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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考古学家,国外考古学家有谁

历史趣闻     2023-7-1     点评:15举报

一.什么是粟特

粟特(索格狄亚那,Sogdiana,在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位于中亚,粟特人的语言和文字属于东伊朗语。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记载中,粟特地区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之间。花剌子模占据了阿姆河下游的三角洲,不属于粟特地区。粟特在公元1—2世纪开始发展成两河之间的独立地域,因此她的南端边界不再是沿着阿姆河,而是在两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山间谷地。

费尔干纳山地(中国史书称为大宛),乌斯特鲁沙那(中国史书称为东曹国),位于恰奇—柘枝(中国史书称为石国,今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费尔干纳山地和索格底亚那之间,并不属于粟特地区,虽然曹国当地居民使用粟特语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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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曹国—乌斯特鲁沙那钱币

粟特的芳邻——广袤的大夏—吐火罗地区(今阿富汗境内),位于粟特以南,与粟特以泽拉夫善河谷为界。是否如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所言,粟特地区住满了粟特人,并没有其他种族居民混入,至今我们并不清楚。极有可能这些希腊、罗马历史学家只是按照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行政区划来圈定粟特地区,而并不在意实际粟特居民的真实分布状况。考古获得的资料表明,位于泽拉夫善下游河谷和卡什卡—达里亚河谷的里程碑式文明遗址,都是属于粟特文明,不管哪个年代,粟特的芳邻,卡什卡—达里亚的南部和东北部的遗址则不属于粟特文明。我需要指出,不管如何,至少在公元1—2世纪以前,从考古学层面来看,两河之间的粟特文明,与泽拉夫善河以南的大夏—吐火罗文明,并没有什么不同。本文要谈的粟特,将包含泽拉夫善河与卡什卡—达里亚河谷盆地。考古学家们清楚,能够称之为独立的粟特文明考古不早于公元前一千年——此时粟特人才出现于历史舞台。不过要想掌握粟特文明的全貌,我们需要认识一下比这个时间更早些的文明遗址。

二.石器时代的粟特

在粟特地区所发现的最早考古遗迹,年代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还有零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聚落存在(例如在撒马尔罕一带),几乎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被发现。萨拉丝姆——位于撒马尔罕与片治肯特之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年代在公元前四千年到三千年。阿卜杜拉·伊萨考夫和他的弟子们,还有洛兰·贝森沃, 再加上伯提勒·里欧耐,都研究过这个遗址,其中包含着一些聚落和几百公顷的广袤大地。萨拉丝姆陶器混合了多种流派:伊朗北部(类同于锡萨尔—帖佩),土库曼南部(吉奥克苏尔),阿富汗南部(蒙地噶克),花剌子模(凯尔提米娜),甚至还有南西伯利亚(阿发纳西也夫)文化。在此很可能就是当地风格。贝森沃认为,萨拉丝姆的混血文明归因于欧亚各民族来此混杂聚居,泽拉夫善上游河谷的矿产资源也吸引了更多民族前来。

三.青铜时代的粟特

粟特文明的青铜时代没有得到足够的解读。不过,考古学家们对泽拉夫善下游河谷的扎曼巴巴遗址有所关注。这一遗址年代在青铜时代早期,文明类型接近于南西伯利亚的阿发纳西也夫文化。还有,在片治肯特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处青铜时代的墓穴——扎德茶—喀里发,年代在公元前两千年。该墓穴属于大夏文明(variant)早期的萨帕里文化第二期。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夫草原文化,在青铜时代稍晚些时候的公元前两千年后半叶渗透到了泽拉夫善河谷,相关遗址有两个:一个是撒马尔罕地区的墓葬穆尼纳巴德,还有一个在片治肯特东面的墓葬达什提·孔泽。然而,这些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文明遗址,并不能解释粟特人的文明起源。

粟特城市的发展始于公元前一千年早期,即早期铁器时代——撒马尔罕和卡什卡达里亚的新文明来临(根据伊萨米迪诺夫的考古报告)之际。其文明特征与大夏文化圈和萨拉丝姆石器文化相比,居然更为古风朴拙。举例来说,所挖的半个古城出现了好多房屋,那是用未烧过的砖头砌墙的房屋。素面偶带几何纹的陶器、各种餐具盘子出土于定居的聚落,了不起的陶轮也开始在此制作。这些陶器明显不同于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夫类型。同时,说着伊朗语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一千年现身于此,这些人就是此后粟特人的祖先。他们来此聚居,并与来自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夫游牧部落熙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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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郊外喀克—帖佩,游牧公主墓,公元1世纪

