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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是辛亥革命元勋，出自民国四大家族的陈家，陈果夫陈立夫是他的侄儿。陈其美早年跟随孙中山，后与蒋介石成为拜把子兄弟，在国民党有着重要地位。
陈其美怎么死的？
陈其美数次起兵讨袁，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袁先派人给陈其美送去70万元，让陈出洋游历，并威胁说，否则就用这笔钱作经费，买通刺客对他下手。陈其美听说后哈哈大笑，予以拒绝。袁世凯于是命令驻军上海的张宗昌负责刺杀陈其美。两次刺杀陈其美失败后，袁世凯派他的贴身卫士袁继良带着一个名叫李海秋的人来到上海。
当时，中华革命党经费极缺，陈其美整天为此事发愁。李海秋开设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扬言购买日本机械，需要向日本银行贷款，想请陈其美做中间介绍人，贷款100万元，可得百分之三十的回扣，陈当即答应。1916年5月18日下午，李海秋带领同伙程国瑞来到陈宅谈生意（按：陈其美遇刺缘由和情形，另有说法，参见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载于边芸编著：《喋血刀锋：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借机刺杀了陈其美。
蒋介石听到陈其美遇刺的消息，马上赶来抚尸痛哭。孙中山刚由日本回国，也立即赶来，流泪不止，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陈其美死后，海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唁电、祭文、挽联、挽额络绎不绝。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5月18日，举行了陈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来发表演说：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
暗杀宋教仁的真凶是陈其美？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究竟谁是谋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作者研究认为，在杀手武士英的背后，具体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而幕后操纵一切并嫁祸于人的真凶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2005年，已经退休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老同事陈美英女士，转送我几张与洪深相关的老照片。我把这些老照片拿给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先生，他约我依据这些老照片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洪深的影剧传奇。这篇文章至今也没有能够写作完成，反而由洪深的父亲、既是内务部秘书又是青帮大字辈大佬的洪述祖，牵扯出了一直以讹传讹的宋教仁案。
在执笔写作过程中，除了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之外，芦笛、张永、廖大伟等人的既有成果，曾经给予我非常有益的启发。只是这些成果大多数基于逻辑推理，而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确凿的证据链条。在相当长的苦闷纠结过程，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应夔丞下属的一级科员吴乃文，有一天突然像闪电一样击中激活了我的中枢神经，围绕宋教仁案的一切谜团，因此迎刃而解——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廖仲恺、于右任、吴乃文、冯玉山、陈玉生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谋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定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是应夔丞、吴乃文、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直接挑起发动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像落花流水一般归于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后来更被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宋教仁案的陈其美、李征五、应夔丞、洪述祖、袁克文，都是当年已经为数不多的青帮大字辈的大佬级成员。
我研究宋教仁案的最初成果，是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08年2、3月号将近4万字的长文《国民党与宋教仁案》。文章发表后，通过网络读到思公的搜狐博客，从他的系列长文《宋教仁谋杀之谜》中，我进一步坚信了自己的学术判断。随后见到本名彭红的思公本人，围绕宋教仁案，我们曾经反复交流过心得体会。
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几乎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财力，在全国各地寻访搜罗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遗迹。2010年，我赶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在台湾出版《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一书。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的大陆版一直拖延了将近两年时间，这种拖延，反而给我留足了充分思考的余地。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删除了《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中不必要的议论性文字，又查找添加了一些关键证据，从而形成关于这一历史悬案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谁谋杀了宋教仁》，堪称是台湾版的第二代升级版本。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阴谋暗杀。回顾历史，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宋教仁是最早反对党魁孙中山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以及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的孙中山划清界限；从而给没有为辛亥革命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孙中山，先以同盟会总理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理事长，留下了可趁之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据《长沙日报》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报道，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提到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的孙中山时，给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负面意见：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接着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谭人凤之所以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