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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时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馆长的约翰·贡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对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进行了发掘并定名为仰韶文化。这次发掘意味着中国现代考古的开端。百年来仰韶文化也始终和中国现代考古深度绑定。
安特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被讨论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命题——中华文明西来说。
安特生 拍摄于1904年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为一名著名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先后担任过瑞典地质研究所所长和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秘书长，对寻找铁矿尤其擅长。
当时无论是战争武器还是铁路建设，对铁矿需求都很大，北洋政府看中安特生在铁矿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其世界性的声望，聘请他来中国帮助寻找铁矿。
发现仰韶
1916年袁世凯去世，北洋政府陷入混乱，铁矿的勘探工作停滞，安特生开始将精力转向为瑞典的博物馆寻找化石。
1917年春，安特生在火车上偶遇了一位瑞典女传教士玛利亚，玛利亚告诉安特生一些河南当地化石的信息，1918年底，玛利亚带安特生在新安县（今洛阳新安县）寻各地找化石。
玛利亚·彼得松 如果没有她，安特生可能就发现不了仰韶文化
1920年，通过玛利亚提供的消息，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前往新安县隔壁的渑池县进行采集。附近老乡听说有人收购石器便蜂拥而至——那年旱灾，手里那些平时干活捡到的石头能卖点钱一家人没准就能活下去。
仅仅三天，刘长山便收集到了600多件石器和一些陶器残片。他将这些东西带回北京，这些手工打磨的石器立即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他认为这个黄河边上的村庄可能有一个未知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一直被认为没有石器时代。
这一发现使得安特生十分兴奋，于是1921年4月，他第一次来到仰韶村考察。
渑池县 安特生拍摄 图片来自瑞典东方博物馆
安特生带着人每天观测，拍照，收集购买石器，陶片等，所得颇丰。这使得他更加确信此处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存。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下定决心要进行发掘。但他并不具备考古知识，接下来的三个月他一边疏通关系申请许可，一边学习考古知识。
1921年10-12月，安特生和地质所的年轻同事们以及来自各国的专家们组成了一个多国背景的发掘团队。在渑池县仰韶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发掘，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
发掘现场，其中一人为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 图片来自瑞典东方博物馆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马上组织专家学者们对出土文物进行讨论，经过一年的时间，专家组最终一致认同安特生最初的判断——这是一个新时期时代文化遗存。
安特生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命名的文化类型。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称这次发掘是“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仰韶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用地名命名文化类型的做法，开探沟的发掘方式，地层概念的引入，以及类型学比较等。都为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开了先河。
他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成为了此后半个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讨论之一。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安特生提出这个假说是十分谨慎的，他根据仰韶出土的彩陶与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彩陶和乌克兰，罗马尼亚的波利特利彩陶相对比，认为中国的彩陶可能从西亚传过来。
仰韶文化和西亚彩陶的比较
为了求证这个观点，1923-24年，安特生率队在甘肃，青海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齐家坪，马家窑，寺洼湾，沙井等一系列重要遗址。
当时安特生对于地层的理解还比较原始，统一以20厘米为一层，但实际上地层并不会那么准确平均，举例如下图。
地层演示图，H代表灰坑（垃圾堆），M代表墓葬，纯数字代表不同时期的地层
地层由上至下年代分别从近到远。可见红框范围内4,5层有部分重合。按照安特生的划分方法，在这一层中4号底部的器物就会被统一划分到5号去。这样年代晚的东西便会被归入年代早的时期去，产生混淆。
安特生在查看地层 1921年仰韶村 图片来自瑞典东方博物馆
这个错误很严重。它使得安特生忽略了黑陶比红陶年代更晚的可能性，认为仰韶出土的彩陶和黑陶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彩陶来自西亚，黑陶则来自本地。
仰韶村和甘肃马家窑的彩陶和西亚很像，所以马家窑和仰韶文化应该是同时期的。
无论器型和彩绘都更加简陋的齐家文化也应该早于仰韶文化，晚于西亚彩陶文化，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彩陶从新疆进入甘肃青海，再沿黄河直下到达河南和仰韶本地的黑陶共存的传播路线。
黑陶片 仰韶村出土 图片来自瑞典东方博物馆
中华文明被西来了。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西来说并不成立，但到底是真正被推翻了，还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文明从西而来？
咱们来讲证据。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龙山文化是否和仰韶文化同时期？
第二，马家窑文化是否和仰韶文化同时期？
第三，西亚陶器的年代是否比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早？
第四，齐家文化是否比仰韶文化早？
人头器盖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 安特生购于甘肃
1928年，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了龙山文化，确定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而且龙山也有着自己的传承关系，和仰韶村的彩陶也没有特别直接的继承关系。
