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石兴邦「文史|石兴邦与远古对话的人」

石兴邦，陕西省耀县人，考古学家，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先后主持了河南、陕西、北京、山西等地多项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在媒体公布的“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石兴邦主持的就有两项。他的考古生涯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尤其是青年时期创立的“半坡考古范式”,更成为考古学上的经典。透过历史，他令中国史前文化的整体框架和中国文明的形成脉络，在普通人面前变得更加清晰。

半坡遗址、兵马俑、下川遗址、法门寺地宫……这些举世闻名的历史遗存世人皆知，但让这些遗存重现天日、惊艳亮相的幕后英雄，知道的人却不多。在西安这座“考古之都”坐镇一甲子的石兴邦先生，正是这些幕后英雄中的领军人物。2018年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石兴邦荣膺“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的充分肯定与褒奖。如今，即将迎来百岁寿辰的石兴邦老人，已然成为考古界的一座丰碑、一个传奇……

歪打正着，一头扎进考古领域

1923年石兴邦出生于陕西耀县石柱乡。耀县是关中通向陕北的天然门户，素有“北山锁钥”“关辅襟喉”之美誉，而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他的成长成才提供了丰富滋养。石兴邦家属于富裕中农，养着上百头绵羊，从小他就会放羊、擀毡和耕种。石兴邦小学时上课是在乡村的一个大庙里，当时有一个叫寇怀义的老师，白天授课要求很严格，晚上和石兴邦住在一起，向他传授新思想，给他讲了很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在寇老师的督导下，石兴邦还认真练习了书法，打下了厚实的功底。

1937年，石兴邦就读于西安一中，他只在课堂里度过了半年平静的时光，就遭遇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日军开始对西安狂轰滥炸，学校被迫搬迁至汉南，他转学到了三原中学，学习生活也变得艰苦起来。不过不长时间，山西大学就搬迁过来，一些很有学问的教授、副教授主动为中学生讲授课程，这让他学到了地理、生物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成绩也随之提高。1944年高中毕业时，他参加陕西省会考，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石兴邦一共填报了两个大学志愿，一个是当时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政治系，另一个是新疆学院的民族系。原来，他从小就对班超定西域、张骞通西域的故事很感兴趣，想通过大学的学习来增加对边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了解。恰巧在那一年，国民党政府对于苏联在新疆的活动十分忌惮，在中央大学新设边政系，想借此培养一批精通少数民族语言，能够安定边疆的人才。招生老师看到石兴邦的志愿后，就将他调剂到边政系。

石兴邦

俗话说，歪打正着。正是在边政系学习到的人类学、民族学、古代史、原始社会、村民社会、考古等课程，以及边疆盟旗制度、政教制度、土司制度等，让石兴邦对远古文化有了系统的认识理解，在头脑中构建起完整的知识框架，这些在他转入考古工作后都发挥了极大作用。

韩儒林是元史权威，在他的熏陶下，石兴邦对蒙古的历史、文化、语言兴趣大增。韩儒林治学严谨，授课注重点评启发，然后列出需要参考的一大批资料，让学生们在研究思考中不断深化认识。蒙古史第一次期中考试，石兴邦只考了62分，居然是同学中唯一一个合格的。原来，韩老师出的大多数是参考书目中的题目，石兴邦平时看书比较多，还算有些积累，其他人看得少，所以都无法及格。毕业那年，石兴邦还和同学们一起翻译了《蒙古秘史》。

因为学业基础较好，石兴邦留在中央大学担任助教。他原本想着跟韩儒林先生读研究生，但不巧的是边政系被取消，相关教学资料都被移交出去了，韩老师也转到了历史系当主任。1949年，这一年只有浙江大学还在招录研究生，石兴邦于是报考了浙大人类学专业，考场就设在导师吴定良教授家的客厅，连续考了3个半天。考试的形式也很简单，吴老师从书架上随手抽下一本书，让他就文中观点进行评述，或者让他翻译外文书籍。当时他提交的论文还是别的老师临时“支援”的。好在石兴邦大学时经常参加社团活动，与吴老师关系还比较熟悉，幸运地被录取了。

读研期间，石兴邦还向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学习考古方面的知识，随之参与了杭州玉泉山晋墓的发掘，这也成为他的首次田野实习。1950年，夏鼐被请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了副所长，石兴邦也跟随前往，担任学术秘书。除了考古专业以外，他还学习了俄文版、英文版马列主义著作，强化了历史观的培养塑造。由此，石兴邦也渐渐成为新中国考古史上一个切身体验者和重要开创者。

