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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地区，顾名思义就是河南东部地区，基本涵盖今开封、商丘和周口一带。该区域地处黄淮河之间的地势低平地带，土地肥沃，在远古时期就是人类聚居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文化遗存丰富。但由于地处著名的“黄泛区”，泥沙淤积较厚，长期以来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探索滞后。夏商时期的一些古史传说多有涉及该区域，今结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勘察和发掘资料，对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相关古史传说进行初步整合，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豫东地区夏商考古发现
从考古实证的角度去勘察豫东地区的夏商考古问题，始于1936年，李景聃先生首次赴豫东商丘、永城等地进行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造律台类型的文化遗存［1］。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郑州大学、中美联合考古队等机构会同商丘、开封等地方文物部门，在该区域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考古学界对豫东夏商考古极大的关注。总体来看，豫东夏商考古的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二里头文化遗存
历年来在豫东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共有10余处，分别是杞县的段岗［2］88-242、牛角岗［3］、朱岗［4］、西伯牛岗，尉氏的要庄、西王村［2］88-242，商丘坞墙［5］等。除此之外，在周口地区的西华陆城和后于王庄、项城骆驼岭、商水王田寺、太康方城等遗址［6］40-63，也发现有二里头文化遗存。与伊洛地区比较，段岗遗址对应时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朱岗遗址对应时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牛角岗遗址对应时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坞墙遗址对应时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该区域二里头文化时代基本始于二里头文化的二期至四期，唯坞墙遗址早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关于坞墙二里头文化一期文化，邹衡先生最初是认可的［7］95-182，后来又认为该遗址很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岳石文化遗址而包含了少量二里头文化因素［8］64-83。邹衡先生基于这样的考虑，即商丘一带是岳石文化分布区，仅坞墙一处二里头文化遗址，这样二里头文化遗址在这里就完全孤立了，邹先生认为这很难解释。有学者同意邹先生的后一种认识［9］，也有学者认为其为二里头一期文化的观点很难成立，最大限度是年代上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年代相当的遗存［10］。该遗址公布的二里头出土器物除1件平底盆为采集之外，其余7件均出土于T1④层中，包括深腹罐2、高领罐1、甑1、敛口盆1、微敛近直口碗1、平底盆1和素面小罐1，深腹罐、高领罐、甑、平底盆均可以在二里头遗址找到相近者，如T1④:1深腹罐近于二里头一期Ⅱ·ⅤT104⑦:19深腹罐；采:7平底盆近于二里头一期ⅧT14⑥B:12平底盆；T1④:4高领罐近于段岗二里头文化89ⅡH36:15瓮；T1④:5敛口盆近于段岗二里头文化90ⅡT18②:1敛口钵；素面小罐可能是受岳石文化影响的器物，故其性质应属二里头文化，年代约在二里头文化一期晚段或一、二期之交。
（二）岳石文化遗存
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址较为丰富，在开封、周口、商丘地区均有分布。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杞县鹿台岗［2］88-242、鹿邑栾台［11］、夏邑清凉山［12］443-519与三里堌堆［13］242-243、民权牛牧岗［14］与李岗［15］等，经过调查的同类遗址在商丘主要有虞城的杜集，柘城的山台寺［16］、王马寺与大毛等遗址。此外还有永城的明阳寺、造律台，夏邑马头，商丘平台寺，柘城旧北门，民权吴岗等［15］；柘城的孟庄、王马寺，睢县的两河口，郸城的汲冢、段寨，商丘县的坞墙、潘庙，淮阳双家等［17］。有学者对该区域岳石文化进行过分期与年代推定［18］［19］119-122，笔者也曾对该区域内的岳石文化分期做过分析，大致对应岳石文化分期中的第一期至第三期［20］48-179。
（三）先商文化遗存
先商文化遗存在豫东地区迄今发现有杞县鹿台岗［2］88-242，民权牛牧岗［14］、李岗［15］［17］、吴岗，睢县周龙岗，柘城史堌堆［15］和鹿邑栾台［11］等7处，在惠济河和涡河两岸北至兰考、南至鹿邑均有发现，但集中分布于杞县、睢县、民权三县交会地带的惠济河东岸。关于其时代，杞县鹿台岗先商文化被分为两期，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延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民权牛牧岗据简报大致为下七垣文化第三期，时代不出杞县鹿台岗先商文化。鹿邑栾台H57为代表的遗存应属先商文化，时代约略于杞县鹿台岗先商文化晚期。从遗址分布情况看，先商文化在豫东地区呈现自北向南扩展的趋势。