如果这些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真的是在青铜时代晚期入侵粟特,那么在渗透的岁月里,他们慢慢忘却了自己原有的陶器传统。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即公元前一千年之初,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迁徙,安德罗诺夫文化的大本营,此刻被半农半牧的经济所替代。经过人类学研究,逐水草而居的早期游牧民族,并不会制作陶器。正是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大夏早期文明支离破碎。部分游牧人抢占到了沙漠绿洲的沃土,开始学着农耕生活。山地居民总是渴望获得更多土地,也卷入了这一抢占运动。陶器是农耕和山地人群的创作发明,这一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半是棚屋的聚落渐渐被城市代替,有关遗址有位于撒马尔罕郊外的喀克—帖佩(占地一百多公顷)和撒马尔罕古城(占地两百多公顷,古城称为阿弗拉西阿卜)。这些遗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法国—乌兹别克考古队发掘,揭示出了侵蚀风化的撒马尔罕古城和喀克—帖佩的两大城墙,喀克—帖佩还有很多大规模的庙堂遗址。(据克劳德·哈平、伊萨米迪诺夫、克萨罗夫[cheboksarov]的考古报告)伊萨米迪诺夫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假设:在粟特的撒马尔罕地区,用于雪水灌溉的人工运河居然有100多千米,与古城在同一时期建造而成。此后千年来人们略有改建,这些运河到今天还在使用。当时有三大历史转向,引发了粟特的社会—经济转型:其一,肥沃的绿洲上人口急剧膨胀;其二,最初入侵的游牧民族如今蜕变为定居农耕民族,并统治了城邦,组织了军队;其三,南面的芳邻大夏文明相对先进,其幸存文化熏陶了粟特城市文化。

四.波斯帝国征服时期

(前550—前330年)

在公元前7到6世纪,粟特文明发展步上了新台阶。同一文明特征也见于邻近的大夏、玛吉亚纳、帕提亚北部,还有稍晚一点出现的花剌子模。典型器物包括圆锥形尖底的陶汲水罐,由陶轮制作出来;还有巨大的未经烧制的长方形砖头。这些器物的分布不超过粟特的东北界。学界对此有所争论:这些地区在公元前7到前6世纪期间,其政治和行政中心在何处?在此之前,一个新兴的大型城市——伊尔—库尔干,出现在粟特南部。1950年苏联考古学家阿列克塞耶夫(Alexeiev)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粟特陶器编年体系,把公元前8到前6世纪的典型器物都编到了表格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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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贝希斯屯摩崖《粟特人向大流士进贡》

在公元前6世纪的后半叶,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大夏、粟特和花剌子模,使得中亚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几个臣属国。但是在考古学家眼里,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怎么改变中亚的文明形态。明显的改变是在公元前4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和希腊化早期,粟特出现了口沿开放的陶器——如杯子、碗,这些都带有鲜明的伊朗文化色彩。希腊化时期,许多半穹窿房屋由未经烧制的大块砖头砌成。位于粟特南部的塔什库尔干聚落,由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学家克萨罗夫主持发掘,年代在公元前4到前3世纪,就是这一建筑潮流的代表遗址。

五.希腊化的粟特

在粟特历史上,不管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4年—前329年)的波斯影响,还是亚历山大东征(前332年—323年)之后的希腊化影响,都没有一夜之间改变粟特文明。在撒马尔罕古城的希腊化时代土层,出土了希腊风格的陶器——包括著名的鱼盘,还有双耳大陶罐。但是经分析,这些陶器是属于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一百多年的希腊化大夏塞琉古王朝的。

公元前3世纪末,来自草原的萨马尔天游牧部落占据了粟特地区。希腊人在2世纪后半叶又抢夺回了肥美的河中之地,但是几十年后,游牧部落又再次夺下了这片热土。这一时期的粟特建筑是希腊风格的,同时渗透了许多东方元素。此时的典型例子是撒马尔罕古城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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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银币,粟特出土,前332—前323年。

城墙由大块未经烧制的砖头砌成,这种手法在希腊本土是不为人知的,但是砖头上却刻着用希腊字母拼写的烧砖人名字。应该指出,用未经烧制的砖头砌墙造屋的手法,是粟特特有的文明之一,延续了几千年之久。法国—乌兹别克斯坦考古队发掘了撒马尔罕古城的希腊化军事城堡,其中有一个亚历山大时期的巨大谷仓,堆满了粟米,属于希腊军队或者神庙。这个希腊谷仓遭到了游牧入侵者的焚烧,化为废墟。

六.汉晋时代粟特

(前1世纪—4世纪)

