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草原学会,欧亚草原考古研究概述

2021年9月28至29日，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办，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及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协办的“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会议主题为：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新发现与新认识、游牧生产方式的形成与传播、游牧人群的交流与融合、游牧社会的组织结构。本次会议的参会代表包括来自国内20余所高校与科研院所及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蒙古、日本等国的40余位学者，限于疫情影响，国外学者均通过线上平台参与讨论。

会议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蔡大伟教授主持。吉林大学副校长蔡立东教授代表吉林大学致辞，对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能够克服疫情影响积极参会表示感谢，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代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致辞，他介绍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发展概况，感谢学界同仁对吉大考古学科的关怀与支持，希望与会代表在本次会议上加强交流、增进友谊。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代表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致辞，强调了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肯定了本次会议举办的重要意义。

会议现场

大会伊始，林沄先生的主题发言首先回顾了他本人以及王明珂、郑君雷、杨建华、王建新、丛德新、贾笑冰、贾伟明等学者对游牧文化的相关研究工作，认为这些研究使得学界对游牧文化的认识不断取得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笼统地将戎狄与胡混为一谈，并且意识到不同环境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游牧经济，而游牧也并非完全居无定所，定居是北方草原由古至今都存在的生活方式。他也指出，目前对游牧文化的研究依然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缺环，以后的研究要充分调动古环境、动植物、人种、文献、民族学等多方面的科研力量。

本次大会的发言内容大致可分四个部分。

1.考古新发现及新认识

部分学者分享了近些年自己主持或参与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所取得的新材料及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介绍了中蒙联合对蒙古阿尔泰地区的调查成果，其中着重介绍了该区域青铜时代的各类石构遗存（赫列克苏尔、鹿石、祭祀石圈、石板墓等）与岩画。

蒙古国国立博物馆书海研究员介绍了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额勒吉特苏木新发现的岩画遗存。内蒙古博物院特日根巴彦尔副研究员介绍了蒙古国巴彦洪格尔省境内图音河流域朝伦昂古其特、塔黑拉格乌拉和索尧胡林三处地点的岩画遗存。两位学者均对所发现岩画做了初步的分类与断代。内蒙古呼伦贝尔博物院哈达副研究员介绍，近年呼伦贝尔地区的专项调查总计发现石板墓群50余处，单体墓葬上千余座，并对其中两个地点的石板墓做了小规模清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谢焱副研究员、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倩倩研究员、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何伟副研究员分别对甘肃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地、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认识做了介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庆旭副研究员则对近年东辽河流域辽金遗存的专项调查资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2.游牧经济起源及社会组织

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起源背景、时间与动因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王建新教授对欧亚草原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欧亚草原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并不适合游牧业的发生，而恰恰是其南部的半干旱荒漠化草原地带最终随着人口、畜群规模的扩大及气候环境的恶化，由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转向了游牧业。从东天山一带的调查来看，该区域的聚落类型与分布从公元前1400年前后发生重要变化，大致从公元前1200年前后地表可见遗迹主要为各类墓葬遗存，而不见定居的聚落址，很可能已完成了向游牧经济的转变。他还提出，以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等所谓斯基泰三要素来证明游牧经济的出现并不合适，游牧聚落应该是判定游牧经济出现的重要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研究员介绍了新疆西部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调查与发掘工作，重点对阿敦乔鲁和胡斯塔遗址群的布局和功能分区进行了分析。最后结合区域环境、气候特点及民族学材料，推定该区域从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定期转场的游牧生产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笑冰研究员则对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聚落的历时性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区域青铜时代早期聚落的居住址与墓地是配套存在的，而青铜时代晚期聚落只有密集分布的墓地，不见同时期居住址，可能是因为使用了便携而不易留存痕迹的帐篷式建筑。这种建筑与周期性迁徙相关，代表了彼时已步入游牧经济的时代。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生七十四与导师王立新教授探讨了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出现时间及动因。他们认为，公元前3千纪前期，阿凡纳谢沃文化携带着畜牧生业模式进入蒙古阿尔泰地区，随后蒙古高原中西部进入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狩猎业的混合经济发展阶段。公元前1400年前后，蒙古高原的腹地开始出现多种类型的石构遗存，表明伴随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增多所带来的压力，人们开始逐渐向蒙古高原腹地的干旱性草原和戈壁地带迁移，出现了游动放牧的生产方式。马与马车的东传赋予人群快速移动的能力，应该是蒙古高原这一阶段出现游牧文化的主要动因。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戴玥博士对米奴辛斯克盆地巴依诺沃类型墓葬的葬俗、随葬品组合、墓地反映的社会结构及其在欧亚草原游牧化进程中的位置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该文化类型是在吸收外来的以青铜马具为代表的游牧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开始向游牧化转型的。在这一游牧社会形成的初期阶段，区域内尚未形成分层化的社会。

