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历史文化研究,舒城双合大墩遗址发掘

根据《盱眙县志》记载，境内有古遗址115处，国家、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处，是盱眙独特的文化载体、时代印记。现选择部分古遗址，研究探讨盱眙古文化属性，再现盱眙古文化之辉煌。

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文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约生活在四五万年期间，人类种族基本形成，智力逐渐提升，语言逐渐丰富，从采摘野果和草根为食，逐渐进化为利用兽骨、兽角、燧石等原料，制造小型尖状利器，猎杀野兽为食。盱眙“下草湾人”验证盱眙旧石器晚期智人文化属性。

下草湾古遗址。位于盱眙县鲍集镇铁营村后洼组，1954年元月，中国科学院杨钟健教授等考古工作者，在下草湾淮洪引河东岸，发现“巨河狸”化石地层，采集一段人的股化石。经吴汝康、贾兰坡教授考证，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称之为“下草湾人”，头脑敏捷，能制造简单捕杀石器，维持生存。下草湾是江苏有人类活动的最早地方。

盱眙境域发掘“下草湾人”，属旧石器时期晚期智人，为研究盱眙境内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属性和古人类发展史提供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

公元前4500年前后，属新石器晚期，陶器工艺从捏塑成型向模具技术发展，生活用品从石器向泥质陶器、炼制瓷器发展，器形从单一向多元发展；劳动工具从磨制石器狩猎向农耕和纺织业进化，生产经济从采集渔猎逐渐向改造自然进化，开始出现农耕和畜牧，呈现新石器时代氏族社会典型的大汶口文化。

大墩头遗址。位于桂五镇西北约一公里处，高出地表约5米，呈圆形，面积约0.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三米，系新石器时代和周朝遗址。地表有鼎足、鬲足、堆纹陶片、绳纹陶片、红烧土，遗址之西发现长条形石斧。

钻墩遗址。位于仇集镇孙郢之西一公里处，高出地表1.5米，呈漫坡状，面积约0.9万平方米，系周代遗址。地表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黑皮陶量少。纹饰有绳纹、堆纹、叶脉纹。墩上有少数陶瓷片，属被破坏的周代晚期墓葬所出。

孙墩遗址。位于马坝镇马南村，面积约0.84万平方米，高出地表约2.5米，系周代遗址。中心地带陶片密集，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黑皮陶量少，纹饰有绳纹、堆纹、弦纹、指纹，可辨识的器形有鬲、甗、罐、瓮等。

项王城遗址。位于甘泉山西，淮河东岸，部分浸入水中，露出水面约10万平方米，系秦汉时代遗址。其中心部位高出地面1米，地表系灰土，文化层厚0.8—1.5米，出土花砖、半简瓦、大板瓦、瓦当、绳文圜底罐大缸、大盆等。

华塘遗址。位于黄花塘镇南北两座土墩上，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1米左右，最深处2至3米，发掘遗址面积11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座，春秋时期墓葬2座，收集各类器物及标本600余件，出土的遗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鼎、鬶、甗、鬲、豆、盆、钵、杯、罐、簋，并出土磨制石器、陶制纺轮等生产工具，在遗址地层中发现大量的鹿、猪、獐、牛、狗等动物骨骼与牙齿。据专家考证，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500年左右，为研究淮河下游区域与洪泽湖地区大汶口文化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千棵柳商周遗址。位于盱眙县原旧铺镇千棵柳村老庄北，系商周遗址，发掘面积1136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至2米，下文化层为前商晚期，中文化层为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上文化层为西周中期。出土器物与标本800余件，以陶瓷为主，主要器形有鬲、南瓦、豆、盆、罐、簋、钵等，为研究江淮地区淮、徐夷与中原商周文化、大汶口文化，增添新的考古资料。

范家岗遗址。位于原维桥乡南约5公里处，高出四周，呈漫坡状，占地约0.6万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以红陶为主，灰陶数量较少，黑皮陶更少。

古城岗遗址。位于原古城乡古城街道西北1.5公里长岗上，东西长约600米，南北长约800米，系汉代遗址。地表土色灰黄，有简瓦、大板瓦、花砖、大缸和红陶圜底罐、豆、盆及少量青铜武器、青铜用器。

六郎墩遗址。位于河桥镇蒋郢村，高出四周约6米，呈台形，墩顶平坦，面积约0.8万平方米，系周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有鼎、鬲、甗、簋、盆、豆、碗、杯、钵、罐、纺轮，骨器有锥、匕、锤，少量铜器有刀、镞。

