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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当年“一醒惊天下”，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文物的奇特造型和“神秘色彩”引人遐想，给了大众许多好奇与想象的空间。但对于考古界专家们来说，他们所关注的则只有不断深入地分析、解读，努力持续接近那个最有可能性的历史真相。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在担任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期间，主持挖掘了著名的洹北商城（商王朝中期都邑），对于商代文物和历史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而古蜀文明一直深受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影响，其中尤以商王朝给古蜀文明带来的影响最为强烈。
结合自己对商文化的了解，通过仔细观察三星堆祭祀遗存坑内文物的器类与器形，唐际根认为：这批神秘的大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相关，并明确分辨了出土遗物中的受祭者、祭祀者，以及相关的祭器和祭法。
在他近期发布于《美成在久》刊物上的《“祭祀坑”还是“灭国坑”：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一文中，唐际根将他的“解密”过程一一道来。以下是唐际根授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发布的该文节选。（K1意为1号坑，以此类推，文内皆然。）同时，“三星堆祭祀场景复原示意图”也在其中首次公开。
在甲骨卜辞记录中，3000年前商王朝人的祭祀活动是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完整的祭祀活动至少包含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法四个部分。
1986年发掘的K1和K2以及此次发掘的K3至K8，是否包含上述四个部分？笔者以K2为例，从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法四个方面来讨论这批埋藏坑内的器物与相关现象。为表述方便，文中直接用器物名称代表受祭者、祭祀者等。
受祭者、祭祀者、祭器与祭法
大面具代表受祭者
三星堆诸坑中，常见的出土物包括瓦形面具、立人像、半身像、跪姿人像、人首鸟身像、片形面具、青铜尊、青铜罍、青铜瓿、青铜树、玉璋、玉凿、象牙、海贝、虎牙等。这些器物被刻意做成不同形状，如果都与祭祀有关，不同形状的器物应该承担不同的角色或功能，那么，其间会不会有受祭者的形象呢？
若以器物特征观察，最有可能代表受祭者的器物应是瓦形面具。瓦形面具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纵目瓦形面具（发掘报告中称之为“兽面具”，本文简称“纵目面具”，下同），一种是鼓目瓦形面具（简称“鼓目面具”，下同）。
先说纵目面具。何以说纵目面具最具备“受祭者”特征？有如下理由：
第一，体量巨大。三件纵目面具的宽度均在77厘米以上，实际体量和视觉感受远大于其它面具；
第二，悬挂于高处。三件纵目面具的背面均呈瓦形，额侧与下颌两侧均有对穿方孔。这些特征表明此种面具使用（供奉）时一定是被悬挂在高处；
第三，耳、目、嘴刻意表现出某种超能力。三件纵目面具皆具有双目前凸、双耳外展（或可称为“广耳”）的特征。此外，纵目面具的嘴角也夸张地延伸至耳部。当年的设计者和铸造者，似乎在刻意表现此种面具“看得远、听得广”的超乎常人的特征；
第四，额头有流云状额饰。额饰高高竖起，作两端卷曲的流云状。不排除其表现的是驾驭流云之能，至少也是一种特有的装饰。
将此种精心铸造的体量巨大、使用时被高高悬挂、表现有超乎常人能力的人面具当成受祭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它不必悬挂在高处，更无必要铸造得如此之大。
《蜀王本纪》记载：“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尽管从学术规范上说，我们应该独立地使用考古材料来讨论问题，但考古发掘的纵目面具与文献记载在“纵目”之特征上高度契合，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其与古蜀人心目中的蜀王相关联。
纵目面具似乎并非仅有的受祭者，其它瓦形鼓目面具很可能也是被祭祀的对象，理由是多数鼓目面具体量较大，且其瓦形造型及额、颌部常见的穿孔表明，它们使用时同样要悬挂在高处。部分鼓目面具的额头前方还开有方孔，可能原本也用于安插类似流云纹的额饰。可见它们代表的也是受祭者。
纵目面具之所以表现得体量格外巨大，或因为其代表着蜀国的开国君主蚕丛，其他受祭者可能代表蚕丛之后的其他蜀王。
甲骨文记录的商王朝祭祀，除祭祀始祖成汤之外，常常也祭祀列祖，学者们称之为“合祭”。甲骨文中的“十示”“廿示”，所指的便是受祭的“十位祖先”或“二十位祖先”。若甲骨文的记录存在一定的类比价值，三星堆K2中的另外20件鼓目面具，或即受祭的蜀王列祖的形象。
主祭者与从祭者
倘若纵目面具和鼓目面具是受祭者，那什么器物代表了祭祀者呢？
祭祀是一种行为，从常理说，祭祀需要通过某种动作来完成。如果铸造的器物表现为祭祀者，便有可能只保持了某种特定的身姿或手势的人像。先前的研究者压倒性地将立人像解释为祭司，其主要依据便在于此。
K2出土立人像两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立人像。种种迹象表明，大立人像表现的可能是祭祀者：
第一，人形刻画。立人像通高约261厘米，其中人像免冠高163厘米，身高及五官与常人无异，并无纵目面具的那种超乎寻常之处；耳部还留有耳洞，正是三星堆诸多人物形象的常见习俗特征。
第二，衣着端庄，戴天目冠。立人像衣着华丽，服饰三重，外套上绣有龙纹与卷云纹；头部戴筒形冠，冠上有四目顶饰，有学者称之为“天目冠”；后脑部可见两个斜开穿孔，可能用来安插发笄；虽然跣足，但脚踝戴镯。
