升华自己的机会。他的工作是考验定力的工作，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原文物本来的样子。而我们作为青年人，也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人民服务，才是青年人应该有的样子。服务在一线会让我们的自我价值得到提升。
2.我认为青年人要有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也是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我们要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投身到工作岗位中去，我们不要怕辛苦，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都不能动摇，我们为国奉献的意志。我们要记住自己的工作使命，要为祖国现代化而努力，要为实现我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我们要有民族气节，更加有爱国主义精神。要像他一样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能体现他的精神。
3.我觉得我们是新时代青年，他是新时代考古人，我们是新时代工作者
我们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应该发光发热。我们应该坚定文化自信。邵晶的工作就是这样，他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自身的文化。并且他把考古当作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跟担当意识。他在工作中坚守出新，使我国的文明不断焕发新生机跟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