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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伐西夏”（参看“琳之说史”2022年8月22日《“唐伐西夏”：尧是来自东方的“殖民者”》一文）后，战败的夏鲧部族，一小部分留在当地做了陶唐氏部族的顺民百姓，大部分北上逃亡到晋中、晋西北和陕北，与当地的老虎山文化碰撞、融合后形成了石峁文化；还有一小部分南下越过黄河逃亡到了今河南郑州、洛阳一带，和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后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彼时为距今4300年左右，是为中原龙山时代的开始。
谷水河类型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洛阳盆地和颍水中上游一带，包括今洛阳、郑州、许昌等地区。由于谷水河类型中涌现出的文化因素正好是渭、汾流域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典型特征，所以它被考古工作者归入了庙底沟二期文化范畴，并因此被定义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
谷水河类型是河南龙山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而王湾三期文化又被大多数考古工作者认定为夏文化，所以作为河南龙山文化主要源头之一的谷水河类型自当是更早的先夏文化。
老虎山文化三足鬲
老虎山文化又被称为杏花文化、新华文化等，是公元前3千纪中叶，掌握石砌墙技术的辽河一带红山文化后人南下、西进，与掌握了小口尖底瓶技术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先夏人在陕北、晋西北、冀西北和内蒙古中南部相遇，经过碰撞、融合所形成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依地区差异，老虎山文化可分为岱海地区老虎山类型、鄂尔多斯地区永兴店—白草塔类型、晋中北游邀类型、冀西北筛子绫罗类型等。从文化系统观察，陕北地区石峁文化是后起的一个老虎山文化类型。
二
夏鲧部族战败从晋南逃亡到晋中、晋西北和陕北等地，可以从彼时该地域的人口数量猛增反映出来。从贺兰山以东直到冀西北，自仰韶晚期开始逐渐出现大量人口和聚落，至龙山文化时期达到了顶峰。
陕北榆林地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446处，其中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 2982 处，1万～50万平方米者1452处，50万～100万平方米者11处，100 万平方米以上者有石峁遗址1处。这些遗址的时代为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其中距今4300年后龙山时期遗址是仰韶文化遗址的3.5倍，且大型遗址都是龙山文化时期的。
山西中部滹沱河流域调查2263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时期遗址77处，但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则达到了300处。
……
石峁古国皇城台遗址
夏鲧部族大部分北上逃亡到晋中、晋西北和陕北，和当地的老虎山文化碰撞、融合后形成石峁文化，还可以从人类线粒体全基因组的DNA技术鉴定结果看出来。
为深入探究石峁人群的来源以及他们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与晋南陶寺遗址中人群的潜在融合、交流等科学问题，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称“古脊椎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单位合作，共同对石峁人群来源进行了研究。这项利用古基因技术取得的史前人群考古研究重要成果的论文，近日已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遗传学前沿》(Frontiers in Genetics)发表。
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通过合作从陕北和晋南地区的13处遗址中，成功获得了172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人类线粒体全基因组。他们利用古DNA技术进行的研究表明，石峁人群虽然主要起源于陕北本地早期人群，但和陶寺文化有关人群具有较近母系遗传联系（父系遗传关系数据尚未发表）。
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研究报告中说，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地区本地早期人群，而这一人群主要是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先夏人和辽河一带红山文化后人南下、西进融合而成的老虎山文化人群。他们在石峁社会中，应该是处于中下层的石峁主体人群，数量庞大。
另外，这一人群中的主体——庙底沟二期文化先夏人又同夏鲧部族有着同样的DNA基因，所以，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研究报告中所谓陕北本地早期人群，应该含有一定数量的夏鲧部族人。
至于说石峁人群与陶寺文化有关人群具有较近母系遗传联系，也同陶寺遗址之前的“陶寺人”即庙底沟二期文化先夏人在“唐伐西夏”后向北逃亡有密切关系。
我在《“唐伐西夏”：尧是来自东方的“殖民者”》一文中说过，陶寺文化主体人群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来自海岱地区的尧部族，另一部分是来自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人群的后裔，而在陶寺中期，执政的正是这部分当地人，也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人群的后裔。他们同逃亡到石峁地区的夏鲧部族从大的血统上来说，属于同一个DNA系列。
石峁社会的这部分人群，也就是夏鲧部族，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他们可能才是石峁社会居于中高层的统治集团。
