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为什么不研究特效药,新冠出特效药了吗

为何针对新冠病毒这类病原体的特效药进展如此之缓慢？

细胞生物学未来几年哪些领域能够取得重要突破？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评估中国的创新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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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副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接受了来自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中国顶尖科研机构优秀青年科学家的“灵魂拷问”。【活动详见：“不能有了榔头，就满世界找钉子”，顶尖科学家为中国后辈指路】在谢克曼严肃与风趣并存的回答中，充分展现了他对未来科技的信心以及对下一代青年研究者的关爱。

兰迪·谢克曼回答青年科学家提问 图 | WLA

1、新冠特效药研发：人类不能一错再错

当下，新冠“德尔塔”毒株肆虐全球，中国也出现了病例。新冠病毒至今只能通过疫苗来有限防范，尚无特效药可医。

而为何针对新冠病毒这类病原体的特效药进展如此之缓慢？来自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刘万里博士，向谢克曼提出了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为那时候没有坚持做科研付出代价。我们就应该继续进行这些研究，即使疫情消退以后。”谢克曼指出，“如今药物开发公司在非常努力地研究，但对于这次疫情来说，也许是有些落后了。”

“那时候”指的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以及2012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谢克曼认为，由于那两次的冠状病毒爆发很快被控制，因此制药公司没有足够的研究周期，后续几乎停止了相关研究。

“新冠病毒不会完全消亡，它会再次卷土重来，可能来自动物感染。因此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进一步开发和改进疫苗，以及生产特效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应对下一轮爆发。”谢克曼指出，无论当下疫情是否看起来有所消退，依然需要非常积极地进行新药开发，要汇集各方力量来找到越来越多的作用靶点和药物。

“未来新冠病毒还会再变异，因此我们一定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他再次强调。

当下已经有两种新冠特效药物正在研发，他表示，而目前人们已经有了诸如成功控制艾滋病病毒（HIV）的案例，对于同样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也能找到解决方案，“对此我非常有信心，我认为对于新冠肺炎病毒我们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

兰迪·谢克曼 图 | WLF

2、顶刊“博眼球”，科研评价体系有毒

无论哪个研究领域的科学家，都想知道下一个大突破会出现在哪个领域，来自清华大学的葛亮博士和中国科学院的李栋博士也不例外。

“他们并没有发给我水晶球，也许其他诺贝尔奖的得主拿到了。”谢克曼幽默地表示，自从得了诺奖，大家似乎觉得他有了一个能预测未来科学发展的“水晶球”。不过，对于年轻科学家们的这个问题，他例举了自己在研究中的经历，并谦虚地表示：“我们其实对于广大领域仍然所知甚少，这也意味着我们作出新发现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他认为，对于年轻学者而言，面临挑战时“不仅仅基于智慧，还要有前进的勇气”。他指出，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要保持信心，而不只是被旁人（例如期刊编辑们）左右。“科学研究只会受到我们自己的想象力和勇气的限制。”他说。

兰迪·谢克曼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图 | WLF

“那种常见的以较高等级期刊当中发文作为最主要评估指标的方式，实际上是有毒的，至少生物科学领域绝对是如此。”在回答浙江大学朱永群博士的提问时， 谢克曼进一步阐释了他的坚定立场。

他认为，《细胞》、《科学》这样的顶流杂志建立了一种“刻意的政策”，即“只能接受极少数文献”，让很多文章不能发表。“那些文献事实上就是非常高调、非常受欢迎领域，能猛然吸引注意力，但这并不是衡量学者成就的健康方式。这个文章被引用很多次，短期得到很大影响，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学术成就就值得鼓励。”

他表示，论文的研究成果应该分享给更多的同行，并由他们进行评估，这样才能获得真正客观有效的评价。但发文“不应该成为我们衡量成就的唯一方法。”作为全球帕金森病合作组织（ASAP）的主席，谢克曼推荐了该组织的成就衡量机制，即通过吸引更多人加入研究、共同在该领域贡献科研成果等方式来进行评判。

不过瘾？明后两天还有两位顶尖科学家——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WLA会员谢尔顿·李·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以及2016年京都先进技术奖得主、WLA会员金出武雄（Takeo Kanade）的“拷问”放出~如何为“好奇心”找金主？物理基础模型之后还有什么？AI迅速发展下隐私如何保护？等等内容，敬请期待！