现在我们知道马家窑和西亚遗址的彩陶高度相似。马家窑的绝对年代上限大概在5300年左右，无论西亚彩陶的年代不可能相差太远。无论怎么算都比仰韶村要晚得多。马家窑文化后来也被证实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裂后的一种地方类型。
仰韶彩陶 图片来自瑞典东方博物馆
1945年，考古界泰斗夏鼐先生在青海一座齐家文化墓葬之中发现了被打碎后放在墓主人之上的仰韶文化碎片。举个例子，明朝的墓里怎么可能有清朝的瓷器呢？并且夏鼐指出齐家文化不但比仰韶文化晚，也比马家窑文化晚。其文化来源也不同，他们并不是继承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又陆续发现了早于仰韶的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址（上限8000年前），仰韶早期的宝鸡北首岭遗址和半坡遗址（7000年前），加上仰韶村（6000年前），马家窑文化（5300年前），龙山文化（5000年前），齐家文化（4000年前）。整个彩陶从无到有再到无的发展脉络全都在中国国土范围之内。
四人中左二为安特生 1921年在仰韶村 图片来自瑞典东方博物馆
超过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完整的证据链。仰韶文化西来说再也站不住脚。
彩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亚的影响是十分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但跨越几千公里和上千年产生的相似性，如果一定非说他们有直接联系，显然站不住脚。
彩陶文化可以是西渐，但不能说西来。什么叫西来？假设今天谷歌搜索不能用了，很多国家的互联网就得瘫痪。这就叫西来。我们借鉴了谷歌的模式，但是发展出自己的东西。这叫西渐。
彩陶器盖 安特生1943年前购于巴黎 瑞典东方博物馆
作为西来说体系的构建者，当时几乎所有的仰韶文化遗址都为安特生所发现。他本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安特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仰仗自己的发现实行文化霸权——在仰韶文化被发现以后的二十年中，他一直在修正自己的观点：
1924年，安特生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新疆起源说”；
1932年，他意识到中国彩陶在质量上高于西方，所以开始对“仰韶文化西来说”产生了怀疑；
1943年，他自己也不再相信西来说，认为仰韶彩陶跟近东无关，但来源不明。
随着1945年夏鼐先生对齐家文化的发掘，西来说基本被打破。然而真正真正毫无争议地推翻西来说，起码要到20世纪80年代。
仰韶村收集的石斧，1921年，瑞典东方博物馆
结尾
之所以说1921年对仰韶村的发掘时中国现代考古的开始，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得到官方批准，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开展的考古活动。
发掘的费用全部由瑞典承担，并因此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至今负有盛名的东方博物馆。所有出土的遗物两国一国一半。
安特生没有食言，1926年他离开中国回到瑞典进行整理工作，从1927年到1932年间，一共7次返回来自仰韶的文物。这点他比自己的同胞斯坦因要强得多。
仰韶陶片 上面的S表示留在斯德哥尔摩，YS表示仰韶村，图片来自东方博物馆
然而这些被返回中国的文物从1936年安特生在南京最后一次见到它们后从此下落不明。安特生一直到去世都未再听到关于这批文物的消息。
一直到将近70年后的2004年。完成改造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在清点标本时重新发现了部分标本。
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前身，正是当年安特生担任馆长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陈列馆。
安特生作为那个时代对中国相当友好的考古学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关于他对仰韶文化的发现，以及他所提出的西来说都不去探究背后的真相而上来就扣帽子，越传越偏。好像他和其他探险者一样都以考古为名行强盗之事，似乎西来说的提出是他刻意为了贬低中国显示西方优越感而为之。
安特生树立了一个标杆，无论你是追赶还是批判他，都要努力往前走，找到更多的证据才能办到。中国一代代考古人正是在各种各样的追赶中，走出了自己的路，也走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如果不是北洋政府内乱，安特生大概也不会成为考古学家。
如果没有遇到玛利亚，安特生可能就没法发现仰韶村。
今天仰韶的陶片经济价值也不高，但安特生挖出的陶片却开启了一个时代。
百年过去，我们也应该还安特生博士一个更加公正的评价。
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图文：那个老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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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样考古王一博的？
先是从天天向上2016年的天天小兄弟开始考古。看着一博从稚嫩走向成熟。
后是考古创造101，一博的舞蹈导师。哇嗷，超级可爱的导师。一个误入盘丝洞的可爱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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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起源真的是来自于西方吗？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方面，首先要知道这个话题的由来。它最先是来自于考古学，又随着考古学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如果我们翻阅书籍进行查询，可以知道这样一个历程。就是以195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西来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后期是是从一元说到多元说。这里要提到一个学者，名字叫做张光直。张光直先生的恩师是我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这里要说的是张光直先生他所参与是后期时期的研究，前期是他老师那一代，这里要讲的很多会跟张光直先生联系。在此先提，那么我们进入话题。