三
石峁文化形成以后，向西扩张，同甘青一带的当地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后，又形成了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在陶器组合、玉器形制、墓葬习俗、宗教祭祀和生业经济布局结构等方面都有惊人的一致性。
石峁遗址出土的双人面石像
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付巧妹研究团队对石峁古代人骨标本进行了实验和测序。这些人骨标本的线粒体DNA和核基因组的数据初步显示，石峁人群与黄河中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人口有密切关系。
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石峁文化遗存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在陶器、玉器、葬俗等方面有密切联系，并不是偶然的巧合——石峁人群和甘青地区齐家人口很可能是出自同一族群或血缘关系相近。
四
文献记载的大禹出生地，和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的覆盖范围比较契合。
关于禹的出生地，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都非常多，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都涉及了。但是，系统地梳理一下这文献记载，我们会发现，大禹出生于戎地或西羌的相关记载，竟然在其中占了绝对的比值，大概有十几种之多，如西汉陆贾的《新语·术事》、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东汉牟融的《理惑论》、东汉王符的《潜夫论·五德志》、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南朝范晔的《后汉书·载良传》、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北宋李昉的《太平御览》等。这其中以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的说法为代表。
除此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献记载大禹的具体出生地是处于西羌地域的“石纽”“石坳”或“昆石”。
《帝王世纪》《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蜀本纪》说是在“石纽”，《艺文类聚》说是在“石坳”，清代王仁俊所辑《隋巢子》说是在“昆石”。《括地志》给出了“石纽”的具体方位：“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
汶川即今四川汶山县，位居四川省西北部，其往北翻越岷山即是甘肃辖境，属传统的羌族居住区。
传说大禹出生的汶川绵虒镇石纽山刳儿坪
另外，在西北等羌族人传统居住地带，以及广大汉族地区，关于大禹出生在西北的传说和相关遗迹、遗址，也比比皆是。譬如在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的积石山县、广河县，以及毗邻甘肃的四川西北地区，关于大禹出生、治水相关的传说，就有多个版本在流传，像“石纽投胎”“石纽出世”“儿坪出世”等，人们都是耳熟能详，如数家珍。
羌在商、周时，均位于王畿的西方，故曰西羌。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
河关在今甘肃临夏与青海交界处，其西南正是青海省境。所谓“赐支河”，即古代羌人所居一段黄河——河曲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阿尼玛卿山、西倾山及其以北地区，这里正是古代羌人活动的中心。
临夏境内黄河
西羌，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戎或西戎，古时称九州戎，系“中国西半部的一个大地名”。
这些文献记载同“石纽投胎”“石纽出世”等民间传说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分析以上禹生石纽、禹生石坳和禹生昆石诸种说法，揭开笼罩在其头上恍惚朦胧的神话色彩和后人托故作伪的疑云迷雾，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最早一代禹的出生和西羌地域有关，二是禹的出生和石城有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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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021年历史好书60种”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禹鲧的夏代的疆域问题
目前大体有以下三种说法：
1、傅斯年的说法：“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目前史学界持此论者较多。
2、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地区。史学界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不少，尤其是考古界持此论者较多。
3、杨向奎的说法：“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孑遗。”目前学界持此论者不多。
关于第一种说法，顾颉刚在对有关夏代的一些地名进行了全面考订后，曾有一段论述，足以否定此说：“总合其一代观之，夏都不可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为大夏必在夏亡之后，商历年六百，夏族之变化多矣，昔其事迹未克留下，所留下者惟其地名，我辈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矣。”
对于第二种说法，目前的争论比较大，但是说这里是夏文化或者说是夏人的度邑，都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此不赘。
