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研究,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利用

从旧石器时代的泥河湾遗址群到周口店遗址，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到2019年成为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从石峁遗址、陶寺遗址到二里头遗址，从2006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殷墟到横空出世的三星堆遗址，还有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万里茶路等线性遗产所经过的众多遗址……这些类型不同、时空不同、价值多元的历史遗存都可被称为“大遗址”，它们是人类历史在中华大地遗存的最醒目的文明，如何保护与利用，表面是技术问题，实质是文化观的问题。

1997年，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首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遗址”的提法。自2005年开始，国家文物局相继公布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并建立了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每五年编制专项规划时，项目库曾有所调整，但总体保持了稳定性和延续性。以150处各时期的大遗址为支撑，已经累计评定公布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67处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其中11处大遗址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遗址”概念得到普遍认可，成为文物保护利用的重中之重，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作用日益彰显。

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复杂、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大遗址还存在考古研究滞后、价值提炼不足、利用策略偏差、展示体系欠缺，甚至盲目建设、过度开发等问题。今年8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大遗址保护利用具有引领意义。

做好大遗址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引领文物保护与传承。在利用过程中，始终要强调落实管理责任、确保文物安全。《导则》特别明确了直接责任主体应承担的责任，规定了出现文物安全、人员安全和威胁大遗址价值、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禁止性要求，避免重利用、轻管理、轻保护。目前的大遗址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明确管理主体和管理责任尤其重要。《导则》提出，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大遗址利用的“直接责任主体”，明确“直接责任主体”及其职责作为大遗址利用的前提性要求，并鼓励各地研究和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文物补偿机制、激励办法和保障措施。

《导则》第一次明确地把大遗址利用分为“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类，并强调主要应以价值利用方式为主。所谓大遗址价值利用是指基于文物本体、文物环境、出土文物，以及价值内涵和相关信息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而相容使用是指依托文物所在区域的土地、生态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

一些大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应充分考虑城镇发展需求，承担城镇公共绿地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通过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城市公园绿地、步道以及特定环境景观、建筑或设施等，促进大遗址融入当代生活，成为特色公共文化空间。鼓励以大遗址为核心整合周边环境资源，结合城市更新、旧城改造、文化形象提升等，围绕大遗址价值内涵开展规划与设计，发展遗产旅游和创意产品研发等，形成区域带动的增长点，促进城镇历史文脉传承。

一些还在进行考古的大遗址，应以现状保护为主，做好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环境改善等基础性工作，辅以小规模陈列馆或适当的文物本体展示。在交通可达性好、周边资源丰富、地方发展水平较高、财政保障条件较好时，可建设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站等设施，作为大遗址考古、科研、保护和展示工作平台。

并非所有的大遗址都可以利用。也就是说，大遗址首先要做好保护，做到文物保存现状良好，无重大安全隐患，保障人员安全和文物安全。其次要有明确的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专门管理机构，权责清晰，能够切实履行对保护利用的监管职责。必须先期公布文物保护规划，或者文物保护区划和管理规定已公布执行，保护、展示有规可循。最重要的是，考古研究工作具有一定基础，并已编制中长期考古研究工作计划。

对于大遗址依然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建设项目应按照文物保护规划科学选址，避让文物密集分布区域，严格控制建设规模，不得影响文物本体安全、文物价值和景观环境。景观绿化和环境整治项目应突出历史氛围和地域文化特色，避免大规模人工造景。

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只有将大遗址的价值载体与意义积极融入当代生活，不断丰富内容、提升品质、服务民生，才能促进文物事业走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永续保护利用之路。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

《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09日 20 版)