首先是前期，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那时候是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开始的，安特生他是当时是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顾问，从1914年来华到1925年离开，在华10年，影响深远，尤其是考古学影响深远。尤其是考古学，他认为在仰韶发现的陶器与中国商周时期，和现代中国汉族地区的民俗文物相似,所以安特生推测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他认为仰韶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这个发现的意哪里？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所谓中国人的文化就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头，虽然在此之前不少外国探险家和日本的考古学者已经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的石器,但是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和汉人的历史无关。但是另一方面,当时这个如同孤岛一般的发现，就是这个领域，只能通过和已知的中亚以及中东的考古发现作比较。那么仰韶是什么陶？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是彩陶，而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此地的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与仰韶的纹饰很相似，于是安特生得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现今考古学界使用的碳十四，在当时对考古遗存的年代考证还没有办法现在的碳十四测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相对年代。顺便解释一下考古类型学，所谓考古类型学，就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主要是受到了生物类型学的影响产生的，不同的器形和组合是构成的不同的特色。另外考古学中有两种主要地层关系。第一就是叠压关系，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层相互叠压；第二，就是打破关系，即晚期的遗迹深处破坏了早期的文化层。要知道，被打破的单位相对早。这样简单解释，既可以大致明白，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相对年代。
在那时，中东已经有比较一致看法的年代。而中国则除了商周文化以外,对在此以前的远古文化一无所知，仰韶文化刚好放在安诺和商周文化之间的位置上,所以，当然就认为西早东晚。在当时，从西到东顺理成章，这个西来说被许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是上世纪20年代的显学。
接着来到了三四十年代东西二元对立说。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就不能不先提到傅斯年先生傅斯年先生称作是中国的兰克，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先驱。傅斯年先生的著作《夷夏东西说》，虽然这部著作是在1935年才发布，但是这部书的思想，却远远就形成了。这本书就核心思想来说，就是认为中国东西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即所谓夷东夏西。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就是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开始大规模发掘商的晚期都城殷墟使人们在实物上对商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商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别，使许多人认识到仰韶文化和小屯商文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认为以小屯为代表的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而此时吴金鼎先生，吴先生何许人也？发现龙山文化大功者也。吴金鼎，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县万戈庄人。吴先生曾经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他最出名的成绩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者。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山东济南附近的城子崖遗址，这个遗址在1930年正式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而接近商文化的东西。有占卜的骨头、发亮的黑陶,还有城墙。所以许多人认为考古学上的发现可以证明一些事情，证明了什么呢？
就是证明了夷夏东西的理论。李济先生认为仰韶与小屯的关系，他用了很有意思的比喻，像远房的叔侄。而徐中舒先生，他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各有其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孕育地。这是徐先生的观点，因为当时彩陶主要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发现，而出土黑陶的代表性遗址都在安阳以东地区,所以虽然在不止一个地点发现仰韶文化层在下，龙山文化层在中，小屯商文化层在上的所谓三叠层，但是，截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西二元对立的理论，在古史和考古学界均占有主导的地位。但是，尽管当时对仰韶文化西来说还没有提出根本的挑战。
到了五十到七十年代，这时候是一元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展开进一步探索。后来尹达，尹达是考古学家也是个革命人，坚定的马克思支持者的。尹达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搞混了。因为尹达正确地把龙山文化的遗存从仰韶文化的遗物里分离出来。后来，1937年安特生来南京看史语所发掘的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龙山文物时，他认为河南仰韶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又认为仰韶之所以既出土彩陶又出黑陶的原因，就是仰韶村的发现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陶、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安特生依然不正视事实。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他动摇了。50年代时期，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结论还很流行。但是在1956年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等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层，证明至少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是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这个文化既有仰韶文化特征，又有龙山文化特征。所以前后演变的轨迹很显著，这个发现，再加上当时主要的考古发现多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因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商文化的一元论所替代。而这时，张光直先生还在哈读书，他是根据从日本学者那里得来的消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后来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这篇论文，正式提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两个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其实就是不必要了。但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一样的严谨，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似乎不必要了。