河北师范大学冯宝博士系统梳理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先秦时期生业模式的历时性变化，认为该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经历了“采猎并重”-“耕猎互补”-“种养结合”-“农牧兼营”-“牧猎为主”这五个发展阶段。其中，不同阶段的转变动因或与环境变化、文化适应、政权干预、人群迁徙等因素有关。

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院郑君雷教授从北方地区汉晋时期游牧民的墓地结构、图像材料和“蛮夷印章”等材料的分析入手，揭示出该时期游牧人群中“牧团”组织的普遍存在，为深化游牧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科技考古研究

科技考古发展日新月异，与游牧文化相关的科技检测分析也是本次大会发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的门类非常齐全。

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刘艳副研究员对新疆巴里坤东黑沟M12和西沟M1随葬的动物纹金银饰品进行了无损分析和加工工艺研究。通过与周邻地区相关发现的比较，认为巴里坤金银饰品的模压技术应源于中亚草原，继而沿河西走廊东传。中国科技大学高军博士对新疆哈密盆地出土早期铜器进行了铅同位素分析，发现该地区青铜时代铜器的主要矿料来源应为河西走廊，同时也有少量矿料可能来自阿尔泰和西天山地区。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崔银秋教授介绍了基因组技术的原理及其在古代人群谱系源流研究中的应用。通过对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青铜时代早期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首次确认欧亚大陆北部史前时期广泛存在由古北亚和古东亚成分组成的一支古老人群谱系，复原了新疆青铜时代早期人群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取得了重要成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研究员对以往发表的欧亚草原早期人群的古DNA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认为欧亚草原大部分地区在不同时期普遍存在人群的迁徙和融合现象，而唯有东端的松嫩平原地区史前人群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状态。此外，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生李畅对吉林双辽大金山遗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马骨遗骸进行了古DNA分析，博士生张乃凡对黑龙江富拉尔基洪河遗址出土的牛骨做了分子考古学研究。

动植物遗存分析为揭示游牧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于昕、刘海琳两位硕士研究生分别对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和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种属鉴定、成分比例分析和微痕观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田多博士对新疆天山沿线的植物考古新发现进行了介绍，分析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种类及构成的历时性变化，指出伴随游牧化的出现和演进，该区域古遗址的农田杂草比重应该存在升高的趋势。

4.游牧文化物质遗存研究

在物质遗存研究方面，本次发言的内容丰富多彩。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苏蒂亚吉娜·娜塔莉亚副研究员将馆藏诺因乌拉匈奴大墓出土纺织品等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发掘资料相对照，对墓葬内部的棺椁装饰进行了复原研究。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与藏学研究所米亚噶谢夫·丹尼斯研究员总结了外贝加尔西部地区所见匈奴时期儿童瓮棺葬的特点，认为其可能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提什金·阿列克谢教授讨论了雅鲁曼2号墓地51号高级女性墓出土的匈奴时期丝绸头饰和腰带装饰，认为其制作工艺与技术明显存在源自汉地的影响。日本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板川幸佑研究员对蒙古呼和乌珠仁都贵II号遗址出土铁质长剑的制作技术与工艺进行了分析。

