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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王健
“十年磨剑剑锋寒，执着西域域外天。古道何人建新言，披波白发迎风散。” 西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赵强用这首小诗，表达他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建新及其团队对丝绸之路考古重要意义的超前认识，和在学术上孜孜追求的敬佩之情。
从事考古工作近四十年的王建新有着诸多身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从中国西安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王建新和他带领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广为认可的“中国方案”，因此他们被媒体称为“现代张骞”、当代“凿空者”。
日前，经过各地各部门推荐、组织考察、审核筛选，陕西省第七批“三秦楷模”公布，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光荣入选。
3月3日，王建新在接受澎湃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西方学术界在丝绸之路考古领域做了上百年的研究，客观地讲，西方学术界占据了丝路考古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这个局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改变。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丝路考古不应该只有西方视角，也应该有东方视角。同时，我们的工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促进人文交流、文明相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作。”
“我们要把这项工作长期进行下去，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王建新说：“我个人的责任是，为年青一代的学者做一些基础性工作，给他们搭建好一些平台，做他们的垫脚石。”
2017年，拉巴特墓地发掘现场，中乌学者配合工作。
“樋口隆康之问”刺痛中国考古学家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成立于2011年，由8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骨干教师、12名学生组成，吸收国内外19家合作单位59名成员先后参与的考古队。
该考古队以王建新教授为带头人，以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优秀教师和科研骨干为中坚，吸收国内外高校师生和科研单位广泛参与，长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发端于“樋口隆康之问”。
樋口隆康是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他是日本战后较早关注敦煌石窟的专家，樋口隆康还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佛教遗迹作过很多深入的考察，他的著作《丝绸之路考古学》是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学的必备参考。
1991年6月，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考古的学术报告，作为考古工作者、同时又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报告过程中，樋口隆康问到：“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从而开辟了丝绸之路，此举被称为“凿空”之旅。
两千年之后，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楚一支故乡在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踪迹；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中国人，但其考古研究却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学术界所主导……樋口隆康之问，刺痛了王建新。
痛心之余，王建新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丝绸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树。”1995年，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一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里，王建新和同事们一同画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学术蓝图：“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
做足了充分的学术准备，1999年，一支由西大考古专业专家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考古队，走出“象牙塔”，走进茫茫戈壁，走进2000多年前的历史风烟。
“从走马观花到下马观花，再到精准发掘”，十年间，他们数百次的往返于陕西、甘肃、新疆。王建新等人在实践中提出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打破了学术界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
2007年，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的王庭遗址的“东黑沟遗址群”，该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遗址？要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就必须走进中亚，沿着其西迁路线“走出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做到两相印证。
在1999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积极向同行们阐述中国考古走出国门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
王建新认为：“开展境外考古，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料，不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中国好声音’。”
“走出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陌生的国度，他既茫然又担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不能得到国外同行的支持与配合？能不能得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在中亚开展考古研究有没有外交政策支持？“既然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开始吧。”
2009年，王建新成为了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当年6月，在当时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吴欣博士的协助下，王建新教授对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15天的考察。初步了解了两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和特征，与两国多家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为开展中亚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寻找和确认西天山地区分布的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康居、粟特的关系成为新的课题。但王建新介绍，当时的工作在经费、政策等很多方面都没有保障。
这一局面在2013年被扭转，当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此后，王建新向陕西省政府做了丝绸之路研究专题报告，得到支持。
2013年12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中乌联合考古队。与此同时，陕西省政府中亚考古研究专项经费立项。由此，西北大学中亚考古进入快车道。此后的2015年8月，西北大学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也签定了合作研究协议。
2018年，各国专家在拉巴特墓地考古工地前合影。
构建东方视角下的中亚考古
据王建新介绍，中乌联合考古队于2015年至2016年发掘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的撒扎干遗址，共发掘5座小型墓葬、一座大型墓葬和一处石构房址，确认其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遗存。
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组合等方面看，撒扎干的发现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锡尔河、泽拉夫善河流域过去发现的一批古代游牧人的墓葬文化特征基本相同，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看，它们应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康居有关。撒扎干的考古发现还告诉考古学者，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西天山北麓是古代康居的势力范围，古代月氏人的遗存应该在更南的区域寻找。