同时他也认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就是这个论点。却因为当时的年代特殊，恰逢1959年这个观点的提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是金子就会发光，张光直先生根据第二手材料与当时在考古第一线的安志敏先生，以及石兴邦先生，同时在1959年发表了同一观点的论文，而这一观点一直到70年代末期，才由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不得不让位于多元论。但是该观点一直贯穿了张光直先生的著作《古代中国考古学》，对整个西方的考古学界都有很大影响。
到了八十年代末，这时候就是多元论了。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观点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对多元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在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一起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就是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同时两位先生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后来，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后来张光直先生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在1986年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注意是第四版，其实书籍版本更新都会有一些观点改变。他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能动地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公元前四千年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等，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是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
人的观点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前后三十年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变化就是例子。综上所讲，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受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和考古材料的变化。考古是好东西，这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
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个村子遗址证明“中国文明西来论”之荒谬吗？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种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来源问题长期以来备受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
自先秦以来，古文献基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本土，具体则为中原地区，“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源远流长。迄至清末，这一看法始终根深蒂固。
20世纪以降，随着大量历史学、考古学成果的涌现，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说频现、锐见迭出，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不断趋于深化。
1654年，德国人柯切尔写了一本《埃及之谜》，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文明是源自于埃及的这样一种“外来说”。
19世纪末，法国人拉克伯里首次提出“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
到了1894年，法国人拉克佩里在伦敦大学做教授期间，也写了一本书《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提出中国文化的“巴比伦起源说”。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仰韶文化遗址，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与中亚地区具有相似之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19世纪20年代，此说颇为流行。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深入，此说迅速被湮没。
前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1976年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作者认为，有一个中东或中亚的部族向东迁徙到黄河沿岸，才有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
仰韶文化遗址
而目前考古学上的证据也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已经挖掘出来的成熟的青铜器，按时间顺序，是先出现在中东，然后出现在新疆，经过新疆的绿洲一点点向中国内陆传播，经过甘肃，沿着黄河，传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头。
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中原地区发现的第一批青铜器，是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一批青铜器，它们带着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