整理 冬青子

排版 杨 周

责任编辑 羽 华

疫情持续三年，为什么新冠特效药研制不出来？钟南山院士给出答案，啥问题？

一． 新药的研发和面市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1. 疫情三年，新冠病毒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在积极抗疫的同时，大家期望有特效的新冠药物面市，以有效抑制疫情和控制疫情，但是，就新冠药物的研发过程来说，确实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阶段。

2．有关西方学者统计，2010-2020年期间，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440款新药，临床开发的时间范围从5年到超过20年不等，平均需要的时间为8.3年。

3. 就阿兹夫定片来说，本来是治疗艾滋病的药物，2013年就进入了临床实验，新冠疫情爆发后，经大量科研人员的筛选，被证实为“有前途的新冠药物”。

二． 我国不同路线的新冠药物研发都在推进之中。

1. 我国在新冠药物研发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就相关数字来说，我国在新冠医药方面专利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上，均位居全球第一，分别占全球专利量的56%和70%。

2. 我国已经上市的新冠药物，包括：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及罗米司韦单抗注射液（2021年12月获批上市），口服药物阿兹夫定片（2022年7月25日获批上市）。

3. 我国有30余款新冠药物处在临床实验之中，这些药物，或者属于老药新用（包括已经上市的阿兹夫定片），或者属于抑制剂，或者属于仿制药。

三． 特效的新冠药物还需要根据新冠病毒的变异进行针对性的研发实验。

疫情爆发以来，从变异毒株阿尔法、贝塔、伽马，到变异毒株德尔塔，再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异，今后，新冠病毒还可能发生新的变异。

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不仅给我们的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难度，也对已经研发出的新冠疫苗和新冠药物造成了影响，就此而言，特效新冠药物的面市，不是短期的事情，对此，我们也应该予以足够的理解。

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原因究竟为何？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虽然我国努力研制新冠疫苗，但是现在的变异病毒也开始逐渐扩展。最近发现的德尔塔毒株肆虐全球，不止其他国家出现了，中国也出现了病例，目前为止并，没有更好的疫苗进行防范，也没有特效药可以医治。

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很多人都想知道既然有了疫苗，为什么又出现了新的变异毒株，为什么想要研制特效药这么困难又这么麻烦。谢克曼说，实际上那个时候也没有坚持做研究，如果那个时候继续做研究，说不定就能够直接研制出特效药，而且在疫情消退之后，也应该继续研制特效药，以防万一。

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过研制更深层的特效药，只是感觉抑制住了现在的疫情就足够了，虽然现在的开发公司正在努力的研究药物，但是对于疫情来说，确实有点落后了。那个时候就是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时候，出现后应该继续研究病毒，虽然两个病毒很快控制住了，但是也没有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之后没有病情直接停止了研究。

疫情结束后，没有人过多关注这次的事情，还以为与其他两次疫情没有太多差别，就没有深入研究。新冠病毒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它会继续重来，很有可能疫情不是由人类传播的，还有可能由动物传播，如果现在还不进一步进行研发，说不定下一次就会有新一轮的打击。

不管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消退的迹象，我们仍然应该继续进行新药的研究，未来还应该继续关注毒株的变异，而且我们也应该及时关注变异后的毒株。

千万不能重复之前的错误，虽然现在的特效药正在研发，也找到了成功控制艾滋病病毒的案例，但是目前没有找到新冠病毒的解决方案。相信一定能够找到成功的解决方案，也相信在科学家的研究下，总会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无论哪个科学家，都想要在自己的领域找到巨大的突破。

谢克曼说，自从得了诺贝尔奖后，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有了可以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是对于年轻的科学家来说，对广大领域知道的仍然比较少。

能够找到新的研究，潜力巨大，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不仅仅要有前进的勇气，也要有智慧，必须要认识问题的重要性，也要保持信心。不是被其他人左右，科学的研究过程中，需要想象力和勇气，千万不能被这两方面直接束缚，常见的杂志方式并不能把它当作评估的指标。

而且在顶尖杂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政策，就是少数文献能够被接受，很多文章不能发表，实际上这些能够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非常高调的文章。虽然能够吸引注意力，但是并不能直接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就像是只找到了如何让人们关注，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研究成果都应该分享在同行里，让科学家一起研究，这样才能得到最有效最客观的评价。

而且我们也不能直接成为衡量的唯一，通过其他人的加入，共同做贡献，才能对这件事情进行深刻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