（四）中商和晚商文化遗存
豫东地区的商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中商文化遗存和晚商文化遗存。所谓中商文化对应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晚商以前的商文化［21］。豫东地区的商文化遗存没有早商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的遗存，关于早商文化的概念本文取于《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2］187的说法。豫东地区的商文化遗存从中商文化第一期延至殷墟文化第四期。主要遗存包括杞县的鹿台岗、段岗［2］88-242，民权的牛牧岗［14］、李岗［15］，鹿邑栾台［11］，柘城孟庄［23］，睢县周龙岗［15］，夏邑的三里堌堆［13］242-243、清凉山［12］443-519等，另外还有永城的造律台，夏邑的蔡楼、马头，虞城的马庄、杜集、营廓寺、魏堆，商丘县的半塔、坞墙，柘城的史堌堆、老君堂、旧北门、力士岗，睢县的襄台、犁岗、乔寨、王庄，民权的吴岗、东山子等遗址［15］［17］。
二、豫东地区夏商古史传说
豫东地区有关夏商古史传说较多，涉及夏夷商三族。
（一）有关夏的历史传说
1.帝相与商丘
《竹书纪年》曰：“帝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相居斟灌。”而据《后汉书·西羌传》：“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征伐取得了很大战果，《竹书纪年》曰：“（后相）七年，于夷来宾。”《汲郡古文》还有“相居斟灌”的记载。《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说：“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寻氏。羿遂袭帝号，是为羿帝。”
这些历史传说均指向帝相与商丘的关联。
2.少康与有仍、有虞
《左传·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 ，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这段内容又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而《左传·襄公四年》对少康复国的描述略微详细一些：“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少康复国和豫东鲁西南一带的有仍、有虞有很大关联。
3.帝宁迁老丘
《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曰：“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文献有老丘位于开封县境内的记载。《左传·定公十五年》：“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杜预注：“老丘，宋地。”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六：“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里有老丘城，为宋老丘地。定十五年‘郑败宋师于老丘’，即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老丘，当在今开封市东南，陈留镇东北四十五里。”《大清一统志》载开封府古迹引《寰宇记》云：“（老丘城）在陈留县北四十五里。”记载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帝宁所迁老丘在豫东陈留一带。
（二）有关商的历史传说
1.相土居商丘
《史记·殷本纪·索隐》：“相土佐夏，功著于商。”《诗·商颂·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世本》有“相土徙商丘”的记载。《左传·襄公九年》说得更详细，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昭公元年》子产的话可以看作是对这段话的一个注解：“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总之，相土居商丘，商文化起源于豫东还是有历史传说的。
2.南亳与豫东
《史记·货殖列传》论及宋地及汤亳时说：“夫自鸿沟以东……芝场以北，属巨野，此梁宋地。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咸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陶、睢阳”一般认为应为今定陶、商丘一带。“南亳”说在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被明确提出：“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史记·殷本纪·集解》引）。自此后南亳说成为历代史地名家信奉之说，如北魏郦道元《水经·睢注》云：“睢水，又东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唐《括地志》曰：“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唐《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三·宋解》记载更为详细：“谷熟县，本汉薄县地，置于古谷城，春秋时为谷丘，亦殷之所都，谓之南亳，汤所都也。”南宋《通志·都邑略·商都》亦有相关记载：“成汤受命，始迁于南亳……今南京谷熟是也。”清《求古录礼说》卷十《汤都考》也说：“汤都仍属谷熟镇为是。”可见，南亳在豫东一带史有所载。
3.景亳之会与豫东