笔者认为，关于夏代国家疆域的问题，第三种说法最有说服力，史学界识之不深者，盖因持此论者如顾颉刚所言“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未免有管中窥豹之嫌。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整体上来探讨一下夏王朝国家疆域之所在。 《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但是，许慎所说的这个“夏”应该是指“诸夏”，也就是周人及其有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诸国，《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昵”，杜注：“诸夏，中国也。”周人自称为“夏”或“有夏”，因为他们是夏人同姓分支，把他们势力的中心区域称为“中国”，金文中写作“中或”，《何尊铭》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乂）民。’”是周人称其居为中国也。
不过，“中国”一名似乎唐虞夏之时即有，也是指当时人的主要居住地，如《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又《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使禹治之。”又《史记·河渠书》：“《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河菑（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时为务。”可见古人把唐虞夏时代人们所居之地也叫作“中国”，所以说夏朝人称为“中国之人”也是有根据的。
郭沫若认为夏人本来是居于中原的：“夏民族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驱逐以后，……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迁徙了。”此说是确凿无可易者，盖夏人本居于中原，汤伐夏桀，夏人战败，被商人驱逐到了今山西、陕西一带，故今所知夏之地名有些在陕晋，是因为夏人逃避于此而将故国的地名带过去的，非其故地，杨向奎说：“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以任意搬迁”，其说得之。但是古代中原范围广大，夏人居于何地呢？
夏人最初的国家叫做“土方”，《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郭沫若云：“余意此‘土方’当即卜辞中所常见之敌国名‘土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所谓土方当即朔方、驭方，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是则‘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殷墟卜辞中恒见“土方”之名，乃殷商之敌国，胡厚宣有专文论证卜辞中之土方即夏民族，认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但是，卜辞中的土方已经是远徙西北之后的夏人，此土方已非其故国之地也。《诗·长发》说汤伐桀“九有有载”，《叔夷钟铭》云：“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是说成唐（即成汤）受天命伐夏，打败了夏的军队，在伊小臣（即伊尹）的辅佐下，完全的占据了九州，居处于“禹之堵”，这里面所说的九有、九州、禹之堵实际上就是夏人之国。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对夏国的称呼有夏、土方、朔方、驭方、九州、九有、禹迹、禹甸、禹域、禹之堵等等。土方最早应该是在今天的山东历城东北的华不注山一带，《书·尧典》载帝尧“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可知道朔方（即土方）是在幽都附近。幽都是一座山名，就是现在的华不注山，又称华山、金舆山，其下有华泉，华水出之，北注于济水，朔方即在此地。土、朔、驭、夏和华古音都是在鱼部，读音相近，其方国很有可能就是来源于山名。夏人就是在土方的基础上壮大势力，建立了夏王朝。
汤所伐的夏就是夏的故国所在，所以我们要确定夏国的位置，可以从关于汤伐夏桀的记录中找出答案。 下面把有关论述的汤伐桀的记载录于下：
《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虚，商汤之都也。’”
《诗·长发》曰：“武王（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达，九有有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墨子·非攻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向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
《吕氏春秋·慎大》：“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於郕，遂禽推移、大犠，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书序·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
《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正义》：“《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
《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俘厥宝玉。”《集解》：“孔安国曰：三鬷，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商汤在伐夏之前是都于偃师的西亳，地在今河南偃师，他伐夏的路线是一路东进的先伐了韦、顾、昆吾，韦即豕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河南范县东南，昆吾在今河南濮阳，都在偃师之东。然后他命令伊尹当间谍，到夏去和被桀抛弃的元妃妹喜交往，探听虚实。妹喜告诉他夏桀做了个梦：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结果汤就出兵了。因为什么？因为从方位上讲，当时商应该是在西，而夏在东，西方日代表商，东方日代表夏，这个梦就预示着商能胜夏，所以汤才出兵。他是“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就是从商国的东方出兵于夏国的西境开始进攻，有人把这句话标点为“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解释说是从东方出兵，然后绕了个180度大弯子掉头向西面的夏进攻，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那样商就成了东方日，而夏是西方日了，所以这个标点和解释是不对的，那个“国”是指夏国。