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文化

从盱眙出土文物来看，陶器工艺从泥片贴塑法、捏塑法逐渐向泥条盘筑法、炼制法发展，品种从灰陶、黑皮陶向红陶、白陶、陶瓷发展，器型从生活用品向劳动工具发展，验证盱眙在春秋战国时期，人类活动频繁，陶器加工先进，制作工艺优良，进入崭新陶瓷时代，属新石器时代典型大汶口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掠夺资源，战事频繁，石器、瓷器不能适应战争和生产需要，使用的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从瓷器逐渐向青铜器进化，称之青铜器时代。现选录盱眙部分古遗址出土文物，佐证盱眙地区在青铜器时代青铜器制作精良，气魄宏伟，技术高超，成为盱眙地区青铜器文化载体。

东阳城遗址。2004年，省、市、县文物部门考古发掘秦汉东阳城遗址1.5平方公里，出土东汉广陵铜灯。该器青铜胎质，直口，直腹，圆足，雁足形高柄。柄上部较黑，圆足上阴刻铭文：“广陵尚谷，铜重九斤十两，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十月□。”属国家一级文物。出土青彩釉海棠杯瓷器，口径14.2厘米，短径8.8厘米，口呈椭圆海棠花形，钭收腹，圈足，内腹刻花叶纹，内底刻四瓣花朵纹，灰白色胎，胎质坚硬细腻，通体施青釉，釉水肥厚莹润。据专家考证，是我国最早越窑炼制之瓷器，属国家一级文物。

东阳老虎山古墓。位于原东阳乡南阳村老虎山，发掘战国与西汉墓葬12座，均属中小型土坑竖穴木椁墓。墓棺保存较好，M2号墓棺的隔板上雕刻有窗棂与十字穿璧纹，随葬陶器以鼎、瓿、罐、壶、盒为组合，出土有木俑、漆耳杯、漆奁盒等。战国墓棺腐烂严重，陶器破碎，出土有铜戈、玉璧等珍贵文物，铜戈镌有铭文十字，属国家一级文物。

朱楼村遗址。位于原顺河乡朱楼村，出土东汉神人神兽镜。该镜铜质，光滑发亮，可照影像，重250克，边厚0.4厘米，边宽1.5厘米，圆座直径16.5厘米。座外内区饰高浮雕神兽主纹和浅浮雕点状纹几何图案，中间有四乳。外区一周有凸起的“天王日月”铭文方印，其间配置凸起的半圆形云纹图案，接近缘处一周作锯齿纹，斜纹面高出镜边。边内区作浮雕画纹带，外区作菱形云纹饰带。镜中刻人25个，珍禽异兽28只，形象生动，线条流畅，属国家二级文物。

从盱眙发掘青铜器时代古遗址来看，既有新石器初期产物，又有高度发达的铜器、漆器，错综复杂，相互重叠，相互依存。从而验证盱眙地区生产的生活用品、劳动工具从陶瓷逐渐向铜器、漆器进化，具有青铜器文化特征，为研究盱眙青铜器文化提供实物依据。

盱眙古遗址及出土文物，是盱眙古人对自然环境改造、利用而遗留下来珍贵的历史痕迹，是地域文化属性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共生共融的演进史，是展现盱眙人民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辉煌史，是体现盱眙地理环境优越、文化蕴涵丰富的唯一印记，为研究盱眙经济、文化发展史提供重要佐证。 （淮海晚报）

盱眙的历史

隋，开皇三年（583年），废盱眙郡，考城、直渎、阳城三县并入盱眙县，属江都郡。

唐，武德四年（621年），于县治置西楚州，辖盱眙一县。武德八年（625年）废西楚州，盱眙改属楚州。光宅元年（684年），改属泗州临淮郡，隶河南道。

五代时，盱眙入于吴。大和三年（931年），吴国升盱眙县为招信军。后入南唐，盱眙属楚州。周显德中（954—959年之间），盱眙入于周。

宋，盱眙初属楚州（今淮安市淮安区）。乾德元年（963年），改属泅州。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县升为军，隶淮南东路。次年九月废军为县，属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绍兴二年（1132年）复属泗州。

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月，升天长县为天长军，盱眙为其属县。五月废天长军，复升盱眙县为军，隶淮南东路，盱眙军辖天长、招信两县。乾道初（1165—1168年），盱眙入于金，仍为盱眙军。金宣宗南渡（1214年）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不久弃去，盱眙归末。

宝庆三年门227年），盱眙再次入于金。绍定五年 （1232年），金将以盱眙降宋，宋诏改盱抬军为招信军，辖天长、招信两县，隶属于淮南东路。

元，盱眙初为招信军治。至元十三年（1276年），行招信路安抚司事，辖盱眙、天长、招信、五河四县。次年，在盱眙县。治立招信路总管府。

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为临淮府。至元十七年¨280年），五河县划归泗州。至元二十年（1283年），废招信县，其地并入盱眙县。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废临淮府，盱眙县归属泗州。

