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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波罗奇闻录
马波罗奇闻录
文/李响
“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大批制成品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八个瓷杯。”
这段文字写作于800年前，一个遍地都是精美且廉价的瓷器的城市，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堪比流淌着蜂蜜和牛奶的天堂。迪云州就是德化。写下上述文字的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对福建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看来，那里物产丰饶，人民富足，那里的妇女非常漂亮，生活奢华安逸。他尤其喜爱福建的瓷器，买了不少带回故乡，现珍藏于威尼斯的一只德化瓷器香炉，相传就是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的纪念品，高19.06厘米，八面形，推测是道教法器。
在英语中，除了china，还有porcelain这个单词也是瓷器之意。porcelain来自意大利语 porcellana，意为贝壳。传说这是因为马可·波罗第一次在德化见到半透明状的白瓷时，感到如同他在大理所见的贝壳一样剔透纯洁，误以为是贝壳磨粉制成，故以意大利语中的贝壳这一词汇为中国瓷器命名。此后数百年来，由于马可·波罗的巨大影响力，法国、意大利等国也称德化白瓷为“马可·波罗瓷”，甚至有人将元代外销到欧洲的白瓷都称为马可·波罗瓷。
蒙古可汗并不可怕，他很希望直接和欧洲贸易1271年，17岁的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跟随经商的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出发，去往中国。就在这一年，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次年迁都元大都（今北京），随后举兵南下，1279年灭南宋。马可·波罗在新兴的“大汗之国”游历17年之久，见证了这个世界第一帝国的强盛与开放。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
1295年，马可·波罗离开中国返回威尼斯，回国后他口述东方见闻由他人记录，完成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在当时欧洲人的想象中，东方是野蛮之地，被异教徒统治。尽管马可·波罗拿出大量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美轮美奂的宝贝作为物证，大部分人仍然不相信他书里写的内容，认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这么繁荣富足的地方，一定是天方夜谭。甚至在马可·波罗临死之前，还有一位教士来到他床前，要求他承认《马可·波罗游记》都是说谎，这样灵魂才能上天堂，马可·波罗的回答是：“我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
马可·波罗自称在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被列入荣誉侍从名册，还说忽必烈经常召他入宫请他讲述西方奇闻异事。马可·波罗的这些说法历来被史家所质疑，但他向西方民众传递了一个信息：蒙古可汗并不可怕，他很希望直接和欧洲贸易，可汗统治的中国拥有远在欧洲之上的文明。
元朝鼓励发展商业，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恢复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也达到极盛，海外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
海外贸易需要船舶，在一般印象中，蒙古人长于骑射，因此元代的造船工业往往被忽视，其实元代不仅具有同时建造大批船舶的能力，而且船舶容载量也较前代有所提高，出现了窄长体型的内河船。
马可·波罗出生于水乡威尼斯，对船舶十分敏感，途经港口必细致观察。在杭州，他看到西湖中的游船画舫，船底宽阔平坦，航行时不至于左右摇晃，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家眷，或是呼朋唤友，荡漾水面。画舫中，舒适的桌椅和宴会所必需的各种东西一应俱全。
黄河自宿迁入海口这段区间的巨船十分震撼。“河上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盖于必要时运输军队赴印度海诸岛者也”。“每舟平均足容水手二十人，可载马十五匹暨其骑者，与夫食粮军械甲胄”。
他还描述了长江航道，“其运载之船舶货物财富，虽合基督教民之一切江流海洋运载之数，尚不逮焉。……曾为大汗征收船税者言，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万艘，其循江而下者尚未记焉”。这个数据大致是可信的，为舟船征税的官员所说的是指上行的船次数，而不是全江总有船数，但也可推想船只数量之惊人。
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期间，到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许多重要港口。在长三角游历时，他发现这里人口众多，富裕的城镇和村落鳞次栉比，居民丰衣足食。这派景象很大程度上是拜京杭大运河所赐。
定都元大都后，为了粮食能直接从南方运到北方，不再绕道洛阳，必须打通运河。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忽必烈任命科学家郭守敬主管水利，新修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由通州顺白河可到天津。这样，就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元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从杭州到大都航线缩短了900多公里。运河沿岸的小村庄、小集镇，发展成为一个个繁华的都市，全国从北到南的货物，通过运河流通，可以运抵设有市舶司的港口城市，外销出海。