一次普通的田野实习，意外揭开“半坡”神秘面纱”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积淀，向来是考古发掘的要地。1953年，石兴邦与陕西考古调查发掘团进行合作，在西安东郊国棉三厂福利区的工地上进行“寻宝”。一天下午，他走累了，就找了个土坎坐下休息，无意中发现河对面地势较低的土梁上有一道很整齐的断崖，这一下子就激发了他的职业敏感。走近一看，取过土的断茬上已经露出很多遗迹，地下也散落着一些碎陶片，他用镐头敲了敲，还发现了不少整齐的石片，目测带有石器时期的典型特征。刹那间，石兴邦的内心激动不已，先民们用陶器和石器进行劳作的画面，一下子生动地浮现在眼前。回到考古研究所后，他马上向所里打了报告。

但真正发掘这处遗迹，却是在一年之后。当时各地建设如火如荼，不少工地都挖出了墓葬、遗址，但因为常年战乱，考古方面的人才极为匮乏，人员还不足够调遣使用。为此，中国科学院与文化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人员训练班，每期3个月时间，使他们能够快速入门，补充到一线考古岗位。为他们授课的是郭沫若、翦伯赞、夏鼐等名家大师，这在考古界也算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培训班先后组织了四期，被人形象地称为“黄埔四期”。

在石兴邦的大力倡导下，1954年举行的第三期培训班，被安排赴西安半坡村进行田野实习，由他担任总辅导。谁也不曾料想，这次实习发掘开展不过几天时间，居然揭开了一个人类6000年前的实地生活场景，这就是震动中外的“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

半坡遗址发掘领队石兴邦先生

在此之前，我国的考古发掘主要按照苏联范式，多采用打探沟、切条分割的方法，把文物器物取走了事。当年不过31岁的石兴邦，经过慎重思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考古范式——为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历史性，先进行全方位的探测，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等到对遗址有了充分认识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发掘计划。

石兴邦带着学生们，通过这种方法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圆形房子和一座大长方型房子的残迹，发掘出的其他房屋建筑遗迹，也都迹象清晰，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有这样的发现，引起了极大轰动。培训班结业时，北京文物考古界的领导同志都来了，对石兴邦的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他一定能取得更多发现。

半坡村的发掘维持了3年时间，期间还换了好几批实习学生。整个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1万平方米，呈现出一个具有完整布局的村落遗址。经过鉴定，这里被确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这里出土的人面鱼纹盆被载入中学历史书，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其实，这种盆是放置在孩子的瓮棺上面的，寄托着父母对于夭折孩子的哀思，盆的内部绘有一个眼睛，被认为是灵魂出窍、通往天堂的通道。

发掘半坡遗址1号大房屋

石兴邦记忆深刻的还有一罐小米，当打开罐子时，几乎所有人都啧啧称奇，原来6000年前的小米和现在的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因为时间的流逝，小米只剩下了空空的壳子，稍微有些风，就会飘舞起来。这份宝贵的小米，成为研究史前人类生活的宝贵实物资料。

而他更引以为豪的，则是在考古史上的又一次创举——进行开放式发掘，允许当地百姓，尤其是村民入场参观，因陋就简地组织起临时性的文物展览，将史前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生活场景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当大家参观时，考古队员就充当义务讲解员，通过绘声绘色的讲解，提高了村民们的文化普及与文物保护意识。自此，不断有市民提着家里挖出来的“宝贝”来考古队报到，而令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唯一奖赏，有时不过是一张照片或证书，有时甚至是来自考古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口头表扬。

一天，一位大娘交来了一个尖底陶瓶，其实她也搞不清楚这个都没办法放稳的陶瓶是干什么用的，只是想着考古队员有文化，交给他们准没错。石兴邦他们经过研究发现，这是一个取水瓶，用绳子挂在脖子上，到河边取水时，尖底很容易在水里翻转，一下子就能打上水。当地村民叫这种陶瓶为“美人瓶”，但有些村民从墓中挖出来以后，认为不吉利，随手扔在了厕所旁边的地方，或者干脆就地打碎。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石兴邦都会极为惋惜。

石兴邦历来主张，考古学家决不能不分五谷、不问世事，如某些人所误解的那样埋头“挖泥娃娃”，而是要成为有担当意识和协调能力的“社会活动家”。正是广大民众的“现场”参与感，让半坡村的文物发掘和保护变得更加厚实，为深化仰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新中国考古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还为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全新的范式，更是开创了全景式聚落考古的类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立之年的石兴邦，也伴随着半坡遗址的出土发掘，一时间声名鹊起。

