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与区系类型谁才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怪圈

中国考古学界目前的主流，是将从前的“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以及“中国早期文明重王权和军权而排斥神权”的认知，称作大一统“怪圈”，重新提出了一个“区系类型”或“中国相互作用圈”的认识模式。

笔者（槐荫树下的老曹）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认知“怪圈”，是一种“科学化”了的认知“怪圈”。

这个认知“怪圈”的“怪”就“怪”在：一方面，它承认中国文明系统这个概念，也就是承认历史传说中的中国这个概念；一方面，它又重于对考古实物的分析与解读，轻于对史籍资料的解读与对照，把真正的内容性的历史传说中的中国，丢到九霄云外。

其实，如果在对考古实物进行分析与解读的过程中，加入对现有的史籍资料的理解与对照，我们就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考古挖掘所发现的实物之背景与性质，也就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我们传统的中国之发展历史。

我们传统中国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兄弟”模式。

只是，这“兄弟”中的“兄”，最后被“弟”给同化了，消失在了“弟”的阴影之中。

这个“兄弟”中的“兄”，就是史籍传说中的朱襄氏。

这个“兄弟”中的“弟”，就是史籍传说中的金天氏。

朱襄氏和金天氏，都是庖犧氏的后裔。

而庖犧氏，这个名号就告诉了我们，他是一个以蒙古包为家的游牧民族。

庖犧氏后来定居在东北辽西地区，创造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

他们分三次南下中原，这才有了朱襄氏和金天氏。

庖犧氏第一次南下中原，就是在兴隆洼文化的末期，距今7400年的时候。

这一次，他们没有在中原地区站住脚跟，又无法返回他们的东北老家，就继续南下，逃到了湖南。

他们的这一次南下，在史籍中没有记载，却具有考古实证予以证明。

他们这一次南下的考古实证，就是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的一块玉，和湖南高庙文化遗址中的“獠牙兽面纹”。

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的那块玉，只能是来自于兴隆洼文化，是磁山文化的主人们，与兴隆洼文化的主人们发生战争，所缴获的战利品。

湖南高庙文化遗址中的“獠牙兽面纹”，与兴隆洼文化遗址中的“獠牙兽面纹”形象一致，表明庖犧氏与磁山文化的主人们作战失败之后，是逃到了湖南。

正是由于庖犧氏这一次南下失败，就导致兴隆洼文化在距今7400年，转变成赵宝沟文化。

然后，距今6400年，庖犧氏第二次南下。

这第二次南下，史籍中就有了记载。

《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犧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木德王，注春令，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河南淮阳），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与史籍相对照的，也有考古实证，就是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天盖墓”。

那个“天盖墓”中的蚌塑龙，是龙图腾第一次从东北地区，来到中原地区。

在那以前，龙图腾，是仅仅出现在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和赵宝沟文化遗址。

这第二次，庖犧氏南下中原，“立一百一十一年崩”之后，也是逃到了湖南。

《三皇本纪·索隐》曰：“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葬南郡”的伏犧，就是“代燧人氏继天而王”、“立一百一十一年崩”之后的庖犧。

他们在草原上，就是庖犧氏；打了败仗，伏地而走，逃到湖南，就变成了伏犧氏。

他们的这一次南逃，也是有考古实证的。

长江沿岸的大溪文化，有龙，有玉，都是庖犧氏部族的文化特征。

而他们这一次南下，与上一次南下的区别就是：他们这一次，给湖南地区带来了“八角星纹”文化。

“八角星纹”文化，是因应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之政治主张而来的，是表示“四岳并举，八方共和”的意思。

《三皇本纪》记载：“女娲氏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祝融氏，就是入主中原之后的庖犧氏。