南宋虽已为元朝所灭，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京师城。本是废都，但身居海陆运输的枢纽地位，杭州在元代依然生机勃勃。马可·波罗写道：“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
马可·波罗看到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十分宽阔，还有许多广场或集市，因为时常赶集的人数众多，所以占据了极宽敞的地方。“据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同时，车马可以在桥上畅通无阻，而且桥顶到街道的斜坡造得十分合适。如果没有那么多桥梁，就无法构成各处纵横交错水陆的十字路。
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周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离城二十五英里的东北方就是大海，这里有一个极好的港湾，是从印度输运商品的船只的停泊之所。”
离开杭州后，马可·波罗进入今天的福建地区，到达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建宁府。“该城面积广大，有三座建筑美观的桥梁，桥长一百步，宽八步。……此处还盛产生丝，并且能将生丝织成各种花色的绸缎。棉布则是由各种颜色的棉纱织成的，行销蛮子省各地。居民从事商业，他们将大量的生姜运往外地。”建宁是宋代八大名瓷建盏的生产地，马可·波罗对建盏却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疏忽。
在福州，马可·波罗看到许多高大豪华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各种货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出产大量的糖。有许多商船来自印度，装载着各种珍珠宝石，一旦售出，即可获得巨大的利润。这条河离刺桐港不远，河水直接流入海中，因此印度来的船舶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城市。这里的各种食物都很丰富，并且还有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果园，出产优质美味的水果。”
刺桐即泉州。泉州遍植从印度和马来西亚移植的刺桐，花开之时，满城红艳如霞，故称刺桐城。因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福建处处商贸发达，尤其是泉州，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集乎。”刺桐（泉州）给马可·波罗留下深刻印象，他写道，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德化是马可·波罗福州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对瓷器的制作工艺颇感兴趣：“人们首先从地下挖取一种泥土，并把它堆成一堆，在三四十年间，任凭风吹雨淋曰晒、就是不翻动它。泥土经过这种处理，就变得十分精纯，适合烧制上述器皿。然后工匠们在土中加入合适的颜料，再放入窑中烧制。因此，那些掘土的人只是替自己的子孙准备原料。”
马可·波罗对瓷器制作工艺的记述有许多错误之处，但也表现了德化瓷器烧制之严谨精良，使欧洲人对德化瓷趋之若鹜。唐代及以前，德化瓷主要供本地居民使用，宋元时期，因泉州港口日益发达，德化瓷开始踏上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沿途国家和地区，远达欧洲和东非。
公元1292年，马可·波罗受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顺路回国。陆路发生了战争，送亲队伍只好选择海路。14艘中国远洋海船浩荡出发，马可·波罗描写了这些大船的结构：用枞木或松木建造，仅具一甲板，各有船房五六十所，每房一个船客，宽敞舒适。船各有一舵，四根桅杆，张四帆，也有的是二桅，桅杆可以随意竖起或放倒。船用铁钉接合，用两层厚板叠加于上，再用麻和树油掺和涂壁，使之绝不透水。尤为别致的设计是，若干最大船舶有内舱13所，互相之间用厚板隔开，一旦船身触礁或触鲸造成破损，水手们立刻将浸水舱中货物搬到邻舱，各舱之间有厚板隔水所以没有大的危险，待破舱修好后再把货物搬回来。
这是具有盛世气象的巨船。每艘船上，至少有水手二三百人，足足运载胡椒五六千包。而这还不是中国真正的大船，因波浪激烈，许多重要海港的沙滩迁徙，吃水量浅，不能容吨位太深的船，所以改建“小”船。
马可·波罗的回国路线基本就是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他的船队从泉州湾出发，过南海，经占城、爪哇，由新加坡入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北部，安达曼群岛，斯里兰卡，绕过印度半岛南端，沿半岛西部马拉巴海岸北上，进入阿曼湾，在霍尔木兹登岸，踏上波斯土地。完成护送公主的使命后，马可·波罗和父亲叔父一起走陆路返回威尼斯
刚到家没几年，马可·波罗就赶上了威尼斯和热亚那之间由商业冲突引起的战争，威尼斯战败后，马可·波罗被俘，在狱中，他把东方之行的见闻讲给同狱的一位作家，由他用当时欧洲最普及的法文记录成书。最初取名《世界奇异书》，后来习惯称为《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大篇幅盛赞忽必烈的功绩，还描述忽必烈对他的热情和恩典，但翻遍元朝史籍，从无记载马可·波罗这个人，确实是极大的疑点。直到今天，西方俗语中还有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荒唐虚伪的事。可以确定的是，马可·波罗顶住了一切质疑和挑衅，一生努力破除西方对东方世界的偏见，他让西方看到了东方的诚意和魅力，在他身后，源源不断的欧洲人远渡重洋，寻找黄金、丝绸、香料，还有如梦如幻的中国白。
参考文献：
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
陈瑞德等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西洋篇》；
杨熺《承前启后的元代船舶》；
周宝利《元朝的商业繁荣与海上丝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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