《书序》言他们“升自陑”，这个陑其实就是仍，即“桀为有仍之会”的有仍，也就是《殷本纪》所说的“有娀之虚”，有仍在《韩非子·十过》里是写作“有戎”，娀即从戎声，陑、仍古音同（如乘切），与戎乃双声（日母），故有仍又作有戎，而戎、娀古音同冬部，音近而假也，其地在山东济宁，《殷本纪》言汤败桀于此。此后或言战于郕，或言战于鸣条，或言败桀于历山，郕古有二，一为鲁孟氏邑，在山东宁阳东北；一为国名，在山东汶上县西北的郕城，二地都在鲁西，相去不远。鸣条或以为在山西，非是，《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歧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可知鸣条之地固在东夷。历山当时舜所耕之历山，在河南范县和山东鄄城间。以上地名，除了鸣条不详具体地点外，其它地方都在今山东西部。汤败桀之后，回师的路上又伐灭了三鬷，在山东定陶，也在鲁西，可见汤伐桀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今天的鲁西一带。根据《墨子·非攻下》的记载，除去其神怪的表面，可知汤在夏城里有内应，为了帮助汤攻城，他们破坏了夏邑的西北城墙，并放火给商军信号，让他们从此进攻，因为商军从西攻来，要攻打的正好是夏邑的西城。
在桀这方面，《左传》说他是征伐了有缗之后丧失了国家，有缗在山东菏泽的金乡，也是在鲁西。根据《竹书纪年》，本来桀的都邑是在斟鄩，在今山东的潍坊，而他跑到鲁西的有仍举行方国大会，会上有缗叛了，桀就讨伐有缗，之后不久桀就亡国了，说明桀为有仍之会后，一直没有回到东方的斟鄩，而是在鲁西的某个城邑，这个城邑当是《书·太甲上》里所说的“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的“西邑夏”，盖桀时有两个都邑，一个在斟鄩，还有一个在鲁西，在鲁西的都邑相对于斟鄩来说是在西，故曰“西邑”也，其具体地点待考。桀没有回到东方的原因，可能和他伐岷山得岷山之女有关。《韩非子·难四》说：“桀索岷山之女而天下离”，这个“岷山”，《楚辞·天问》作“蒙山”，岷、蒙双声音近而假，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蒙山，当时有个岷山国，其故地当即春秋时为鲁邑的蒙，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也在鲁西南地区。根据《韩非子》的说法是桀索要了岷山之女导致了天下人心离散而亡国，这个在《竹书纪年》里也有明确记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这是说桀沉迷于琬、琰二女，抛弃了元妃妹喜，满怀愤恨的妹喜才和伊尹串通，毁灭了夏。正因为夏桀迷惑琬、琰二女，所以长时间地居留于位于鲁西的西邑夏，所以商汤才抓住机会向夏桀发动进攻，在今济宁一带一番激战，夏桀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而走，夏朝随即灭亡。
《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失败后被“逐之至大沙”，这个大沙应该就是古说的流沙，恒见于《山海经》中，乃是一条河川，何幼琦云：“流沙是一条河川，决不是沙漠瀚海，它只能是现在的泗水”，说良是也。是桀失败后沿着泗水乘舟难逃，逾淮至江，浮江溯流乃可至于南巢氏也。今有云桀都在山西者，则桀非神人，何能跨越商人控制的河南地区浮江至南巢？岂不妄哉？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知道夏王朝国家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山东境内。 夏代疆域范围主要就是“四海”和“九州”。
夏之先人大禹的事迹和四海、九州的关系最为密切：
《书·大禹谟》：“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
《书·益稷》：“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
《书·禹贡》：“九州攸同，……四海会同。”
《大戴礼记·五帝德》：“（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此类的记载很多，同时有不少先秦文献记载，在夏代以前，已经有“四海”之说了，唐、虞时代的帝王已经居于四海之内，盖夏王朝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也是居于四海之内，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国土疆域的四周的确有四个海，是他们疆域界限的重要标志，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这里把四海的具体位置再引述如下：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
西海：即古之巨野泽，又作钜野泽，或称大野泽，宋代称梁山泊，在山东巨野县，今已堙没，东平湖即其遗存。
南海：今江苏省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
在历史地图上一对照就可以知道，东海、北海、河、济、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疆域范围，基本上就是今山东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在陶唐虞夏时期，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内”的地区。