发掘“下川遗址”，考古生涯有苦有乐

结束半坡村的发掘工作后，石兴邦一度回到陕西任职，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直到1976年才重返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院。不久后，他开始了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的发掘，这也成为他考古生涯中又一座里程碑。

下川村是典型的旧石器时期的遗存，文物十分丰富。由于特殊的历史年代，跟随石兴邦进行挖掘的大多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而是由各行各业人士组成的“训练班”，有的甚至连考古发掘是什么、到底该怎么做都不知道。那时的石兴邦，身穿一套褪色的中山装，脚穿圆口布鞋，走起路来身体微向前倾，面带微笑，让人感觉和蔼可亲。但在工作中，他却是极为严格的，先从基础知识教起，再带大家到野外实习，像老师傅带徒弟那样，手把手教大家考古挖掘的方法。

在整整4年时间里，石兴邦最初住在一户老乡的耳房内，后来住在老乡放置粮食、农具及杂物的楼上。当时下川条件还比较艰苦，偶尔会用柴油机发电，大部分时间是靠着点煤油灯来照明的。在这里，石兴邦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房间内只有一张简单的床，一张表面凹凸不平的桌子，一个腿不稳的小方凳和一盏幽暗的煤油灯，即使这样，他每天坚持看书学习，写心得、写记录。在他的带动下，参训学员们晚上都不闲着，自学讲义、传抄笔记，掀起了空前的学习热潮。

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石兴邦对于接触到的一切东西，哪怕是农民扎起的窝棚、围起的猪圈羊圈、编制的有本地特色的竹篮子，都要一一照相、留存资料。有学生好奇问他，这些东西随处可见，到底有什么记录的价值？他说，恰恰是这种日常记录的整理很重要，日积月累，必有大用。

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彩陶盆 国家博物馆藏

石兴邦还带着学员们参加了当地村民的麦收，让大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应当更多参与劳动、经受锻炼。劳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运气是不是好到能够发现从土里新翻出来的“宝贝”。一次，他们在老乡地里发现了一件砂岩石板，石兴邦就以此为教材，手把手教会大家如何识别文物，以及这类器具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功能。学员们围在他旁边，饶有兴致地听着。

考古工作大部分时间既要求细致又单调枯燥，一些学员有时难以忍受这种经年累月的机械工作。每隔一段时间，石兴邦就会带大家去遗址附近的村庄，上山摘松子、捡木耳、采野果，既能换换脑筋，又能改善伙食。美丽的自然风光，让单调的工作生活得到了调节，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很多学员对“八一”建军节刻骨铭心，当时考古队的生活很艰苦，为了庆祝建军节，他们特地派车到长治买肉。回来的路上，到了沁水县城就下起了大雨，汽车上不了山。当时天气很热，几天下来，肉就有些变味，只能在县城煮熟，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等到了发掘地以后，蒸出的包子连林场的狗都不吃。一些学员期盼落空，难免会有怨言。对此，石兴邦带头拿了两个包子，并吃得津津有味。很多人看石兴邦都吃了，也不好再说什么，跟着他一起吃完了自己的包子。

下川遗址的发掘持续了4年时间，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下川大学”。很多学员表示，在考古现场得到的锻炼极大，取得的进步也极大。除了专业知识，大家也更多地从石老师身上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此后，石兴邦用了近30年时间来对下川村的文物和遗迹作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意外发现”的法门寺地宫，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1987年，石兴邦主持发掘法门寺地宫，这是他的又一个代表作。虽然有些人用“意外发现”“运气真好”来形容地宫佛指舍利的重见天日，石兴邦却说，用“意料之中”才更能代表考古工作的意义。

1981年夏，法门寺的宝塔轰然倒塌。因这所寺庙弘盛于唐代，声名远播，国内外佛教界纷纷提出要重修宝塔。为了配合宝塔重建工程，当时担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石兴邦，从1987年2月开始，带领一个考古队对塔基和外围进行发掘清理，结果意外地在塔基正中部位发现了唐懿宗时修建的一个汉白玉质地的藻井盖。当掀起井盖一角仅几秒钟，里面露出的数不尽的金银珠宝就让大家大受震撼。相关情况上报后，上级十分重视，安排警卫进行保护，调派专家进行支援。