2016年秋，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以南的阿姆河北侧支流苏尔汉河流域再次调查过程中，于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发现一处被当地居民盖房取土破坏的墓地。
2017年至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拉巴特1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94座小型墓葬。除被破坏较严重、无法辨识形制的6座墓葬外，其余为竖穴墓道偏室墓59座和竖穴土坑墓29座，并在一座墓的墓道内发现一具被肢解的女性骨骼。
这批墓葬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男性个体多随葬短剑、箭镞、削刀、带扣、牌饰等武器及工具，并有双耳罐、高足杯等陶器；女性个体多随葬具柄镜、手镯、戒指、耳环、发带等金银铜铁首饰，以及大量玻璃、费昂斯、蚌贝、玛瑙、水晶等组成的串饰，也有双耳罐、高足杯、单耳杯等陶器。
拉巴特墓地的发现，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图尔哈、阿鲁克陶、考库姆、克希洛夫等墓地，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巴巴沙夫墓地，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的阿伊尔塔姆墓地等处发现的文化面貌相同。墓葬地表构筑圆形石围或封堆，以竖穴墓道偏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为主，多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均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结合碳14测年数据，包括拉巴特墓地在内，这类遗存的年代范围可确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
王建新介绍，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墓葬形制、埋葬习俗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期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这类游牧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确认了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和分布范围后，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就成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此前国内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贵霜人是月氏人的分支，贵霜帝国是由月氏人建立的。
而随着深入研究，王建新及其团队得出了与传统主流观点不同的发现：贵霜帝国是由贵霜人建立而非月氏人。因为月氏人和贵霜人所留下的遗存在分布区域、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随葬品组合及其所反映出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其后的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
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西北大学讲师赵东月告诉澎湃新闻，从他们对贵霜人墓葬和月氏人墓葬出土的人体骨骸的研究来看，贵霜人更接近印欧人种，而月氏人是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血。
目前，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完善证据链条，力求使全新的研究结论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王建新介绍，欧美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占有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但是，西方学术界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中亚地区的考古研究，多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关注古代波斯、希腊、斯基泰等对中亚的影响。
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以古代月氏文化为切入点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站在东方的视角研究古代中亚，并挑战国际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丝路考古不应该只有西方视角，也应该有东方视角。”
责任编辑：崔烜
校对：张亮亮
近几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亚考古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丝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考古工作也逐渐走出国门。
2018年3月23日我国正式启动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选派的5名中方队员将于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特阿拉伯，开展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发现建筑基址多处、墓地两处，并发现了疑似水井、围墙墙体等遗迹，初步判断塞林港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化分区。从建筑技术的考察来看，地表建筑物多用砖块、土坯和珊瑚石垒砌。两处墓地中已发现墓葬超过百座，并发现碑刻数十块，部分碑刻还可见清晰的碑铭，记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2018年9月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该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方面合作推进的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的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考古人员首次对整个红河古城遗址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测绘，并在古城西侧发掘了一个佛寺遗址。
2016年9月26日丝路考古成果发布：发现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中外考古人员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区开展系统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新发现大批遗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填补了学术空白。2013年12月，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马尔罕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经过多年调查、发掘和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的考古调查和已有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汉河两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与其后的贵霜帝国文化关系密切。在苏尔汉河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在萨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分布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这一发现为确认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资料。
上世纪名声大噪的三星堆文化，如今为何销声匿迹了？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难以解释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渐渐的，三星堆考古开始变得隐秘起来，不再被允许报道和探究。于是，三星堆文化自然而然的销声匿迹。其实，三星堆销声匿迹，但考古工作在私下还是在进行着的。
三星堆文化，顾名思义，和三星堆考古工作相关，就是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所延伸出来的文化。因为太多不可思议，无法进行科学解释，而且图腾和谷物的雕刻形状，脱离了我国已出土文物的雕刻范围。例如三星堆出土的人脸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疑点重重，却和东南亚那片地区的青铜器历史发展对的上，虽然不能完全证明。
其实说三星堆文化销声匿迹也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三星堆也有博物馆。成都建设的三星博物馆，在古物圈子里面也是有很好的知名度的，并且馆内也有很多致命的文物。但是由于上一世纪，人们把对三星堆的热度和舆论度都消耗完了，自然这个话题也就过时了。换就话说，就是跟不上现在潮流的发展，没有什么无论影响力，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了。
没什么东西会是永恒的，当时名声大噪的三星堆文化自然也是这样。况且触及历史中国家地位的文化，更是不可能大肆报道宣扬。说三星堆文化销声匿迹，无非就是现在的新闻事件中不再见到三星堆的报道。但事实上，三星堆也有自己的博物馆，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