共工氏，就是被庖犧氏征服了的燧人氏。

共工氏乘着洪水暴发，与祝融氏作战，女娲氏就“以济冀州”，帮助共工氏打垮了祝融氏，迫使祝融氏，逃到湖南变成伏犧氏。

然后，女娲氏就提出了“断鳌足以立四极”的政治主张，倡导天下和平。

这是距今6400年左右的事。

所以，庖犧氏的两次南下，时代不同，是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的。

从距今6400年到距今5500年，就是史籍记载的神农氏炎帝时代。

神农氏炎帝，就是女娲氏的后裔。

女娲氏，是仰韶文化之半坡文化的主人。

神农氏炎帝，就是仰韶文化之庙底沟文化的主人。

不过，庙底沟文化的主人，不仅仅是神农氏一族，还有共工氏一族。

他们两个部族的文化同化了。

在神农氏炎帝统领天下的时期，庖犧氏的南北两个部分，都在分头发展。

他们都没有忘记继承他们祖先的遗志，时刻都准备着，要重新入主中原，“东封泰山”。

“东封泰山”，是他们出于“木德王”的宗教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宗教执念。

这期间，南方的伏犧氏，就从湖南发展到湖北和安徽。

湖北有个地名，叫潜江；安徽有个地名，叫潜山。

这两个地方的同一个“潜”字，共同地反映了逃跑到湖南的伏犧氏，积极地进取中原的姿态和雄心。

伏犧氏先是在安徽潜山，征服当地土著，创造了薛家岗文化。

然后，又继续东进，到安徽巢湖流域，征服当地土著，创造含山凌家滩文化。

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重新入主中原，“东封泰山”。

距今5500年，伏犧氏改变名号，成为朱襄氏，和他们的兄弟——红山文化的主人金天氏，南北对攻，再次入主中原，“东封泰山”。

这就是庖犧氏的第三次南下中原。

朱襄氏这个名号的意义，就是强调他们为庖犧氏的正统，以血统论，来要求他们的同族兄弟——红山文化的主人金天氏，接受他们的领导。

但是，金天氏以神权反对神权，最后，推翻了朱襄氏，迫使朱襄氏离开中原，去太湖流域创造良渚文化。

在距今5500年，河南荥阳地区，出现一个青台遗址。

到距今5300年，不远处的河南巩义地区，又出现一个双槐树遗址。

青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看起来像是属于庙底沟文化，但是，她们与其他的庙底沟文化又不相同。

它们的遗址中，都有九星遗迹。

而这九星遗迹，与距今6400年的濮阳西水坡遗址之“天盖墓”相对照，表明这种文化，是庖犧氏文化的遗传。

这就意味着，庖犧氏的后裔，重新入主了中原。

但是，青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也有不同。

青台遗址的九星遗迹中，有黄土筑成的“圆丘”；而双槐树遗址的九星遗迹中，没有“圆丘”，是一只麋鹿的骨架。

这只麋鹿的骨架，与濮阳西水坡遗址中蚌塑形的骑鹿升天的形象，以及赵宝沟文化遗址里的陶尊上鹿首飞天的形象相呼应，表明双槐树遗址的宗教文化，比青台遗址的宗教文化要更传统、更正统。

而双槐树遗址在青台遗址之后，出现于距今5300年。

正是在双槐树遗址出现的这个时候，凌家滩文化消失，良渚文化兴起。

把这种考古学现象与史籍记载对照，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金天氏利用朱襄氏对庖犧氏部族传统宗教仪式的“不尊重”，打垮了朱襄氏的血统论，强调他们金天氏，才是庖犧氏部族的正宗传人。

因为，他们金天氏忠实地继承了庖犧氏部族的传统宗教仪式。

《柘城县志》记载:“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没。”

有巢氏，就是居住于巢湖流域的土著部族。

距今5800年，伏犧氏征服了巢湖流域的有巢氏，创造了含山凌家滩文化，就转变名号，为朱襄氏。

距今5500年，朱襄氏和金天氏南北对攻，打垮大汶口第一期文化的主人蚩尤氏，和庙底沟文化的主人神农氏炎帝，以及夸父氏，重新入主中原，建立青台文化遗址。

他们这次入主中原的战争，就是史籍中所记载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

只是，在史籍记载中，金天氏变成了黄帝，而朱襄氏变成了应龙。

这是因为，后来的颛顼、帝喾、尧帝、舜帝、以及大禹，都是金天氏的后裔，他们皈依于黄帝的治理天下的理念，所以，就尊奉自己的祖先金天氏为黄帝。

而为了与朱襄氏争夺涿鹿之战以及阪泉之战的功劳，他们金天氏一系，就将朱襄氏贬称为应龙。

应龙，实际上就是翼龙。

庖犧氏以龙纪官，他们的各个部落，都有各自的龙号。

朱襄氏的祖先伏犧氏的龙号，就是天龙氏。

朱襄氏为了尊重祖先，就自贬一级，号称翼龙氏。

而金天氏将朱襄氏赶出中原之后，又将他们再贬一级，称为应龙。

应龙的意思，就是说，朱襄氏在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中，只是起到了策应的作用，他们金天氏，才是这两场战争的主力。