为什么发现夏朝遗址那么困难呢？

2018年8月26日美国《亚洲考古》唐德?克达尔教授最新发表署名文章，在湖北荆州郊区的农田上考古发现中国史前文明比商朝还要早1800年，此地零星发现存在有原始的象形文字符号103个，现场采集到的证据表明，这些符号代表最原始的记事交流，比甲骨文早1500---2000年。目前考古专家破译了其中10多个符号。其他文字有待日后陆续破译。唐德?克达尔教授表示，这些符号经常刻画在树木上，木板上，能在地下保存5000多年实在不容易。我们能见到的几片木皮木板文字实在是人类的一大宝贵财富，为揭示中国古人类活动及研究中国史前文明提供了宝贵依据。

为什么发现夏朝遗址那么困难呢？

2018年8月26日美国《亚洲考古》唐德?克达尔教授最新发表署名文章，在湖北荆州郊区的农田上考古发现中国史前文明比商朝还要早1800年，此地零星发现存在有原始的象形文字符号103个，现场采集到的证据表明，这些符号代表最原始的记事交流，比甲骨文早1500---2000年。目前考古专家破译了其中10多个符号。其他文字有待日后陆续破译。唐德?克达尔教授表示，这些符号经常刻画在树木上，木板上，能在地下保存5000多年实在不容易。我们能见到的几片木皮木板文字实在是人类的一大宝贵财富，为揭示中国古人类活动及研究中国史前文明提供了宝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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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保护，从工业社会障碍物到文化国门--西安城墙遗址保护利用纪实

天山网记者 王永飞

古城西安，秋雨连绵。

近日，借采访之机，记者游览了著名的西安城墙。朦胧细雨中的古城墙，静静置身于繁华都市之中，更显古雅庄严。

数十年来，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以“合理利用以文物保护为基础”为主线，构建起“敬畏+热爱+尊重+传承+复兴”五位一体的西安城墙文物保护利用模式。

唐代长安城布局图。记者 王永飞摄

城墙保护有法可依

隋唐长安城本是隋唐两朝的都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伟壮观的都城之一，也是同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西安城墙的历史浓缩了西安城1000多年的历史文脉。”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吴春说。回想西安城墙的保护历程，吴春用了两个“30年”来概括：从岌岌可危的工业社会障碍物，到生机不在的破落孤岛，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民修城，用了30年；随后，西安城墙从基础的修补，到成为旅游目的地，再到被誉为“文化国门”，又用了30年。

由此可见，遗迹保护之不易！如何将这一宝贵遗产永远传之后人，避免在历史长河中再遭涂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探索出一条科学的保护机制。

首先是立法。“从2002年起，在全国城垣类保护机构中率先公布实施《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西安城墙保护条例》《西安城墙保护管理规划》等法规，城墙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吴春说。

其次，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建立了“1+N”管理机制，“1”是指建立一套保养、维护、巡查机制；“N”是指动员全社会向城墙保护机构及时反馈需要维修的建议。

秋雨中的西安城墙更显古雅庄严。记者 王永飞摄

除了“1+N”管理机制，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还建立了独特的监测体系，在城墙上设立了8000多个监测点，护城河一圈设立24个地下水位监测点，地铁经过城门处设立震动监测点。

每季度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召开一次研判会，通过数据分析，建立四色预警监测体系，正常的用绿色标记；出现问题的用黄色标记；问题加剧的用橙色标记；突发性状况就用红色标记。对于数据中异常情况及时进行维护。

“正是有了这套独特的监测系统，在预防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提出科学的保护建议和思路。多年来，西安城墙没有发生大的极端性毁坏事件，这与科学保护机制着密切联系。”吴春说。

此外，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针对地质情况、工程技术、新材料新技术研发、保护与传承等方面，联合高校等科研机构，开展课题研究，探索构建文保单位“产学研”发展新模式。

文化传播开枝散叶

保护的目的全在于发扬和应用。为此，近年来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依托隋唐长安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构建了丰富多彩的文物展示阐释体系。

秋雨中的西安城墙更显古雅庄严。记者 王永飞摄

吴春说，文化演出《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历经30多年不断探索提升，已成为世界唯一以盛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演出，是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古城地域文化、城墙特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作为中国仅有的国宾级迎宾演出，《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无数海内外元首、贵宾及游客由此开启了无与伦比的古城文化之旅。”吴春说。

