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东京审判中撒了什么谎？

　　65年前的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七个被判处绞刑。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

　　关键证人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 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溥仪将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席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满满当当。

　　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一个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 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王朝，说中国革命是 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仅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楠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季楠问：你答应了吗?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季楠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

　　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调查团离开后不久，作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为宫廷秘书)的吉冈安直便被调到了溥仪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视，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 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热情。据他的侄子毓喦回忆，到了后期，溥仪甚至连裁可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大多数时间，他坐在恭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捶击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来，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

　　走下证人席 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王庆祥告诉记者，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笔书写，并托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同期转达的还有一封写给日本大帮会黑龙会会首头山满的信件。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的同时，溥仪也在极力为自己开脱着。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溥仪手中本来存有大批指证关东军罪行的物证，却因为怕牵连到自己而付之一炬。

　　毓喦回忆，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交给自己和其他亲属，让他们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因为物品太多，险些酿成火灾。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在逃亡路上，溥仪又让随侍李国雄将剩余的最后资料自己的日记销毁。据溥仪另一个侄子毓嵣介绍，溥仪的日记从天津时代记到了伪满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还依次编上了顺序号。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黄绢信是真是假，布莱克尼的逻辑也无法成立。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其著作《东京审判》一书中，对于被告律师的辩护手段颇不以为然，他写道：至于说溥仪成了投敌分子是自愿还是被迫的问题，这个情况只有在决定他个人命运的那一天，即当他作为被告人而不是证人应对中国法庭回答时才有意义。

　　溥仪是不是有复辟的想法，丝毫影响不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黄绢信没能奏效，布莱克尼仍不甘心，他转而攻击起了溥仪的心理防线：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但是布莱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担心会被送回中国受审的溥仪并没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证言。

　　8月27日，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乘机返回苏联。溥仪本想在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证言。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诺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溥仪针对日本天皇的证言自然不会被批准。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时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出现。

　　回到苏联的收容所后，身边人发现，原本写得一手乾隆御笔字的溥仪，笔下的字变得歪歪扭扭。心有余悸的溥仪，用作伪的方式防备着东京法庭对黄绢信可能的质疑。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证，溥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美国记者布拉克罗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犯审判内幕》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皇帝形象：他在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狡猾和大有作为的侦察大师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日，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行刑场，他和伪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仪作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