明，盱眙为县，属泗州。泗州，洪武元年（1368年）属临濠府（今安徽省凤阳县），次年直属中书省，洪武四年 （1371年），改属凤阳府（今安徽省凤阳县）。

清，盱眙初属凤阳府泗州。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州城沉没水中，泗州州治移置盱眙。雍正二年（1724年），升泗州为直隶州，隶安徽布政使司，盱眙仍为属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裁凤阳府虹县为泗州，州治由盱眙移至虹县（今泗县）。

1952年底江苏省成立，为加强洪泽湖管理，盱眙于1955年划归江苏省，属淮阴专区。

1966年，改属新设置的六合专区（现南京市六合区）。

1971年六合专区撤销，盱眙又属淮阴地区。

1983年，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盱眙县属淮阴市。

2001年三淮一体，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盱眙隶属于淮安市。

扩展资料：

盱眙建县2200多年，但史前文化可直溯五千年前。据对盱眙范家岗、大墩头、六郎墩等遗址考古成果表明：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时期盱眙就有丰富的史前文化。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先后在管镇、官滩、维桥、桂五、穆店、黄花塘、东阳等地出土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镰和大量的陶器残片。

盱眙民间流传着许多古老的有趣故事，主要有：传说、故事、神话、笑话、谚语等，其中尤以传说、故事居多。一是以杰出人物为内容的传说和故事。

如朱元璋的传说，戚天官的传说，徐偃王的传说，管鲍分金亭的传说，泗州大圣的传说，陈婴的传说，苏轼、米芾的传说，陈毅、罗炳辉、李桂五的传说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盱眙

什么叫考古学上的两种文化？

　　考古学文化的区,指的是文化区。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就是指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相对比较大的地理空间)就是一个文化区。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区分各种考古学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的空间分布,从而为进行较大范围内的横向考古学文化研究奠定基础。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是建立在文化遗存之间或遗址之间的比较之上的。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思维中最经常的一类活动。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比较,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就不可能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也无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较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现象,才有可能发现出他们各自得内涵,才有可能对他们产生概念上的认识。区、系、类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比较法,这里所指的比较不是潜在的、无意识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识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种联系与依托,同时,这些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鲜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我们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文化类型的关键依据。
　　我们在做判别和区分的时候,是离不开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来做依托的。首先,我们应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借助现代科学测年法,确定某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及相对年代;其次,在具体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时,应先从单件的器物,或个体遗迹入手,从对遗迹遗物形态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体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内各遗迹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聚落之间的比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较,通过聚落群之间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确定文化区,这便是所谓的从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层次,即社会层次。在对某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据一定数目的已发掘的遗址,设法搞清某种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农业生产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比较不同遗址,从而认定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要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区,一定要经过反复比较;同时,这些要比较的遗址,必须经过正式发掘并具备一定量的遗迹遗物基础。在进行两个遗址比较时,主体部分至少应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这样才可确定两个遗址或两个遗址中的某个文化层属于同一文化。如果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况下,仅仅能视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时,在比较中,我们还应注意某一文化区周边器物的其它文化区。在同一文化区内,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区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离文化中心最远的地区为文化边区地区。这些边区的文化由于多数情况下处于两种文化区的交界地,一般都是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划分边区文化区的范围十分繁杂,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经过正式发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较,才能比较准确地做出划分。当然,确定文化区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确定不准确,那整个文化区的范围就会被划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区的范围,即文化边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通过精确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较,才有可能确定出不同时期文化区的范围。
　　考古学文化的系,是指文化发展的系统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学文化纵向的发展脉络。一般情况下,它是由若干个有时间发展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的,是某一区域内文化发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与此同时,每种文化又一定与该地区先后的文化有着某种关系。反映到考古学文化上,则表现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其产生渊源及发展方向。所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都是由若干纵向发展关系的文化构成的,而要确定一个文化系统,也必须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上。具体来说,考古地层学主要靠研究判断在某地区内各种考古文化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考古类型学则是通过对具体的遗物的研究分析,以此来确定器物之间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指的是文化类型。关于它的具体含义,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它指的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由于微环境的条件差异,包括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其它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在主体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现出某种地域性的差异。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通常就会用考古学文化类型来定义。当然,每种文化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由几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地区类型)构成,由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相似的若干个遗址构成。因此,尽管文化类型也有时间上的差异,但更多的表现却是空间上的不同。这种文化类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对于进一步了解考古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文化即有普遍文化与亚文化之分,亚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职业性。在文化的主题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类型就可以视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支、或是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亚文化。文化类型主要表达的,是一时期内不同空间上所表现得文化差异,而分期则注重表现相同空间内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应该把它们的侧重点搞清,不要混淆。
　　从理论上讲,统计的器物类型越多越好,这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从具体的器物、遗址、到遗址群、再到文化区、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因素比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较,这样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
　　在运用比较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依据某单一方面,如果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依据一个方面,也必须尽可能得从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比较,我们要从纹饰、器形、陶质、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判别出文化的属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与早晚关系,不能仅依靠简单的比较就得出某两种文化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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