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汉代),游动于绿洲边缘的游牧民族留下了墓葬遗址。迁徙的草原牧人之间,流行着来自绿洲工匠使用陶轮制作的各色陶器。这一时期,高脚杯成为广泛流传的器物,铁箭镞代替了青铜箭镞。这一时段的粟特城市遗址,典型的有伊尔—库尔干,且后者获得了很充分的发掘和研究。相比之下,反而是撒马尔罕地区2世纪末到4世纪之间的状况不明。贵霜王朝统治时期(2世纪到3世纪初),大夏地区的城市繁荣绽放;相比之下,粟特城市却在走下坡路,虽然这一衰落不能被过分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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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烽燧,313年“粟特文古信札”在此发现

斯坦因1907年在玉门关外的长城烽燧下捡到“粟特文古信札”,经过恒宁、辛姆斯-威廉姆斯(SimsWilliams)等语言学家解读,判断大约写于313年,当时西晋的长安、洛阳正经历南匈奴的刘聪、刘曜的起兵作乱,在中国做生意的粟特商人向遥远的母国呼救。通过对粟特文古信札的解读,我们认识到了早在4世纪初,粟特人就已经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移居洛阳、长安,他们常写信给粟特本土的家人。如果不是兵患火劫,那些粟特文古信札会沿着丝路驿站抵达撒马尔罕,而发自撒马尔罕的信也会顺利来到姑臧(今甘肃武威)和敦煌。

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粟特地区也有一些小型城堡——通常大门进去,有正方形的前厅。城堡的四个角落上建有眺望塔楼,或者宫殿四角有四个正方形的庭院。如果是后者,城堡总体的平面图看上去会像个十字形。那些高高的两层楼的建筑是军事城堡,并不适合居住。有时候在正厅庭院之前有守护城堡的城墙环绕。在城墙和正厅之间,鳞次栉比的是居民房舍。相似的城堡构成在伊朗要早许多年出现,典型例子有沙克—伊—库迷斯。同样的城堡可见于中亚的费尔甘纳盆地、曹国—乌斯特鲁沙那和石国—恰奇古城。在粟特,建造在乡村聚落之间的小尺寸的军事坞堡渐渐地随着城市繁荣而扩大,于是四个角落的塔楼之间的距离开始拉大,逐渐出现新的城墙、新的八个塔楼。

到了5世纪,城主的宫殿通常十分靠近军事城堡,城堡起到拱卫宫殿的作用。到了6到7世纪,军事城堡开始真正驻扎军队。在每个宫殿,都建造有居住者的眺望塔楼,就在军事城堡的岗哨塔楼旁边,就像是相依为命的里外双楼。通常是骑士们居住在宫殿附加的内塔楼里,城主居住在宫殿中心的内庭。最外圈的城墙用于保护居民房舍,那里拥挤着七十二家房客和底层民众。

七.唐代-粟特的黄金时代

7到8世纪

苏联考古学家已发掘了泽拉夫善河上游河谷的聚落,噶达尼·基松尔遗址,年代在7世纪末到8世纪初。在这些遗址中,所有房屋都团团围绕着城主的宫殿建造。当战火中这些宫殿被主人废弃时,栋梁和栏杆风化成了层层叠叠的山丘高台地。这样的宫殿遗址高台地在粟特化的撒马尔罕地区和泽拉夫善河上游谷地数以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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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治肯特宫殿复原图,天顶有天窗,大厅主墙有娜娜女神壁画,7到8世纪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古代粟特城池的构成。伊尔—库尔干宫殿的构成,与希腊化大夏和印度贵霜王朝的那些大夏富豪的邸宅非常相似。伊尔—库尔干的主街道是呈九十度交叉的,留下一块块豆腐干样的街坊。当我们对粟特的城市规划作年代判定的时候,却往往发现各地区的情况参差不齐。

(原文刊载于2003年10月, 美国《丝绸之路》学刊第一卷第二期)

选自《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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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夏克(Boris Marshak,1933-2006)

圣彼得堡人,考古学博士,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高加索和中亚部主任,历任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杰出访问教授。卓越的中亚文化历史学家、粟特文明专家。2006年夏季殉职于中亚沙漠场地。如今马尔夏克教授在塔吉克的墓地,已成为新一代考古人心目中的圣地。

在国际丝路考古领域,马尔夏克多年来担任联合国考古遗址塔吉克斯坦场地队长;与妻子腊丝波波娃博士五十年来一同挖掘片治肯特古城,传为丝路学界佳话。主持挖掘的中亚著名遗址有:片治肯特古城带谷仓的娜娜女神宫殿、布哈拉古城的瓦拉赫沙红厅壁画,撒马尔罕古城的大使厅壁画等。被学界尊为“中亚考古之父”。

马尔夏克在中亚壁画领域代表著作有:《粟特壁画史诗》《粟特壁画中的传奇、童话、寓言》《粟特壁画的岩彩分析:从艺术史到实验室》《粟特艺术中的娜娜女神信仰》《粟特壁画上的农神图像》《粟特壁画中的狩猎图》《粟特壁画与北朝粟特人石葬具艺术比较》《片治肯特古城考古发掘报告(1983—200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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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的由来是什么?

