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元之乱历史背景和事件过程

重元之乱历史背景和事件过程：

　　名称:重元之乱

　　时间:1063年七月

　　事件:辽皇族内部争夺帝位

重元之乱亦称“滦河之变”，是辽皇族内部争夺帝位的事件。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重元父子及其同党四百余人乘道宗往太子山（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秋捺之机，发动叛乱，进攻道宗行宫。重元自立为皇帝，任萧胡睹为枢密使。由于南院枢密使耶律仁、耶律乙辛等率宿卫士卒反击，政变被粉碎。涅鲁古战死，重元自杀。

　　事件详述

　　背景

兴宗在位时加封其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弟”。道宗耶律洪基继位，尊重元为皇太叔、天下兵马大元帅。重元之子涅鲁古，在兴宗时，已进封楚王；道宗更委以重任，官至知南院枢密使事。重元父子权势日重，遂与陈国王陈六、知北院枢密事萧胡睹、卫王西京留守贴不、林牙涅剌溥古、统军使萧迭里得等相勾结，阴谋夺取皇位。

　　过程

1063七月，契丹国内部发生内乱，皇太叔耶律重元及其子涅鲁古等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

叛军直逼正行猎于滦河太子山的耶律洪基（道宗），故史书将这场叛乱称作“滦河之乱”。

在以前的耶律宗真（兴宗）废黜与否的争权夺利斗争中，因耶律重元有功，事后被宗真封为皇太弟。宗真死后，其长子耶律洪基即位，尊重元为皇太叔。

次年，又以重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是，自恃有功的耶律重元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儿子涅鲁古的密谋策划下，终于趁耶律洪基秋猎之际，发动叛乱，袭击耶律洪基行宫。

当重元叛军包围行宫时，南枢密院使耶律仁先与其他官员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奋起出击，叛军见仁先兵势强大，纷纷倒戈投降，涅鲁古被杀。

　　当夜，叛军立耶律重元为帝。

第二天，重元率2000人复攻行宫，兵败，仅率数骑逃入大漠，途穷而自杀，叛乱迅速平定。

　　结果

政变被粉碎，涅鲁古战死，重元自杀。

对于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关于历史，应该会存在这么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文学作品较于史书，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了解历史之源；其二是，印象中的中国历史，其实大多只是汉族的历史。最明显的，莫如宋朝这一时期，其实北有辽、西夏、南有大理，宋并非最强大的，但在习惯上，却笼统地被宋朝所指代。在文学中，涉及宋朝的作品浩如烟海，但关于辽、西夏、大理等的，却是阙如。金庸的《天龙八部》就是一部难得的并列诸国之作，而且由于小说的广泛流传与多版本的电视电影的改编，恐怕已经成为很多人关于辽之认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小说中的一些处理，必然会与历史真实有所出入，如将辽朝早期的“打草谷”挪到了后期的道宗朝，将辽特殊的南北面官制通俗化为北院大王与南院大王，将政治上作为不大、但却醉心于汉文化的耶律洪基改写成一个有勇有谋有杀伐决断野心的君王等。不过这些是出于小说创作的需要，不必细究，而更重要的是，历史真实事件与人物的混入早已成为金庸小说的一大特殊魅力，在那些吉光片羽的仿史实叙述中，读者可以捕获到一些历史的痕迹。《天龙八部》中的重元之乱，就是本文的焦点之一。

小说里，萧峰重逢义兄耶律洪基，惊闻他就是大辽皇帝的当天，就是重元叛乱爆发的时间。从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基本背景：

耶律洪基的祖父耶律隆绪，辽史称为圣宗。圣宗长子宗真，次子重元。宗真性格慈和宽厚，重元则极为勇武，颇有兵略。圣宗逝世时，遗命传位于长子宗真，但圣宗的皇后却喜爱次子，阴谋立重元为帝。辽国向例，皇太后权力极重，其时宗真的皇位固有不保之势，性命也已危殆，但重元反将母亲的计谋告知兄长，使皇太后的密图无法得逞。宗真对这兄弟自是十分感激，立他为皇太弟，那是说日后传位于他，以酬恩德。

耶律宗真辽史称为兴宗，但他逝世之后，皇位并不传给皇太弟重元，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洪基。

耶律洪基接位后，心中过意不去，封重元为皇太叔，显示他仍是大辽国皇储，再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上朝免拜不名，赐金券誓书，四顶帽，二色袍，尊宠之隆，当朝第一：又封他儿子涅鲁古为楚王，执掌南院军政要务，称为南院大王。

与《辽史》对照，这段叙述基本与史书相符。

从汉族以“长子继承制”权力嬗变方式为正统的角度看，这里有一些事实是颇为奇异的。宗真继位理所应当，为什么圣宗的皇后要谋立重元为帝？而且既然要立重元，又为什么要在宗真即位之后谋划，而不选择在权力交接之际，或是当圣宗还在位之时？再者，皇太后的这一阴谋，为什么能对已当上皇帝的宗真产生如此大的威胁？而密谋破败以后，重元先后被立为皇太弟、皇太叔，迥异于立皇太子的“长子继承制”。总之，这段叙述给人以这种印象，即宗真的皇位合法性不是特别充足，而重元继位，也是一件符合情理的事。

另外，当年主动泄密与宗真的重元，后来为什么还会在年老时发起叛乱，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晚节不保么？在《辽史》中，重元可谓是一个特别冤枉的人物。他本可被列入《宗室列传》中，但就因为这次叛乱而被写在了《逆臣列传》下。而且《辽史》对他的描述是“材勇绝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历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重元处戎职，未尝离辇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须汉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巡警使，诏从之，赐以金券誓书。” 宠荣至极，也是一个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人物。而这样的一个人在年老时选择叛乱，确实让人容易产生疑惑。