而事实上，《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记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夸父就是共工氏部族的末代首领。

夸父逐日，这个日，不是指天上的太阳，而是指地上的炎帝。

夸父逐日的意思，就是夸父利用炎帝的女娲氏后裔身份，到陕西和甘肃，去号召那里的女娲氏后裔们，到中原来，支持炎帝抗击朱襄氏和金天氏的侵略。

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说明朱襄氏才是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的主力。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这就是后人的传说中，已经遗忘了朱襄氏曾经统治过中原的事实，以为他们战争过后，就直接就回到了南方。

而事实上，朱襄氏在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之后，曾经统治中原达200年之久，是“传三世没”。

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良渚文化比同时期的中原文化发达，她反倒没有被史籍记载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沦为了地方势力，没有取得话语权，历史的叙述权，不在他们的手里。

中国的历史，是由金天氏一系所叙述的。

而金天氏一系，长期统治中原，所以，中原地区，就成为传统的中国。

至于良渚文化为什么看起来比中原文化更辉煌、更发达，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朱襄氏是庖犧氏部族的正宗继承人，他们的文化，比金天氏一系要更加厚实。

第二，中原土著比如共工氏和东夷氏，反抗性更强，管理成本更高；南方土著部族，相对更为驯服，管理成本较低。

第三，朱襄氏地处东南，没有外部压力；而金天氏处于中原，承担着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外部压力。

第四，南方水稻生产地区，经济发展本身就比北方要好。

通过考古发掘可以发现，在朱襄氏南下太湖流域之后，金天氏于距今5000年，丢掉了东北老家。

到距今4900年，他们又与陕西、甘肃地区的女娲氏后裔发生冲突，从而丢掉中原，沦为山东地区的一个地方势力。

距今4800年，真正的黄帝崛起。

黄帝其实也是庖犧氏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少典氏，就是当年女娲氏“以济冀州”时所打垮的“黑龙氏”。

女娲氏将“黑龙氏”部落打垮之后，把他们带回了陕西，所以，黄帝的政治理念，是来源于女娲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

不过，这时候，是换了一种说法，叫“协和万邦”。

其实，黄帝是借助共工氏部族的力量打垮金天氏的，所以，黄帝的保护神就是“天鼋”。

“天鼋”其实就是由龟化成的龙，而龟，就是共工氏部族早期的图腾。

共工氏部族的龟化成龙，同时，女娲氏部族的鱼也化成龙，这都是黄帝的“协和万邦”带来的结果。

所以，黄帝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

也正是在黄帝的“协和万邦”之理念的感召下，金天氏，也就以凤为图腾。

这就是为了与山东土著取得融合。

山东土著的图腾是鸟。

金天氏在龙图腾的基础上，又创造一个鸟图腾，形成“龙凤呈祥”的局面，这就促进了地方和谐。

黄帝世系统治天下三百年，衰落了，就退回了陕西。

然后，共工氏部族和金天氏世系为了争夺帝位，再次爆发战争。

不过，这一次的战争，不是为了称霸，而仅仅是为了，害怕对方取得帝位，会压迫自己一方，所以，就不想让对方夺得帝位而已。

黄帝虽然去了，但是，黄帝的政治理念却保持了下来。

这就是我们后世，都自称炎黄子孙的原因。

那么，良渚文化后来是怎么衰落的呢？朱襄氏最后到哪里去了呢？

良渚文化消失于距今4300年，那时候，正是尧舜遭遇洪涝灾害的时候，所以，良渚文化是毁灭与洪涝灾害。

至于朱襄氏到哪里去了，《岳渎经》记载：“尧九年，无支祁为孽，应龙驱之龟山足下，其后水平”，《太平广记》也记载:“禹治水时，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凿龙门疏河。”

应龙就是朱襄氏。

朱襄氏和金天氏本来就同出一脉，在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当然就只好归顺于金天氏一系，接受金天氏一系的派遣了。