第三，神情肃穆。立人像正视前方，面相庄严，表情肃穆。
第四，立于高台之上。立人像双足立于高台之上，高台分三截，最下一截为基座，高约35厘米；中部一截作“象脸之形”，高约35厘米；上部为基台面，高不足9厘米。三者相加，高台整体高度约80厘米。
第五，双手作持握物品状。立人像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双手上抬，握物于胸前。研究者多认为其所握之物应是象牙。
在祭祀场合，此种立于高台之上，头戴神冠，衣着华丽，神情肃穆，手握珍贵象牙，做着庄严动作的真人大小的形象，的确最有资格被解释为祭祀者。此件立人像加上台基，总高度达到约261厘米，是K2出土的全部人物形象中最高大者，很可能是主祭之人。
K2内除大立人像外，还有其他一些带动作的人像，如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执璋人像、青铜跪姿抚腹人像，以及见于所谓“神坛”上的一众执物人像，应均为从祭者。比如跪姿顶尊人像、青铜执璋人像、跪姿抚腹人像等，其共同特点是穿戴整齐、表情肃穆、姿势相同。若多人成列或成排，则动作高度统一。考虑到其穿着不如大立人像华丽，器物体量也远小于大立人像，似乎更像是从祭者。
人面鸟为“使者”
然而可能性不等同于结论。要将可能性演绎为结论，还需将受祭者和祭祀者（包括主祭者和从祭者）关联起来。幸运的是，K2的出土器物中确有能将受祭者与祭祀者相关联者，这便是青铜树。
1986年出土的这株青铜神树由底座、树身两部分组成，树成长于山顶，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当年的制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株比大山高近10倍的树并非普通树木。它向天生长，直达天穹。
有了这棵“通天之树”，我们终于找出了穿戴整齐、站于高台之上的祭祀者与高处悬挂、体量巨大并具有超常能力（或神力）的受祭者之间相互联结的媒介，从而也巩固了瓦形面具应作为受祭者、立人像等应作为祭祀者来进行解读的观点。
其中的关键线索就在于站在神树上的人面鸟，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有纵目广耳特征的人面鸟，鸟足踏在树干顶部的花果之上。因此不排除人面鸟是高悬在上的纵目面具的化身或使者的可能--青铜树制作者如此设计，是否在表达人面鸟栖落树顶端的花果之上正俯瞰人间，甚至享用人间供品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面鸟填补了青铜树与纵目面具之间关联的缺环，再次证明祭祀者与受祭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青铜树建立的。因而立人像等作为祭祀者、瓦形面具作为受祭者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
祭器与祭法
倘若位于三星堆古城中轴线南段的八个坑代表祭祀区，那么它承担着国家祭祀的历史记忆。既然是国家祭祀，则必然隆重，必然有精心准备的祭器和实施祭祀的祭法。相比于确认受祭者、祭祀者的身份，找出K2中的祭品其实不难。
找出祭器的方法，是站在古人的立场去发现器物的珍贵之处，同时从考古现象中观察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K2的出土器物中，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包括象牙、海贝、铜尊、铜罍、铜瓿、玉璋、玉凿、玉璧、虎牙。象牙和虎牙分别来自体型巨大的大象和人类极难驾驭的猛兽，显然是珍贵之物。
以四川的位置，海贝很可能来自印度洋，至少属于远程贸易的物品，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受原料来源、生产组织、铸造技术的限制，铜尊、铜罍、铜瓿及玉璋、玉凿、玉璧的珍贵程度亦无需赘言。
这些器物的珍稀程度，使它们具备了在隆重祭祀场合中作为祭器的条件。然而，论述它们是祭器仅凭其珍稀性还不够，更要看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大立人像表现的是衣着华丽、表情肃穆的主祭人将象牙抱持于胸前。跪姿顶尊人像表现的是铜尊被跪在高台上的人高高举起，顶在头部。跪姿执璋人像表现的是玉璋被跪坐之人双手持奉于前方。
被发掘者命名为“神坛”的器体外部，表现了神情肃穆的多排跪人和立人操统一手势举持物品。这些形象显示了特定场合中人们举行祭祀的祭法。神坛似乎还表现出祭祀者的站位方式。
K1和K2的发掘者之一陈显丹在《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一书中，发布了一批展现发掘器物出土状况的照片。这批照片记录了上述珍稀物品在K1、K2中的出土状态。
照片显示，玉璋、玉凿、海贝埋入前大多装在铜尊或铜罍中，而铜尊、铜罍被埋藏前大都被砸碎，象牙入坑之前或同时曾被烧燎。这些现象应该也是祭法的一部分。
人头像又是什么？
K2出土的器物中，有一批被发掘者称为“人头像”的器物，共44件。其中4件戴金面罩，另外40件无金面罩。
在铸造者的意念中，这批人头像几乎不可能与祭祀无关，但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与祭祀相关的特征。至少从表面看，它们不是祭祀者，但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将它们当成受祭者。
在祭祀场景中，这批人头像充当什么角色呢？有研究者根据它们发式的区别，将这些人头像解释成不同民族。然而从装束的角度观察，多数人头像的发式相同或相近。若不同发式代表不同民族，则必会推导出多数人是同一民族的结论。
参考商王朝的社会结构，我们推测这些人头像可能代表民族，但更可能代表的是部族首领。其中发式相同或相近的36件平顶编发人头像，很可能是来自同一民族但不同部族的代表。
商王朝卜辞中，常见“族”“子族”“多子族”的记录。其中的“族”更多代表部族而非种族。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结构正是以部族为单位，属于同种族的部族皆有自己的族尹或族长。