呼伦贝尔博物院赵龙江副院长对蒙古高原目前发现的石板墓遗存进行了总体梳理，认为“石板墓文化”的概念过于含混，不宜将蒙古高原地区的石板墓遗存视为单一的考古学文化。他还介绍了呼伦贝尔草原地区近年来发现的色楞格类型赭石岩画。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潘玲教授通过对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出土材料的整理及与相关资料对比，认为西岔沟墓地的年代可早到西汉早期晚段，主体年代在西汉中期。该墓地的族属应为西汉时期的乌桓。与西岔沟遗存来源有关的汉书二期文化的族属也应该为乌桓。由典型器物的对比可知，外贝加尔等地西汉时期的匈奴遗存，年代也可早到西汉早期。西汉早中期，辽西、辽东塞外的所谓匈奴左部，其主体并不是匈奴人，而很可能与臣服于匈奴的乌桓等族有关。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生张文珊对延庆玉皇庙墓地出土装饰品的位置、种类和组合做了细致观察，结合文献记载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对玉皇庙文化人群男女两性的服饰进行了尝试性复原。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生谭文妤依据腰带具、装饰品、武器、陶器的排比断代，将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遗存分为四期，继而探讨了该地区早期鲜卑文化的历时性变化。

内蒙古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艳副教授将鄂尔多斯地区所见汉唐时期岩洞墓与地中海东岸、黑海北岸及中亚等地的相关墓葬进行了对比研究，并结合体质人类学材料分析了不同类型岩洞墓所代表的族群及宗教信仰，为探讨汉唐时期的东西方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辽宁省文保中心田立坤研究员结合文献记载与朝阳喇嘛洞三燕墓地材料，探讨了四世纪前后夫余文化的消亡及去向问题。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里萌博士依据调查与发掘所见契丹-辽遗存的细致分期，首次系统探讨了辽与生女真边界的变化过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立新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谈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之所以会举办此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有关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需要及时开展研讨和交流，另一方面是因为伴随当今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游牧经济与社会面临转型的压力，游牧文化也面临最终走向消亡的威胁，游牧文化的发展问题需要引起更多学人的广泛关注和认真思考。游牧文化、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对曾经广泛存在于中国边疆及邻境地区的游牧文化与游牧文明的深入研究就不可或缺。最后，王立新教授对大会的发言内容进行了简短概括和评述，并再次对境内外学者的参会表示感谢。

（本文经王立新教授审校）

作者孙贤系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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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到底是雅利安人种先有的游牧民族，还是蒙古利亚人种先有的游牧民族?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是怎样逐渐融合的

夏商周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最初是杂居，华夏民族按方位将其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如犬戎、山戎、鬼戎等，当这些游牧民族逐渐开始侵吞华夏族的领土和财产时，驱逐游牧民族便成了华夏民族的首要任务。

1、暴力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2、和平方式：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后，学习农耕民族的文化，因而被农耕民族所同化。如：族际通婚、民族迁徙杂居等。

扩展资料：

 其实游牧民族相对农耕民族有一项巨大的优势，在于文明的传播融合上，农耕文明事实上是绑定在土地上的，虽然原创能力强，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但地域格局的限制，族群之间却是孤立，缺乏交流的；游牧却与此相反，原创能力弱，但游荡于广大的草原，可以从不同的农耕文明之间学习。

也就是说游牧民族事实上可能是“文明”很先进的，因为它可以通过‘借鉴’不同文明之间的精华得以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比如这一点很厉害的闪米特系，通过征服古埃及，苏美尔，将这些灿烂的文明精华吸收，出现了古巴比伦，犹太文明，后期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文明的精华，公元7世纪又创造了更适合游牧民族的灿烂的伊斯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