中世纪中亚讲伊兰语的粟特人居住地区的名称。又作窣利(sūlīk),古代波斯称之为Suguda。主要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唐代文献作那密水)流域。泽拉夫善河东西长约六百五十公里,沿河有许多绿洲和灌溉渠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尤以出产瓜果及葡萄酒著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里相继出现了玛拉干达(Maracanda)、阿弗拉西阿卜(Afrāsiāb)、瓦拉赫沙(Varakhsha)、阿滥谧(Ramithana、Ramitan)等城镇,前两者形成康国(即萨末鞬、飒抹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两者形成安国(忸蜜、副货、布豁、捕喝,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6~8世纪初是粟特地区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除为首的康国、安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些城邦国家,如:石国(赭时、者舌、柘支,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米国(弭秣贺,当位于康国东南)、史国(羯霜那、乞史、怯沙,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何国(屈霜你伽、贵霜匿,康国西北约四十公里处)、曹国(劫布呾那、伽不单,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罕北)。

以上康、安、石、米、史、何、曹七国的名称,均见于各种汉文文献。据说,这些城邦居民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破,西逾葱岭,到达粟特地区,枝庶皆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新唐书》在以上七国之外加火寻(货利习弥,今阿姆河下游一带)、戊地(伐地,又名西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而统称之为昭武九姓国。据《北史》、《隋书》,王姓昭武者还有小安国(又名东安、喝捍,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那色波(又名小史,今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乌那曷(今阿富汗安德胡伊)、穆国(今土库曼斯坦查尔朱;一说土库曼斯坦马里)、拨汗(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等。至于昭武的确切意义,学界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中世纪粟特人的特点是擅长经商,他们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这使他们在四周邻国的政治生活、东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昭武九姓国作为唐朝的羁縻州府,隶属安西都护,从而受到唐中原地区的某些影响。例如,粟特钱币方孔圆环,与开元通宝形制无异,唯钱币上的王名镌以粟特字母。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粟特钱币上的王名有许多已可与汉文文献记载的昭武九姓王名相印证。从8世纪初起,大食势力越过阿姆河北上,粟特地区逐渐为大食所控制。751年(唐天宝十载),唐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至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齐亚德本萨利赫(Ziyadb.sālih)交战,唐军因葛逻禄部临阵叛变而败绩。唐军被俘虏的工匠将中国造纸术传至康国,粟特纸遂广泛传布于穆斯林世界和欧洲。

在12世纪以前,粟特语因粟特人四处经商而成为广泛流行于中亚的语言。敦煌古代烽燧下曾发现“古粟特语信柬”,年代当在3世纪初或4世纪初。19世纪末叶以来,在蒙古高原多次发现粟特语与古回鹘语的双体语言碑刻。近几十年,考古学者在撒马尔罕以东的穆格山(Mug)和片治肯特(Panjkent)等地发掘到了中世纪粟特文书和文物。古回鹘文字体来自粟特文,老蒙文和满文又受到古回鹘字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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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粟特文古信,信中女子痛斥丈夫,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了快速便捷的通讯方式所带来的便利,很难想象古代人是如何通讯的,经常看电视剧的人可能知道所谓的“八百里加急”,电视画面中一个骑手骑着马不停地奔跑,中途经过驿站时换马换人,信件则一刻不停地赶往目的地。这样不计成本地送信毕竟是少数,古代的驿站系统往往是给官府使用的,一般平民老百姓用不了这个系统,他们是否会写信呢,写的信又如何寄到目的地呢?英国人斯坦因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点提示。



一、斯坦因在敦煌的收获

稍微了解敦煌学的人都应该听过斯坦因的大名,他有着一系列荣誉头衔,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的名字还和中国的西域地区有着深厚的关系。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了中国西北地区,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敦煌,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并没有激起清政府的官员们的丝毫兴趣,反倒是国外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对此表现了极大地兴趣,斯坦因这次就是冲着敦煌新发现的文书而来的。