《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今本《竹书纪年》言“商会诸侯于景亳”。《帝王世纪》亦云：“蒙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据《史记·夏本纪》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有学者考证，《史记·夏本纪》所谓的“诸侯皆归汤”之诸侯，主要是位于鲁西南、豫东地区的几个原夏之方国或与国，即有施、有仍、有缗、有莘氏、薛国及卞国等。其中的有仍、有缗即帮助少康复国者。有莘，《集解》引《列女传》曰:“汤妃有莘氏之女。”《史记·殷本纪》说伊尹为“有莘氏媵臣”。《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县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这些历史传说均指向有莘氏就在今豫东。
4.商王朝东征
有学者指出，早商时期商王朝是以今郑州、偃师一带为王畿之地，它向北、西、南三面扩展而唯独没有向东方扩张。原因只能是商夷交好，两者之间有着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关系，是故商文化在早商时期并没有取代东夷文化［24］，而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商时期是商夷关系的一个转折时期，早商时期的交好演变为中商时期的交恶。《竹书纪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说：“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也就是自中商的仲丁开始直至商末的三百余年时间里，东夷诸族对商王朝或服或叛，商夷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三百多年直至商亡，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豫东地区没有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但从中商一期文化直至晚商殷墟四期文化遗存，豫东地区都有分布。
三、豫东地区夏商古史传说与考古整合
（一）豫东二里头文化与帝相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有多种认识。笔者仍坚持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认识，这一认识仍是迄今整合考古与文献最有说服力的一种体系。
帝相曾处商丘或徙商丘，已如上文所述，但也有一说帝相处帝丘或徙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云：“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这是说帝相曾处帝丘。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因谓“今按‘商丘’当作‘帝丘’”。《存真》云：“‘商’当为‘帝’。帝丘，秦汉之濮阳……《左传》‘卫迁帝丘，卫成公命祀相’，是也。”《水经·巨洋水注》又引皇甫谧云:“夏相徙帝丘。”《水经·瓠子河注》:“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杨守敬疏濮阳故城“在今开州西南三十里”。清代开州即今濮阳县。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则根据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豫东北的濮阳非二里头夏文化的分布范围，该区域主要为先商文化，少量岳石文化因素，是故帝相处帝丘或徙帝丘之说不可信。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后羿代夏，这一事件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是“伐夏”而非“代夏”［25］。首先，后羿所迁之穷石，《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晋地志》注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穷石，即穷谷，在洛阳市南。”指出穷石在今洛阳一带。其次，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因夏民以代夏政”下注云“因夏民以伐夏”。再次，《尚书》《史记》等都有帝仲康命胤侯征羲、和，此事《胤征》篇可证。《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史记·夏本纪》：“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最后，《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说：“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寻氏。羿遂袭帝号，是为羿帝。”以上文献都说明，后羿并未以身自立，他废太康而立仲康，借此控制了夏政。到后来帝相徙至商丘，后羿才自立为帝。笔者认为帝相是有预谋地出逃，借以摆脱后羿的控制。这种情况下，后羿只好自立。一些学者或认为与帝相活动有关的部族斟灌、斟寻、有鬲等地望皆在山东一带，但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根据文献记载，斟灌、斟寻是夏的同姓国，那么它们的活动范围应该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有鬲，《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鬲城在洛州密县界。”该时期黄河中游一带以后羿为首的集团势力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帝相东向豫东发展正好避其锋芒。文献记载所谓的帝相东征东夷，笔者认为是帝相东迁后寻求与东夷族的联盟及支持的一系列活动，其目的是扩充实力，最终灭掉后羿集团，恢复夏政。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帝相被后羿集团伐灭时，相妻“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杜注：“后缗，有仍氏女。”据此可知，帝相与有仍氏有联姻关系。此时后羿被集团内的寒浞所杀并取而代之，接着寒浞让其子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在灭掉帝相所依赖的两个最重要的同姓诸侯国后，接着灭掉了帝相。