三星堆的祭祀活动规模极高，属于国家祭祀，有众多部族的首领参加应可理解。因而将K2出土的人头像解释成各部族的首领合乎情理。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前所述，八个坑似乎至少可划分为三组，这或许代表了多次埋藏行为。文献所载有关古蜀国的内容中，突出了蚕丛、柏灌、鱼凫与杜宇四代蜀王。那么，多次埋藏行为是否与这几位蜀王有关？三星堆考古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谜团……
文/乔雪阳
来源：成都商报
三星堆重新发掘，超乎想象的古蜀文明，是不是与古埃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2020年9月5日，时隔30多年，三星堆遗址再次启动发掘，而这一消息被公开之后，三星堆再次成为了人们争相讨论的热点。
经过半年的辛苦挖掘，在本月的20日，从三星堆中新发掘出的文物相继走进人们的视野，一时间那些绝美的文物，着实令人们大开眼界。
这次发掘共出土了500多件重要的文物，其中包括神秘的黄金面具、象牙及象牙制品，此外还出土了3000多年前的丝绸遗痕，等等。
看着这些文物，三星堆本身并未被揭开的神秘面纱，再次被浓重的迷雾所笼罩，让现在人根本无法理清三星堆的来龙去脉。
它在什么时候兴起，又在什么时候消失，这座神秘文明之下，又有着怎样的历史？
与华夏文明格格不入的三星堆，超乎想象的古蜀文明，难道真的与几千年前的古埃及文明有关，两者之间又有哪些相似之处？
请跟随我的文字，走进那片神秘的森林吧。
二、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距今大约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目前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中所出土的文物，更是让全世界都惊诧不已。
三星堆的发现，也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便它与华夏文明格格不入，但古蜀地区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根据考古专家的推断，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前前后后延续了两千年左右，所出土的陶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体系，考古学者已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值得一说的是，目前已经发掘的面积只占遗址总面积的2%左右。
倘若三星堆被全部发掘出来，想必一定会震惊全世界，而三星堆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文明中另一个鲜明的代表。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李白的那首《蜀道难》。
犹记得当时学这首诗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蜀地在古代是荒芜的，是人迹罕至的，是连飞鸟都翻阅不过去的。
但是知晓了三星堆之后，才知道，早在好几千年前，那里已经孕育出了一个相当先进和发达，甚至能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古文明。
而三星堆的发现却源自于一次偶然。
三、
1929年的一天，鸭子河南岸广汉县一个叫燕道诚的农民在淘河沟的时候，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他仔细辨别之后，发现那是一坑的玉石器。
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哪见过这样这么多的玉石器，自然也不敢据为己有，于是便将这一消息上报，可是当时正值乱世，根本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两年之后，在广汉县传教一位英国传教士听到了这一消息，找到了当地的驻军，让他们保护和调查，并将收集到的玉石交给了华西大学博物馆来保管。
根据这位传教士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带着助理，由广汉县县长主持，对燕道诚发现玉石器的地方周边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
这次发掘收获丰富，葛维汉还整理发表了《汉州发掘简报》。
即便如此，当时的人也根本没有想到，地下会埋藏着一个古蜀文明，更不会想到，那块地方会震惊整个世界。
四、
经过葛维汉等人的发掘之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便被一直停滞了下来，仔细想想，这种停滞倒也是一件好事，倘若当时便大规模地发掘三星堆，不知道又会有多少无价的文物被强盗掠夺。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才迎来了大规模连续的发掘时期，而发掘出的上千件文物，更是举世震惊。
这上千件的文物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三四百件青铜器，它们有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太阳轮、孔雀、鸟、怪兽等等。
这些青铜器单单挑出一个来便能写上一大段。
比如说那颗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它分为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还站着一只象征太阳的神鸟。
比如说那个长达1.42米的权杖，它的全身刻满了精美而神秘的纹饰。
再比如说那个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其面目特征与中原人也几乎没有相似性。
而这次三星堆的发掘，出土了各种文物500多件，其中也有神秘的黄金面具、象牙和象牙制品，更有3000多年前丝绸的丝绸遗痕。