为提高西安城墙遗产保护利用水平，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还举办了“2016年央视春晚分会场”“新春灯会”“国际马拉松”“国际音乐节”“国际光影艺术节”“丝绸之路电影节”“上巳风筝节”“非遗传承展示”等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西安城墙游人如织。记者 王永飞摄

在提升改造南门箭楼遗址博物馆、含光门遗址博物馆、南门月城保护传承专题博物馆、南门月城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等展馆的基础上，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成功举办了《丝绸之路沿线古城文化》《雪落长安——唐代的白瓷》《印·象大秦——封泥中的大秦帝国》等主题展览。

“我们还完成了文创产品开发整体规划，持续打造‘城墙味道’等五大主题多个品类城墙专属文创产品，探索创新合作营销新方式。”吴春说。

以省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为平台，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持续深化西安城墙“研学游”项目，不断丰富研学产品，让学生们实地参观、聆听历史故事、亲身感受文保工程。

“西安古城墙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吴春说。为了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人文交流，2020年，中国西安城墙、意大利威内托大区古城墙城市联盟、英国约克市城墙共同发起成立国际古城墙（堡）联盟，计划筹备召开国际古城墙（堡）联盟论坛。

文物资源融入城市

“曾几何时，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似乎是一对矛盾，这也是文物保护中需要破解的一道难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探索出一套机制，把西安城墙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资源优势。”吴春说。

在城墙文物保护管理、环城公园和护城河等区域社会事业管理、旅游景区服务运营管理、博物馆等社会公益事业管理、安全稳定管理等基础上，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发挥遗址带动辐射作用，以遗产保护为契机，与周边环境实现了对接与融合。

西安古城墙与现代西安城共荣共生。记者 王永飞摄

从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到分步实施护城河及环城公园提升改造，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有效带动遗产外围及周边交通改造、生态建设、文化配套，提升了区域综合配套水平;

从单一的遗产保护、旅游景区向城市功能、产业集合的方向发展，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不断探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全新模式，丰富了市民生活，改善了民生环境，提升了市民福祉。

其次，根据《西安城墙保护总体规划》，按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及国家水利风景区标准，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以社会事业管理体系为抓手，做好护城河、环城公园等周边环境常态化管理。

特别是对于涉及西安城墙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项目，“我们一方面积极指导建设主体按照行政属地管理原则，认真履行文保审批工作。另一方面及时将违规信息向各涉及行政区文物部门通报，同步向上级文物部门报送。”吴春说。

展望未来，吴春感慨地说，新的历史时期，怀着对文化遗产的深深敬畏，西安城墙的遗产保护及文化传承工作，不仅需要解决古与今、新与旧、修与补的现实难题，更需要不断破解发展保护利用、提升文化传承、融入现代城市发展的重大命题，迎接新的30年。

如何进行大遗址保护的规划?

一是要突出保护为主，以“申遗”为目的，在维护遗址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下，以系统考古、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谋定而动，反复论证，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导性；二是要处理好规划编制与考古研究的关系，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处理好与山水自然环境的关系，并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与现有项目相协调，增强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三是在展示方法上要坚持特色，在不破坏遗址环境风貌，确保可逆性、可识别性的前提下，揭露展示、地面展示、模拟展示等多种形式应各有侧重，搞好试点；四是在总体功能布局上，要与外部大配套相衔接，合理布局，留有余地，要认真梳理交通关系，旅游项目和旅游线路的设计要以遗址为主角，新增建筑的数量体量要严格控制，做好视线保护；五是在细节设计方面，要注重保留遗址文化元素符号，原生树种、建筑材料的选择都要认真分析；六是要坚持文物保护与提高城市品位，带动产业，改善民生相结合，积极开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遗址保护与利用共赢的新局面。（根据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对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