豫东地区有二里头文化的分布。根据笔者的认识，帝相时期对应的年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末［20］，该期文化只在商丘坞墙有发现，笔者在上文也论证了商丘坞墙发现的文化大致为二里头一、二期之交的考古学文化，正合于帝相处商丘或徙商丘的这一历史传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二）豫东考古与少康复国
少康乃帝相之子，《左传·哀公元年》载夏后相被灭后，“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少康复国还得到了靡的大力帮助，《左传·襄公四年》载：“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也就是说，少康生、长于有仍，壮大于有虞，这时期靡利用寒浞“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失道的时机趁机灭掉了浞，接着拥立少康复国。少康出兵灭掉了寒浞子浇，少康之子后杼灭掉了豷，有穷氏集团最终覆灭。少康全方位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与少康复国有关的夏同姓国斟灌、斟，夏的诸侯国有鬲，都应在豫东。而少康生、长的有仍一般认为在鲁西南地区。《左传·昭公四年》言：“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能在有仍举行盟会，说明直到夏末，夏与有仍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有虞，《史记·吴太伯世家》贾连曰：“有虞，帝舜之后。”杜预曰：“梁国虞县。”地在今豫东商丘虞城东北，近鲁西南。帝相被灭后，少康出生、成长之地就在夏夷交会的豫东、鲁西南一带。少康复国前后主要致力于剪灭有穷氏的力量，并发展同东夷族的关系。这两大战略都取得了成功，少康最终灭亡了有穷氏。而东夷族和夏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汉书·东夷传》注曰：“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汉书·东夷列传》更进一步说：“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若帝相的历史传说与豫东商丘有关可信的话，少康复国前后活动于豫东、鲁西南一带当也有据。
（三）帝宁迁老丘
“帝宁”，或作“帝予”（《史记·夏本纪》），或作“帝杼”（《世本》、《夏本纪》索隐引），或作“后杼”（《左传·襄公四年》）。《左传·襄公四年》有“后杼灭豷于戈”，哀公元年有“使季杼诱豷”的记载。此外，还有柏杼子东征的相关记述，《汲郡竹书》曰：“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又言：“伯杼子往于东海，至于三寿，得一狐九尾。”说明帝宁不仅在夏的复国战争中立下了功勋，而且在东向扩张的战争中也取得了胜利，由是《国语·鲁语》称：“杼能帅禹者也，故夏后氏报焉。”
张国硕先生在梳理文献并实地对开封县陈留镇以北约20公里的国都里、虎丘岗遗址进行勘察比较后认为，后者为老丘故地的可能性要比前者更大一些［26］。当以张国硕先生所论为是。帝宁不管是居原还是自原迁至老丘，都是作为辅都或者陪都来定位的，目的是为了对晋南地区及豫东地区的控制和扩张。从考古发现来看，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时代对应的是二里头类型的二至四期，前文所述豫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商丘坞墙为帝相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也始于二里头二期，对应的时代正是少康复国后的少康、帝宁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二期。而且帝宁最重要的功勋是东征东夷至海，使得东夷诸族在有夏一代臣服于夏。《后汉书·东夷传》注：“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北堂书钞》卷八九礼仪部：“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命九东狩于海，获大鸟。”卷八二礼仪部：“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而《通鉴外纪》卷二则有“加畎夷等爵命”语。夏王朝多次“命”东方夷族，而东方夷族则是或“来宾”“来御”，或“入舞”，反映的就是夏对东夷的领导权。
（四）相土居商丘
