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亲国民党,周作人的乌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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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更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时代。

民国三大未解之谜，每一个都是既熟悉又陌生。

周作人，原名櫆寿，字星杓，又名启明，浙江绍兴人。

周作人是周树人的弟弟，周建人的哥哥。

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

1939年1月周作人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一代文豪，就此沦落。

（一）威胁刺杀说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

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心理上加速了周作人沦为“汉奸”的进程。

但是，战后又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是学生，当年不满周作人的亲日行止而下杀手。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

周作人在法庭辩护说：“我之所以变节忤逆，当初也是身不由己呀！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呀！我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我周作人终究没杀过一个中国人，我没血债，为何要一定判我极刑呢？”

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周作人蒙牢狱之灾，所说也是肺腑之言。然而是否有狡辩推卸之意，又另当别说了。

（二）妻子影响说

羽太信子，周作人的夫人，日本人，1909年与周作人结婚，后随周作人来到中国。

羽太信子对周作人“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起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首先极为偏爱羽太信子，其次早年又有留日经历。日本的强大，让他觉得根本无法战胜。

（三）个人本位说

周作人有着文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自明末起，士大夫的骨头一个比一个软。

周作人贪图享受，害怕艰苦，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这所舒适住宅，也舍不得放弃北平的优越生活条件。

他深怕离开北平，流离失所，生活艰苦。这一点上，他远远比不上同时代的民国大师先生们，这是事实。

以“个人为本位”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

由此而演泽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

以日本文化至上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沦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依据。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一代文豪、民国汉奸周作人撒手人寰，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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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出家、王国维的自杀、周作人的变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三个谜

李叔同（弘一法师）资质聪慧，古今少有
他在任何一个专业上的表现都是登峰造极
他教书上课，可能也对莘莘学子的表现有些失望
显然一切世间的荣誉
都逃不过无常的宿命
也不能了却法师内心深处对生死大事的思索
因此，本人相信法师出家，是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自行化他
觉行圆满
有诗为证：
查三宝歌对僧宝的歌颂
太虚大师作词 弘一律师选谱
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灵山遗芳型；
修行证果，弘法利世，焰续佛灯明。
三乘圣贤何济济；南无僧伽耶！
统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
今乃知，唯此是，真正归依处；
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周作人堕落成为汉奸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从家庭这个角度来看，信子和芳子起了很坏的作用。家里的事情，都由信子当家作主，信子能左右周作人。
从周作人自身来看，首先周作人是目光短浅缺少远见的人，他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一直认为日本的武器、士气远远超过中国，因此中日战争是打不起来的，即或打起来了，中国也不是日本的对手，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其次，他贪图享受，害怕艰苦，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这所舒适住宅，也舍不得放弃北平的优越生活条件。他深怕离开北平，流离失所，生活艰苦。
周作人没有离开北平，日本特务就指使大小汉奸，特别是文化界的汉奸，拉拢和劝诱，加上信子等人的怂恿，多方面、多渠道的做周作人的工作。他们根据周作人的特点，投其所好，诱之以利，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尽量使他享受舒适、奢侈的生活。……
终于，周作人的灵魂被俘虏了，他变节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使周作人堕落成为可耻可恨的汉奸，中华民族的罪人。

民国“悬疑”：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决裂，是因为那个日本妻子吗？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三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鲁迅原名周树人，他的名声和成就自不必言说。二弟周作人，是著名的散文大家；三弟周建人，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生物学家。

周家兄弟失和

虽然鲁迅是一代文豪，但是鲁迅自己的家事其实也挺多的，人无完人，鲁迅在自己的家事的处理上其实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都面临了正常家庭遇到的各种矛盾现象，摆脱不了现实中的许多俗世的困扰。周家兄弟失和，一种说法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爱慕虚荣，生活挥霍，花钱大手大脚的，以至于家中常常入不敷出，使得两兄弟产生嫌隙。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有私情，因此引发兄弟不和。第三种说法则是周家众人都对羽太信子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紧张，不管怎样，鲁迅一家的矛盾大多出自一个日本女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周作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怯懦又软弱

1911年周作人夫妻回国，周作人作了教员。而此时已成名的鲁迅受邀往北京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离开，在绍兴老家的羽太信子就开始“兴风作浪”，众所周知，鲁迅先生与夫人朱安属于包办婚姻，名存实亡，朱安女士老实懦弱，只知奉养婆母，羽太信子性格要强泼辣，所以周家由她当家做主，她捏紧一家财政大权，以帮忙照顾孩子为由，把弟弟妹妹也接来中国。

周作人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小舅子、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羽太信子在日本攻占东三省后变得仗势凌人，甚至用日侨的身份把周作人拉到日本使馆去训话。但她同时对于周作人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从来没让周作人插过手，就连带孩子也丝毫不用操心。周作人生活上离不开信子的照顾，性格怯懦又软弱，怕信子撒泼胡闹，事事迁就，慢慢的畏妻如虎，被信子整得服服帖帖。

周建人去上海工作另娶，是兄弟三人关系转变的转折点

周建人原来在绍兴做文员，小地方开销不大，加上有鲁迅支持，经济无忧，两口子感情非常好，但是举家迁到了北京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收入，成了周建人的一个心理负担。虽然两位兄长待他不薄，可是钱都在羽太信子那里，即使有需求，周建人也不会开口。

相形之下，周作人和信子一家花钱随意大方，周建人和芳子一家则拮据许多。而更为糟糕的是，芳子是信子的胞妹，见到姐姐一家生活宽裕，引起了她心理上的极大不平衡。原本周建人和芳子感情还算和睦，现在有了比较，芳子就经常抱怨丈夫无能，初时是冷眼冷语，后来发展到大吵大闹，当着众人给他难堪。

北京是个大都会，自然非绍兴可比，芳子习惯了这里的奢侈生活，越来越瞧不起没有工作的周建人，嫌弃他没用，周作人于是托胡适，在上海出版社为周建人找了份工作。但是八道湾有羽太芳子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富裕的生活，这是周建人一个小职员不能给的，她不愿去上海，只想留在北京享乐，所以周建人只好只身前往，这一去让整个家族彻底破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面对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人民群众以日本汉奸为耻。而叔父周作人不听劝告，依然成为日本汉奸。作为半个日本血统的周丰三，整日面对同学对他的远离，挖苦，嘲讽。本来性格孤独的他，如雪上加霜，整日生活在痛苦之中，他把结束生命，当作解脱自己的最好方式。因此，当发现家里的枪时，他毫不犹豫，拿起枪对准了自己最要害的部位。

结语：

自古家事难断，但天日昭昭，鲁迅和周建人因积极抗日被人们纪念，而周作人因汉奸行为遭人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