按照历史记录，法门寺建有地宫，内藏有佛指舍利。但地宫的入口到底在哪儿，谁也搞不清楚。石兴邦与担任副领队的韩伟商议，文物不可能通过藻井放入地宫，应该还有其他出口。于是，考古队员们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索，3天后在罗汉殿的北侧发现宫口。宫口北面有一段踏步漫道，沿着19级台阶下去，是一个方形的平台，上面散置着近万枚铜钱。清理完平台后，用巨石封堵的地宫门露出一角。石兴邦通过浮雕双凤门门楣石，断定地宫是唐朝修建的，这让大家感到异常欢欣鼓舞。

考古队运用工程器械吊走巨石，这才发现石门上锁着一道35厘米长的铁锁。经过细致地探测得知，整座地宫共有4座石门，按照“30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规矩，钥匙由不同的高僧掌管，每次开地宫都是一时盛事。但这已经过去1000多年，显然已经无法找到钥匙了。好在考古队中人才济济，一名队员在不损坏宫门的前提下想方设法打开了锁。

这一天，是1987年4月10日，石兴邦带领考古队进入地宫，一个金碧辉煌的地下宫殿，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石兴邦每次与人谈起发掘地宫的盛况时，还是会兴奋得手舞足蹈。

地宫分为前殿、中殿和后室三大部分，里面收藏的文物古迹数不胜数。大家把宝贝一件件往外清理、移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干劲十足，时常通宵加班也毫无怨言。后经统计，共计发掘金银器121件、琉璃器20件、瓷器17件、珠宝等400件、杂器19项，所有的铜钱统计下来大约是3万多枚，还有差不多700多件丝绸。保存如此完好、藏品如此丰富的地宫，这在唐代文物遗迹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次发掘还有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让世人目睹了此前只在经书和传说中才有的佛指舍利，而且一下就出土4枚。按照文物分级规定，其他出土的文物都是以1、2、3共三个等级来分类，唯有舍利被编为“特1”至“特4”，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不这么做的话，不足以体现其巨大的价值。

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不仅是我国唐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唐代曾经有4座寺庙安放佛指舍利，只有法门寺经历千年风霜，一直留存至今，接受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源源不断地前来瞻仰。

“纠偏”兵马俑发掘，考古是件精细活儿

石兴邦长期在陕西任职，与西安的著名遗迹兵马俑有很多工作交集，这其中既有尽心尽力保护文物带来的成就感，也有因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永远遗憾。

1974年，位于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村民杨志发抗旱打井时，无意中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由此揭开了兵马俑为期数十年的漫长考古发掘历程。一开始派去发掘的考古队并不内行，居然用凉水浇、热水烫的方法让陶俑变得清洁，还调用翻斗车等大型工具进行挖掘，就连一些新闻媒体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称其为“刨土豆式考古”。1979年，夏鼐带领国家考古所的专家来现场考察，被这种野蛮的发掘方式震惊了，回去后联系其他考古专家，联名向上写了报告，果断予以叫停。1984年，石兴邦被指派回到西安，代表国家文物局专门指导填埋、清理和后续发掘的工作。

兵马俑彩绘残留

石兴邦先用了半年多时间，指导考古队对已经挖完的坑道进行回填，对于填埋不够细致的还要组织返工。其后，他才开始组织新的发掘。大家自觉摒弃大型机械装备，主要靠着双手，用小刷子、小铲子耐心细致地清理陶俑，尽力予以保护。但是当时技术条件有限，一些陶俑刚出土时颜色还很鲜亮，遇风后不长时间就会褪色，变成了现在的黑灰色。石兴邦感到，如果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一定能够让“彩色”的兵马俑长久保存下去，也能够让观众看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他们边进行发掘，边开展科学研究，把诸如秦“车兵”和“步兵”这种不同兵种协同作战、古今兼有的指挥系统等类似的军事学术问题，十分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双车编组”这个“有前有后”的关系，更是增进了人们的新认识。通过这些兵马俑，“地下军团”的战斗盛况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在发掘期间，还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将军俑头被盗”事件。原来，考古队雇佣了一个叫简七一的临时工，负责看管仓库器材。他结识了一个叫王更地的人，就约他到考古发掘现场来参观游玩。不曾想，这个王更地打起了陶俑的主意，趁着夜色潜入库房，偷走了极为珍贵的将军俑头。要知道，当时发掘了那么多兵马俑，将军俑头一共才有6个。