《水经·瓠子河注》说商丘也叫帝丘，“河水旧东流，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是故相土所迁是帝丘还是商丘历来都有争论。《左传·昭公十七年》其实说得很明白，即宋地为商丘，卫地为帝丘，“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关于相土居商丘，可能是帝相之误。今本《竹书纪年》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和帝相同一时代的人，帝相居商丘前文已有论述，是故相土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居商丘。豫东发现的先商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直至四期晚段，大致对应的是商先公报丁直至商汤的先商文化晚期阶段，而不会早至先商早期的相土时期。但在豫东北的濮阳一带［27］［28］，发现有先商早期的遗存。是故相土居商丘说不可信。
（五）南亳与豫东
《史记·货殖列传》首倡豫东亳都说，文中记载：“夫自鸿沟以东……芝场以北，属巨野，此梁宋地。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咸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后世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梁国谷熟为汤都南亳。其实我们细读《史记》这段话，就会发现所谓的“汤止于亳”并未确指，而是一个区域范围。我们原来之所以否定豫东有南亳，主要是豫东没有发现先商文化的分布。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豫东杞县、鹿邑乃至商丘西部的睢县、民权一带发现有多达7处的先商文化遗存，而且集中分布于杞县、睢县、民权三地相邻地域，使得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南亳问题。
豫东地区发现的先商文化，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延至四期晚段，晚段遗存如鹿台岗F1:4斜腹盆近于郑州南关外下层T95:155盆；鹿台岗F1:1小口瓮近于郑州南关外下层T95:116罐。栾台H57:1鬲上部的形态同于先商文化第四期永年何庄H6:1鬲的上部形态，时代可能相当。要之，豫东地区的先商文化下限时代大致同于郑州南关外下层先商文化时代。宋豫秦先生认为先商文化漳河型一类文化是沿地介鲁西南岳石文化和豫北淇河—黄河之间的辉卫文化交界地带的濮阳—浚县—滑县—长垣—杞县这一通道南下豫东，继之似曾全线西向拓展至郑州［29］。这一认识得到了学界的认同。现今在豫东不仅发现有多达7处的先商文化遗存，而且其时代有晚至南关外下层者，是故，南亳问题应当慎重审视。
（六）景亳之会与豫东
《史记·夏本纪》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据学者研究，这些所谓“皆归汤”的诸侯，主要是位于豫东、鲁西南地区的原夏的方国或与国，即有施、有仍、有莘氏、薛国、有缗及卞国等。“景亳之会”是商汤利用夏王朝与东夷族关系破裂之际联合东夷诸族所进行的一次会盟活动。“景亳之会”后形成了以商族为首、联合东夷诸族组成的灭夏联军，结果是灭夏联军抵进郑州一带，最终西进伊洛灭掉了夏王朝。因此，“景亳之会”在商代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景亳之会”的会盟地点约为今山东菏泽曹县北境的梁堌堆遗址［30］一带。
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清楚，只是有研究者提出豫东的先商文化可能和文献记载的“景亳之会”有关［17］，笔者不敢苟同。据今本《竹书纪年》，帝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与帝孔甲相对应的商先公应该是报丁。
先商文化在黄河以南的分布，主要有分布于豫东地区的鹿台岗类型和分布于郑州一带的南关外类型。鹿台岗型的年代约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2］88-242；而最早由邹衡先生认定的南关外型［7］95-182，其年代应约略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31］。是故，南下豫东地区的先商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对应的应是帝孔甲时期的报丁，而非帝桀时期的商汤。而且豫东地区的先商文化几乎涵盖整个二里头文化四期，对应商先公的报丁直至商汤，则豫东地区的先商文化是报丁时期渡黄河南下，在开封、商丘、周口一带的惠济河流域活动开始形成。商族在这里与东夷族、夏族的先民们交错而居，充分吸收夏、夷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并快速发展壮大，向南扩展至豫皖交界处。商汤在此即位后，向西迁居郑州，先商文化南关外型就是商汤灭夏前的文化遗存，商汤以郑州一带为根据地，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式联盟东夷，先灭葛国，再先后伐灭韦、顾两国，接着剪灭昆吾，最后灭掉了夏桀［32］。
（七）商王朝东征与豫东考古
商王朝东征东夷是整个商代的大事，意味着商王朝的基本国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商代历史和商夷关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竹书纪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33］26仲丁即位，因“蓝夷作寇”，商王朝转变了自夏末以来商夷交好的政策而开始发动了对东方夷族的战争。此次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其一，时为商王朝都城的小双桥隞都有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不止如此，在与小双桥遗址同时期的白家庄期商故都郑州商城也偶见岳石文化典型器，正是此次战争后岳石文化因素输入郑州地区的反映；其二，与小双桥和白家庄期相对应的中商文化第一期在豫东及山东地区普遍发现，并直接打破叠压岳石文化遗存，正是商王朝通过战争到达这些地区的反映［20］48-179。