斯坦因与他的寻宝团队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的西端,从省会兰州出发,翻过乌鞘岭,就到河西走廊了,河西走廊自东南向西北延伸,是群山之间一条长长的通道,走廊西北端的南面便是敦煌。第一次来中国时,斯坦因在新疆发现了尼雅遗址,这一次他的运气不是很好,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斯坦因临时决定去敦煌西北边的汉代烽燧调查,在这些烽燧中斯坦因意外的发现了八封古信札,所有的古信札全都放在一个邮包里。


敦煌藏经洞

二、凝结古信札中的历史信息

这些古信札写于西晋末年,大约在公元312年左右,那时候中原地区战乱纷起,匈奴人在刘渊的带领下攻陷了西晋的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朝的皇帝和大臣,很多名门望族纷纷避祸江左。不仅是汉族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很多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经商的胡人也想要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故乡中亚地区。他们纷纷写信给家乡的亲朋,或说明中国这边的局势,或向家乡求助,信并不是通过驿站系统传递的,而是通过商人的经商路线所传递的,因此很难保证信能否以及何时到达收信人手中。


西域烽燧

很明显,这八封信没能送到收信人手中,斯坦因发现的八封信分别从金城、姑臧和敦煌等边境地区寄出,随着商队的西行,这些信的目的地是楼兰甚至更西的撒马尔罕。或许是中原紧张的局势让边境的岗哨警惕性很高,守卫烽燧的士兵把商人携带的信札扣留在了烽燧里面,这些信札在滚滚黄沙下沉睡了千年。

三、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壁画上粟特人

这八封古信札是用粟特文写的,粟特文是一种失传已久的中亚语言,属于东伊朗语系。使用这些语言的人被称为粟特人,他们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古籍中一般称这里为“河中地”,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地区,重要的城市有布哈拉、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在粟特语中有“石城”的意思,中古时期的撒马尔罕因丝绸之路的通畅而兴起,商人们和传教士去波斯和欧洲必须从撒马尔罕经过,玄奘去印度取经求学时也经过了这里。


今天的撒马尔罕

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传说粟特会给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小孩吃蜜,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够巧言善辩,从事经商事业。汉文史籍中称粟特人为“九姓胡”,他们在中亚建立了很多城邦小国,比如史国、安国、康国等,这些人进入中原汉地后往往以国为姓,比如史姓、安姓等。

四、米薇写给母亲和丈夫的信

我们重点来看一个叫做米薇的女子写给她母亲和丈夫的信,也就是粟特古信札的1号文书和3号文书。粟特人经商往往是团队行动,他们一群人先到一个地方居住下来,这个地方一般是重要的交通点,其中一些人继续向远方前进,居住点与居住点之间有固定的联系,点与点之间通过交通贸易路线形成了贸易网络,最东一直到达今天中国的辽西地区。


1号文书

公元4世纪初的时候,米薇(Miwnay)和丈夫那奈德(Nanai-dhant)带着女儿莎恩(Shayn)从撒马尔罕来到敦煌做生意。后来那奈德留下米薇和女儿莎恩一个人回了撒马尔罕,这时候中国政局不稳,生活在敦煌的粟特人人心惶惶,米薇母女把钱花完后一直没有丈夫的信息,偏巧丈夫在敦煌的生意出了问题,母女二人被迫做了奴隶。米薇一再写信要求丈夫来接她们,却一直没有回信。


3号文书

1号文书中,米薇向母亲问候后说明了自己的现在的处境,非常希望母亲给予自己帮助。米薇写给母亲的信,措辞还算平和,字迹还算工整,写给丈夫的信,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在3号文书中,米薇并没有向一般粟特人写信先问候对方一样,而是把自己对丈夫的怒火全部都爆发了出来。米薇心中满是对那奈德的不满和痛恨,说自己当初不听父母和兄弟的劝阻嫁给那奈德是一个错误,跟着那奈德远离家乡来到敦煌做生意更是错上加错。米薇越写越气,字体也开始潦草起来,怒气跃然纸上,最后发出了“宁愿嫁猪嫁狗也不愿嫁给你”的怒吼!信的最右边是女儿莎恩的附笔,她告诉父亲那奈德敦煌生意所产生的债务问题,她们母女为了偿还这笔债务而沦为奴隶了,莎恩在信中还指出那奈德有能力和义务偿还这笔债务

古代女性很少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事迹,从这点上看,米薇和莎恩是幸运的,她们的名字虽然被埋葬在西域的漫天黄沙之中,终归还是被我们看到,她们是少有的能够青史留名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不幸的,这些信总归还是没能送到母亲和丈夫手中,我们很难知道米薇和莎恩最终的命运如何,只能祈祷她们好运吧,虽然这看起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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