至于考古学上的脉络，就可以从良渚文化追溯到石峁文化，又从石峁文化追溯到三星堆文化。

这三种文化，不但有时间上的接续性，也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而且，他们都是显赫一时，却又在史籍中不见记载。

从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到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再到良渚文化、石峁文化、以及三星堆文化，朱襄氏一系，一直是在不断地征服各地土著，实现文化上的高位嫁接。

然而，到了三星堆文化，他们就真正地彻底衰落了。

他们的最后去向，应该就是在西南山区。

但是，那里再也没有辉煌。

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他们朱襄氏始终自命不凡，不肯与其他的部族融合。

什么是区系类型学

区系类型学是考古学中的一个术语，以下是一些它的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关于类型学的再探讨
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界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一想到要在这个所谓科普的讲座里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不免有些头大，因为再往下说，便不是客观中立的讲述，多多少少就有些自己的意思和取舍在里面，晋侯之臣见了，不免要骂多话：（
其实，类型学本质上是分析归纳的认识方法，其作用是为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初级产品，也就是说，使用类型学方法不仅仅可以区别物质文化表象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运用它可以把握住文化内在的有机联系，使考古学文化、类型这样的概念成为具有确切意义的实体。当然，作为一种方法，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正确地认识这一点也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分为两大块，一是获取资料并进行分析整理的方法论，一是对分析结果进行阐述的理论，类型学本质上属于前者范畴，决不可能完成考古学的全部任务。例如，运用类型学，我们可以获得仰韶文化人面鱼盆的演变序列，但却无法就此说明它们是否与某种崇拜和信仰有关，为了前进这一步，通常会引用大量文献、民族学资料进行论证。这种论证是否有效另当别论，但显然已不属于类型学范畴。同样，对于古人的审美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社会制度等，尽凭类型学方法，也是不能解决的。在复原社会组织方面，通常研究者会把通过类型学把握住的物质文化遗存的层次性和不同层次的人类共同体直接联系，这种置换正确与否，也不是类型学能解决的。
其次，类型学只是提取考古资料所包含信息的方法之一，要尽量开发这些信息，还有很多其他手段，如实验考古学、自然科学分析、缀合作业法等等。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尽可能提取更多的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前提。
再次，前文已有提及，类型学实际上是一种形式逻辑式的研究，它的结果是说明遗存的演变趋势，或者说是一个由若干相对时间概念构成的逻辑过程，而不是具体的历史过程。所以说，在实际操作时，正确理解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一些看似令人费解的现象。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类型学方法因其本身的特点，对考古学研究来说也有很多极重要的作用，除了前文提到的之外，还有，正因为它并不十分关注孤立存在的单个器物，而是集中精力寻求最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中具有一般意义的信息，这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是当下划分考古学文化范围的重要标准，也是讨论考古学文化层次结构的标准。当然，这种从类型学把握住的一般性引申出文化、类型等概念的研究，还需要其他理论的支撑，但是能把问题进展到这一步，正是类型学。
关于历史时期类型学方法的运用和有效性问题，我想，还需结合上述提到的类型学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进行深入地思考，在利用其建立时空框架作为研究基础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如何修正它的局限带来的偏误，历史时期不同史前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参考大量的文献记录，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参照，如何运用得当，是需要自己不断体会和摸索的。关于如何就壁画等题材进行类型学研究，我想也须从类型学最拿手的地方着手，进行外部形态的分析，也就是对整个图像系统进行排比分析，比如主体形象特征、主体与随侍附属物象的关系、画面的结构布局乃至一些物象的细微变化（我曾对汉画图像作过一些类似分析，观察到其中神话题材中的羽人姿态十分有趣，除了常见的上升、俯冲等，还有一些明显违反重力学原理姿态，按照一般的解释，羽人的空间姿态多以飞鸟的形象刻画，而这些奇特的姿态明显突破了常规的思维，如果能有足够多的资料建议一个突破的序列，也许可以作为追究古人思维变化的一个线索）。当然，进行细致的类型学分析的前提之一，必须拥有数量达到统计分析意义的标本，否则整个序列的演化将令人无法信服。

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

1981年，苏秉琦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率先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他把考古学文化分成三个层面来理解，即区（块块）、系（条条）、类型（分支）。
他把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
（1）、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3）、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4）、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以此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演进大致的时空框架。
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且各类型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