丁山先生曾考证蓝夷地望，即春秋时的滥邑，位于汉代东海郡的昌虑县境［34］29-30，距离现在的滕州市东南不远。从考古发现看，滕州在中商文化第一期即有商文化的地层堆积与墓葬［35］［36］，而且以前掌大遗址为中心，在中商文化第一期属商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从中我们不难勾勒出中商时期商文化东进的可能路线。商王朝从时为隞都的郑州小双桥出兵，先占领了豫东杞县鹿台岗的岳石文化分布区，东进至山东曹县莘冢集［37］，折而北上至菏泽安邱堌堆一带［8］64-83［38］，然后继续东进到达泗水一带［39］244-259，继而南下到达山东滕州一带，在此建立战略据点前掌大中心聚落，拉开了征伐蓝夷的战争。商王朝侵入济南一带［40］的时间与到达山东滕州的时间略微相当，为何要入侵该区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从山东地区攫取食盐的需要［41］，从山东阳信县李屋商代晚期大规模的制盐村落遗址的发现［42］可证该说有一定的依据。从豫东及山东地区的商文化来看，商王朝东征东夷不是原来认识的在二里岗上层一期，也即早商文化第三期，而是在二里岗上层二期，即中商文化第一期，对应商王仲丁。从考古发现来看，自此后直到商亡，豫东及山东大部原东夷族的岳石文化不复存在，而成为商的东南土或东土。
结语
以上对豫东夏商时期的考古发现与历史传说作一梳理，从梳理的情况看，一些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整合后是有一定吻合度的，这类历史传说我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如帝相处商丘、少康复国、帝宁迁老丘、南亳问题等都与豫东有着一定的关系，而相土居商丘这些历史传说则基本没有考古学证据支持。商先公在帝孔甲之时南下豫东，商汤“景亳之会”的东夷族一部分活动于豫东地区，以及中商时期的仲丁东征东夷是先占领豫东之地、再挥师东进山东地区这些认识都是有所本的，并有考古资料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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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的保护工作
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由于遗址的范围大，遗址范围内的修路、取土等建设活动，甚至对遗址的滥挖、盗掘等仍时有发生，遗址的保护形势急迫。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会学者纷纷呼吁，应在当地尽快设立石峁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对遗址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同时，尽快制定保护措施和遗址的保护规划。
通过加强宣传，增强当地居民文物保护意识，避免遗址进一步遭到破坏。加大对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打击盗掘的力度。保护好遗址是后续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神木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如何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如何保护展示，这是政府应当慎重并着手考虑的。专家希望，石峁遗址的发掘能纳入到当地文化建设的体系，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尝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表示，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遗址的文物考古及遗址保护工作，推动石峁遗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当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同时,依据《潜夫论·志氏姓》、《列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左传·成公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国语·齐语》等典籍分析,认为不仅黄帝后裔白狄在陕北地区活动，黄帝部族的直接后裔周人的也都在陕北活动。
最后，沈长云教授再次强调，根据考古专家发现石峁古城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更能确定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发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陈民镇先生《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一文，认为把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挂钩，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 来源： 光明日报
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请问，尧，舜，禹的具体即位年份，退位年份，死亡年份？
我们以BC2035年为夏始年,可将尧舜禹大事列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