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古代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遗迹背后原来还有这些故事,中亚历史名城有哪些

【原标题】古代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实证

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文明的交流与传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科学考古学发轫时期东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传播、丝绸之路兴起与中西交通、新疆古代文明的源流与性质等诸多方面的讨论，相关研究领域至今仍然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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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考古学的兴起源自近代西学东渐，得益于科学考古学的发展和传播。1904年发现的铜石并用时代的中亚安诺遗址，以显著的彩陶文化闻名于世。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对中国仰韶彩陶文化来源的探讨，使得中亚与中国考古学开始发生联系。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中认为，“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彩陶“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并据此提出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史前中国文化西来”假说。

安特生在仰韶文化诸遗址发掘结束后，将部分彩陶与相关资料寄至瑞典，交由考古学家阿尔纳（Ture Algot Johnsson Arne）作进一步研究。在《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一文中，阿尔纳基于陶器的制作、形式、色彩与纹饰等方面研究，认为仰韶彩陶来自西方，但对于“史前中国文化西来”，他则谨慎地指出，由于未能对安特生所采集之石器、骨器等进行研究，无法与中亚及其以西地区诸史前文化进行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河南各地遗址文化面貌是否相同，亦无法进行详细考订，关于彩陶的研究意义有限。

即便是安特生在甘肃的考古研究或可在人种学、年代学上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可消除“东西文化之独立，而确定李希霍芬氏中华民族西来之旧说”，但有关中国公元前1000年以前之年代尚无信史可依，旧石器时代之人种研究亦一无所知，故而需要在河南东、南、北进行考古发掘，尤其是在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寻找彩陶等史前遗存。

无论是李希霍芬的中华文化起源于新疆说，还是安特生、阿尔纳关于河南、甘肃、青海的考古研究，均将仰韶彩陶起源问题的解决指向“位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连接线上，地理位置尤其关键”的新疆。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中亚及中国西北考察，则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1927年，他为开辟中德航空线准备前往新疆考察，安特生提议在考察团中设置一名专业考古学者前往新疆进行史前考古，探寻中国彩陶文化的传播路径，遂有后来以发现“居延汉简”和“小河墓地”而闻名于世的年轻考古学者贝格曼（Folke Bergman）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

贝格曼在内蒙古和新疆的考古证明：“在地域上很难把仰韶彩陶同西方彩陶连接起来”，仰韶“彩陶艺术是由其他的文化发展进化而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并进一步断言中国北方地区乃至中亚更多的史前考古发现将会对东西方文化源流问题的探讨复杂性提出更多的挑战，“新增加的材料很难使东西方在铜石并用时代的关系问题变得简化，很可能我们最后的结论与早先所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为安特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思其假说提供了重要证据。

斯文·赫定和贝格曼的考古活动为安特生的史前“彩陶西东来”画上了句号，同时也开启了历史时期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与传播研究的新篇章。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一词由李希霍芬根据古代东西方文献记载提出，并由德国地理学家、汉学家赫尔曼（Albert Herrmann）作进一步阐释，逐渐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的基本概念。斯文·赫定是第一个考察“丝绸之路”的探险家，使“丝绸之路”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有“立体感，并普遍为学术界、读书界所接受”的具体的古代交通路线。他在1938年出版的有关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著作中，首次以“丝绸之路”作为书名，对“丝绸之路”的考察与研究有开创之功。

以中瑞联合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为契机，形成了“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1929年，斯文·赫定为拓展“丝绸之路”考察，决定拨出部分考察经费支持阿尔纳在中国新疆以西的考古研究，用以探索中亚地区丝绸之路上的古代文明，阐明历史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从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看，阿尔纳的考古研究还有进一步解决仰韶彩陶来源和验证“史前中国文化西来”假说的目的。

1932—1933年，阿尔纳率领考古队发掘了伊朗东北部戈尔坎平原的Shah Tepé遗址。他通过研究200余座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等考古遗物，揭示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这一研究是最早通过中亚考古探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中亚及其以西地区的文化交流，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从彩陶西东来到丝路东西去，无不体现出中国科学考古学自产生之初便与中亚考古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中亚考古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拓宽了学术视野，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亦为中亚考古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二者共同构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考古研究的基石，为中华文明起源和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这两大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的开端，并对当今两地文化交流研究及“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新春（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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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例子 这些故事你一定听过

1、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例子有：玄奘取经，鉴真东渡。

2、玄奘取经讲述了唐代高僧玄奘远赴西天（印度）取经的故事。在近1400年前，这位中国僧人不畏艰险，跋涉数万公里，历时17年，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之旅。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并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他游历新疆、中亚、印度一带的真实故事，别具魅力。在中国译经史上，玄奘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玄奘的翻译工作，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无疑起到了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作用。

3、鉴真是我国唐代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律宗的高僧。讲述了鉴真大师历经磨难、矢志不渝、东渡扶桑的故事。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历尽坎坷，终于在第六次东渡成功，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颂扬了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的传统友谊，讴歌了鉴真大师传播交流中华文明的功绩，为人类和平、文明和进步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有哪些

1、元代与西方交流

他的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文化交流。

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

2、日本遣使与隋通好

5世纪，大和国统一了日本，积极与中国发bai友好关系。7世纪初，日本遣使与隋通好。唐朝时，日本共派来遣唐使近20次，最大规模时一次派遣约650人，最少时也有120人。赴日本的唐朝僧人鉴真和尚几经波折，终抵日本，带去了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医药及文学方面的知识。

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经学、佛学、医字、叉学艺术、天文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发展。如大化改新，利用儒学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

3、马可波罗来华

元朝时，经过两次西征，疆域辽阔，东西方贸易往来畅通无阻，十分频繁。许多西方商人往来其间，有的还受到元王朝的礼遇，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

扩展资料：

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

1、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维护民族文化。

2、将中国先进文化推向世界，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高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3、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4、有利于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5、有利于吸收和借鉴，取长补短，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6、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7、有利于加强交流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