案件惊动了高层，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了侦破工作。后来，王更地被抓捕，五花大绑地穿过闹市区，震慑了那些文物盗窃走私分子。考古队也展开了责任调查，一大批人受到处理，石兴邦因负领导责任也做了深刻检讨。

从1984年担任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以来，石兴邦深耕三秦大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包括在铜川、绥德、汉阴等地建立考古工作站，主持一系列重要的文物发掘工作，在诸多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有人形象地说，石兴邦与西安，在考古方面实现了完美的相互成就。

乾陵考古成遗憾，探索更有后来人

与石兴邦其他成就毫无争议、颇受赞扬不同，他坚持开掘乾陵的主张，却在考古界引起了较大争议，赞成和反对的声音旗鼓相当，这也让他的这一心愿始终没有机会得以实现。

乾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的梁山上，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这是唐代“依山为陵”纪念性建筑工程的杰作，更是漫长封建历史上唯一的夫妻皇帝墓，还是已经发现的陵寝中唯一一个设有双重城垣的。加之，陵墓各项防护举措十分严密精巧，可以预测墓葬至今都保持完整，一旦发掘，极有可能是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

民间传说，唐朝末年黄巢动用40万大军打算盗掘乾陵，费尽力气挖出一条40余米深的大沟，也没找到墓道口，只好悻然作罢。至今在梁山主峰西侧仍有一条深沟，被称为“黄巢沟”。石兴邦和其他考古学家多次呼吁，还联合拟定了“乾陵开发计划”，指出目前乾陵已经处于损坏之中，应当进行保护性开挖，使之得到有效的保护。

然而，也有一些考古学家提出，目前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技术条件还有欠缺，一旦贸然开掘乾陵，大量出土文物反而可能因接触空气而发生病变，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样的遗憾，在考古界经常发生。因此，应当给子孙后代适当留下点财富，让他们在更好的条件下进行发掘。对于这种观点，石兴邦无奈地感慨道：“我这辈子等不到了，只能看后人的了！”

石兴邦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手把手带出了很多徒弟，其中不少人成为了当今考古界的名家大师。王仁湘是石兴邦带出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跟着恩师走南闯北，先后发掘出诸多历史遗迹，也吃过不少苦头。后来，王仁湘不但跟着石兴邦一起研究史前考古，还把自己对饮食的兴趣带入工作，别出心裁地开展饮食文化考古研究，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有很大的知名度，也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年轻人是考古的未来和希望。石兴邦寄语年轻人要有坚持到底的恒心，做好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学好唯物史观，同时还要练就世界眼光、全人类眼光。沿着大师指引的路径，未来必将有更多的年轻人活跃在田野之上，用一个个特别的发现与远古对话、让文明接续。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1期

作者：李祝姮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去世了，这位大师为中国考古学做出了哪些贡献？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石兴邦是陕西省考古研究生原所长，他先后工作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陕西省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石兴邦老先生荣获“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开创人，陕西考古引领发展的设计。

1954年他主持半坡遗址发掘，创立半坡考古范式，开创了国内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先河，催生中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搭建起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谱系的基础框架，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的先河，创建了以社会人类学方法诠释考古遗存的科学范式，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和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构建做出重大贡献。

石兴邦是我国考古学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亲历了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世界发展的完整历程，更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文物工作者思想理念，从考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历程。

石兴邦先生一生倾注心力最多的就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他始终对考古事业饱含深情，务本求真，知行合一，他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他立足田野考古，重视人才培养，促进团队建设，为陕西考古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兴邦先生的逝世不仅是陕西考古界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面旗帜性的人物，希望考古工作者们继承石兴邦先生的精神。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历任馆员

陕西省文史馆为三秦文人雅士荟萃之地， 珍贵书画收藏研究之所。　历任馆员都是具有相当学识和社会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德、才、望”皆高的硕学耆宿。其中包括清朝的进士、举人、拔贡、秀才，辛亥革命的元老、民国时军政界人士，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归国留学生和海外回大陆定居的爱国人士及宗教界人士。如：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的中医学家景莘农、李殿君，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活动的书画艺术家张寒杉，语言学家高元白，香港陕西同乡会会长田一明，书法艺术大师高乐三、程克刚、陈少默，著名文物考古专家石兴邦，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 ，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博士生导师霍松林， 原中国美协副主席、 人民币上毛主席头像的绘画者刘文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国十大建筑设计师张锦秋， 中国作协副主席、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等123位。 还有研究员130人我省优秀的文史艺术人才，他们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