五、
说起丝绸之路，我们自然都不陌生，但是三星堆中却有3000多年前的丝绸痕迹，这又说明了什么？
这似乎说明了早在古蜀国，就已经有了一条丝绸之路，从古蜀国作为源头，一直向西延伸，穿过印度河，甚至能到古埃及。
既然如此，三星堆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真的有类似之处吗？
当然有。
在古埃及，有个著名的神名叫荷鲁斯，他是鹰头人身的神，他的眼睛具有神力，而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眼球突出的人面像，也正是强调了眼睛的力量。
古埃及最为著名的是法老的那些金字塔，而在三星堆中也有三个奇怪的土堆，更巧的是，这三个土堆和吉萨金字塔群中的三个金字塔几乎处于同一纬度。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最有特点的黄金面具和古埃及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似乎有相通之处，而那把黄金权杖也和古埃及法老象征权力的权杖极为类似。
在华夏文明中，权力的象征是鼎器，像权杖这种器物，三星堆发掘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此外，三星堆的遗址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圣甲虫，这些圣甲虫在埃及文化中是太阳神的一个化身，象征着日出，而中原文化中也没有丝毫崇拜甲虫的记载。
三星堆中与古埃及文明相似的文物还有其它，我们也就不再一一列举。
六、
如果三星堆文明真的和埃及文明有关，那么究竟是古埃及是源头还是三星堆是源头呢？
我认为三星堆应该是源头。
首先，保守了说三星堆的文明在公元前3000多年，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而埃及的金字塔的历史距今4500多年。
其次，三星堆的金箔制作技术比埃及文明早了几百年，而且古埃及人也不会使用这种金箔上雕刻的技术。
所以三星堆文化和古埃及文明就能串联起来这样解释：
三星堆文化自成一体，由于种种因素，古蜀先民向西迁徙，开辟出了一条超级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到达了古埃及，最后在那里繁衍生息。
这也就是说，一旦这种假设被论证，我们便能骄傲地对全世界说：古埃及文明也只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分支。
当然，由于三星堆遗址大部分还都没有被发掘，这些也仅仅只是基于出土的文物进行的猜想罢了，但是随着遗址的发掘，我相信一定能揭开三星堆的神秘面纱，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资料：《三星堆遗址》、《四川历史与文化纲要》、《三星堆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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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三星堆发现近1米高青铜神坛，对研究古蜀文明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三星堆发现近一米高青铜神坛对研究古蜀文明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不仅展现了古蜀人祭祀的场景，而且还从侧面印证了古蜀地区以及中原地区铸造技术之间的关系。
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关于世界上的未解之谜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勤劳热情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三星堆沉睡3000年，一醒天下知。从三星堆发掘开始，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由此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挖掘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工作都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事情经过是怎样的？
2022年6月14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三星堆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在此次会议中确定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还是挣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每个人都感到大快人心，对于三星堆来说，文物保护清理与修复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一件事，因此大量科研人员也在加班加点的努力完成文物挖掘修复工作。
三星堆出现的青铜器对研究古蜀文明有哪些重要意义？
在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与半月型地带，大量龙形器物，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从三星堆各个文物的出土中也不难看出，人们为了更好的了解相关知识，也在不断的努力，相信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一定能够将真相公之于众。在考古现场祭祀区周边，也发现了大量小型祭祀坑以及建筑基址，为认识三星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