四海之内的地区禹迹范围内，古代又称为九州，“九”本来是虚数，意为很多，并不是说就是实实在在的九个，盖当时四海之内遭洪水，而有许多高起的地方露出水面，可以居人，称之为“州”，《说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但是古书记载“九州”的划分实际上在鲧禹之时，《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又曰：“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所以后来九州就叫禹迹、禹之堵等等，如《左传·襄公四年》：“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叔夷钟铭》：“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每个州便自然形成了一个人类的聚居地，算得上一个方国或部落，所以《广雅·释诂一》曰：“州，国也。”《庄子·天下》云：“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置万国。”《淮南子·修务训》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个“置万国”和“定千八百国”与“均定九州”自是一回事，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些州国皆禹治水时所定，故称为禹迹、禹绩、禹甸。禹之堵（绪），而整个夏王朝的疆域就是由九州组成，故夏国又称为“九州”。
“九州”本来是虚指，没有具体的九个州，但后来却出现了具体的九个州的名字，那是战国时代的产物。顾颉刚说：“春秋时有九州说，我们已不否认。但我们敢说：那时人只有这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他共列举了《书·禹贡》、《逸周书·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苑·辨物》等书中的5种关于“九州”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正说明这些具体九州的说法正在形成阶段，说法各异，没有定论，不可尽信。只有一些内容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内容，具有可信度，比如《禹贡》的最后几句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说的就是“九州”的范围。其中“朔南暨”一句文字有缺脱，原文当为“[北至]朔[方]，南暨[交趾]”，即《尧典》中“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和“申命羲叔宅南交”之“朔方”和“南交”。“海”就是东海，流沙就是古泗水（从鲁桥镇南流入海的河段），交趾在今山东省莒南县，朔方、幽都在今山东历城北的华不注山一带，可知《禹贡》作者所知道的九州之域，实际上就是四海之内的范围，这就是夏国的疆域所在，其主体部分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境，根本没有象他写的那些九州的地域那么广大。《博物志》云：“中国之域，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这个“中国之域”也是“四海”和“九州”的范围。 在这个“四海之内”的“九州之域”，先后产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相继相续的考古文化，诞生了灿烂的古代东夷文明。特别是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山东地区的海岱文明蓬勃发展起来，“海岱地区各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陆续进入初期文明社会，分别以大汶口、陵阳河等为中心出现了一些大型遗址群，其中有的明显具有相当于‘都’、‘邑’（上文所谓的‘中心聚落’）、‘聚’（一般聚落）的三级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他们大致就是最初的国家——苏秉琦所说的‘古国’。”之后，“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许多龙山文化聚落群都已是古国，有的可能已发展成方国，龙山文化已是古国时代。”再后的岳石文化的考古系年正与夏代的系年重合，相当于夏代，此时已经是夏王朝建立时期，进入了方国部落联盟的酋帮时代。逄振镐说：“从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起，中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同一个族的居民所创造的不同阶段的文化，这同一个族就是东夷族。”而实际上，夏人与东夷人本是同族，也就是说东夷人就是夏人，故“在考古界确认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的同时，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也一直存在，至今为古史界的一些学者所信从。”所以夏代的故国本来就是在今山东境内的说法，也具有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总之，夏是一个诞生于山东地区的古国，它的国家联盟和文化是从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经历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相当于夏文化的岳石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它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夏代故国的位置应该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笔者认为它的势力还包括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夏亡后，其主要势力迁徙到了北和西北地区，变成了北狄和西戎等族，徐中舒、唐嘉弘云：“特别是 ‘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体上说，或南流入越，或北迁为匈奴，或西徙为羌。大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夏族与当地土著大融合的过程”，可谓得其实矣。
对夏商周时期文明的感受 不少于1500字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