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考古研究是核心吗,考古学需要选哪几科

中新社内蒙古赤峰7月17日电 (记者 孙自法)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边疆地区考古学未来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何推动建设中国气派的边疆考古学？这些议题颇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丛德新研究员提出，应该从更细致学科定位、建立边疆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更加关注边疆不同地区的联系等五个方面持续努力。

主题为“比较视野下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探索”的2022年度红山文化高峰论坛，7月15日至16日在红山文化发祥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举行，丛德新研究员在论坛上做专家发言，具体介绍了建设中国气派的边疆考古学的五方面建议。

丛德新指出，中国边疆考古学是以当今中国版图边疆省/区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学科研究领域也包含相邻地区，涵盖范围包括东北及内蒙古，新疆以及西北地区，西藏、云南、华南地区以及与海疆地区相关的沿海地区；由于边疆地区的特殊性，边疆地区考古学既有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带有问题导向，两者需要兼顾，不能偏废。

——从历史角度看，边疆(地区)的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动态的，它的研究领域还具有国际性和区域交流的特色，其研究内容因此也具有国际性。从内容上看，中国边疆地区考古学及其研究几乎涵盖从旧石器时期到辽金元考古等各阶段。其中，旧、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历史时期考古项目多、涵盖广。就边疆考古学科理论建设而言，在学理上将边疆地区的考古、民族、宗教等内容都纳入研究视野，立足田野考古，寻求历史真实之道。

——边疆地区考古，实际是一个广义的区域考古的概念，但由于历史原因，边疆地区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定义，而是填充许多政治、人文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对边疆考古(学)在学科上要有一个更细致、准确的定位。现代的边疆主要区域既是现代少数民族聚居地，也大多是古代少数族群的生息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疆考古也包含从事边疆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和与古代宗教相关的考古研究，通过对古代少数族群在边疆地区活动的遗迹考察研究，了解中原与边疆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从更广阔的范围探究中国文明形成和演进的过程。

充分发挥文物考古工作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边疆和民族考古对于建立正确史观、全面准确阐释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将起到独特的作用。中国当今条件下，为边疆考古的发展提供强大助力，边疆考古虽然任务艰巨，但前景光明，大有作为。

——中国边疆考古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边疆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渊源及相互关系梳理清楚。这方面的研究任重道远，要选择比较重要的地理单元进行深入的考古调查，选择有助于解决问题的重点遗址和墓葬进行发掘，在这个过程中要随时提炼、总结古代边疆民族文化在中原文明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重点加强历史时期边疆地区考古工作，对出现于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民族(族群)以及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都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北方草原上的匈奴、突厥等，东北的高句丽、渤海；西南的南诏、大理国、吐蕃等。在新疆，特别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上的汉唐时期古代遗存，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保留的遗迹包括城址、佛教遗迹(石窟与寺院遗址)很多，应当选择重点遗址进行发掘，并开展深入研究。

——更加关注边疆不同地区的联系以及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在加强古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以及与内地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密切联系研究的基础上，关注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如将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放在东北亚的大环境中研究、考察；研究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密切关联；将西藏、云南和广西的考古与南亚、东南亚地区进行比较；海南、台湾和海疆的考古则应考虑同太平洋文化的关系，拓宽研究视野，把整个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放在更广大的区域中进行比较，逐步开展与边疆地区密切相关的国外考古学研究，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考察边疆地区融入中华大家庭的历史之路。(完)

概述19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及现状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 ，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 、《城子崖》（梁思永等） 、《良渚》（施更昕）、《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等着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 。尹达在延安期间 ，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着《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 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

1981年，苏秉琦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率先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他把考古学文化分成三个层面来理解，即区（块块）、系（条条）、类型（分支）。
他把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
（1）、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3）、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4）、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以此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演进大致的时空框架。
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且各类型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