解读这段历史，《剑桥中国史》提供了一个民族主义的角度。

同样是母亲为小儿子谋取继承权，《左传》中的武姜却不如此。她只能在郑武公在世时为共叔段亟请于武公，而庄公即位后也只能为之请制。这是一种儒家观念下的尝试，史书对这样的事件传达出不合法的评价。如称“郑伯克段于鄢”，要说“段不弟，故不言弟”。但重元若谋取帝位，却不能说是完全不合法，这是因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有着深厚的部落兄弟继承习惯的传统。在耶律阿保机建国以前，可汗往往是由亲中选贤的大汗推举制“世选”出来的，兄弟相继的情况很普遍。所以在耶律阿保机建国之际，则发生了诸弟叛乱的事件。对此，《剑桥中国史》中如下写道：“在传统契丹社会中，可汗与部落酋长的继承通常是在兄弟或堂兄弟之间进行的。再者，惯例要求首领每三年重新选举一次，那时，部落议事会的其他成员或他自己氏族的其他候选人也许会取代他。在910 年，当重新选举到期时，阿保机没有履行这一程序，他的兄弟们感到被剥夺了他们自身的继承机会，故而试图阻止他建立一个基于父传子承的世袭王朝，因为这将会永远结束他们自己当首领的要求。”

而且，迥异于儒家传统的“长子继承制”的是，一些少数民族还有“幼子守灶”的传统，或是幼子继承制。蒙古族、女真人、满人都有这种“长子析居，幼子守户”的习惯，被认为是“狩猎的残余在游牧民族中的表现” 。而契丹人同样作为游牧民族，其兴起与上述的蒙古族、女真、满族有着相似之处，这说明，在契丹社会里，家族中幼支的继承权也是很有合法性的。

但契丹建国与接受学习中原文明又是分不开的。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逡巡于正统的中原王朝周围，而自觉不自觉地慢慢被同化。阿保机之强大，不仅在于他的个人能力，更在于他吸收了大量的汉人流民作为他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潜移默化地破坏了契丹人的传统部落结构和各部之间的权力平衡。显然，他不仅能够除掉旧统治者，还能埋葬旧的统治制度。” 所以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原文明的政治制度与观念，就不断地与契丹社会的传统发生冲突，两股势力相抗衡，造成了缺少一个相对处于正统地位一方之局面。这就像一颗地雷一直埋在辽的统治之中，不定时地爆炸，而权力嬗变的艰难，只是这一冲突的一种集中表现。

辽朝九帝，只有圣宗继位和天祚嗣立还算顺利。圣宗继位有承天太后的主持及手握大军的南院枢密使韩德让的武力协助，而天祚嗣立的顺利则是出于道宗生前的安排。但其他皇帝的继位，都是一场艰难的斗争，而且常常伴随着契丹本土主义者对汉化的抵制。而辽朝诸多的宗室叛乱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契丹民族保护主义的诉求。

耶律阿保机时代有诸弟叛乱，要维护可汗的推选制度。

作为阿保机长子的耶律倍最终不能继位，除了他自身才能比不上耶律德光之外，也跟他的过分倾向于中原文明而不被淳钦皇后所喜有关系。而耶律德光也因为是一位更符合传统契丹模式的领导人，在选汗仪式上获得了契丹显贵的支持，成为后来的太宗。

耶律倍之子耶律兀欲，即世宗的继位，也经过了和叔叔李胡的斗争。李胡是阿保机的小儿子，得到母亲淳钦皇后的喜爱支持，在德宗朝曾被册立为“皇太弟”。在世宗统治期间，还出现了“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 之情形，局势一直很严峻，最后，世宗终于被叛臣查割所弑。

寿安王述律战胜叛党继位，即穆宗。但他还要应对世宗的兄弟娄国的谋反，李胡之子卫王宛谋反。

与世宗相似，穆宗也被近侍所弑，穆宗无子，继位的是世宗之子耶律贤，即景宗。在景宗到圣宗时期，韩氏家族作为汉臣，地位迅速上升，这与王朝的汉化需求和抑制契丹旧权贵有着密切的联系。承天太后摄政时期的韩德让最终集蕃汉军政大权于一身，就是突出一例。

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发现，权力的继承状况非常的复杂，虽然都出于阿保机之后，但很少有直接的父死子继。这也反映了，在这一时期的契丹人观念中，缺少一个正统，凡是宗族的成员，在继承皇位的问题上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固然是亲中选贤的传统延续，但由于吸收了汉人的家传天下之制度的同时又放弃了原始的部落推举可汗的做法，就使得皇位的争夺尤为激烈，而且多斥诸武力。这是两种制度，文化在兼容时产生的混乱。

圣宗之后，则是兴宗宗真。可以说，1063年的重元之乱，可以上溯这一时期。宗真由齐天皇后抚养长大，他的皇位继承人地位在圣宗在世时就已被确立，一直遭到其生母宫人褥斤的不满。褥斤摄政后自称“法天皇太后”，完全把持朝政，甚至密图废除宗真，而改立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重元。宗真因得重元的密白，才得以逃过此劫，并报答一般地封重元为“皇太弟”，等于以皇位许之。但重元作为“皇太弟”最后却是空有其名，最终继位的仍是宗真的儿子耶律洪基。

耶律洪基好儒家与佛法，喜爱汉文化，大力移植汉人的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契丹传统社会的部落审判被一再置于汉式法律之下。对此，重元则为了契丹人的利益而向皇帝作出请求，可以说，这些都是导致重元叛乱最终发生的基础。

因此，尽管重元此时是否还有争夺皇位的欲求，已未可知，但他作为兴宗、道宗两朝最显赫的人物，已经早被那些契丹本土主义者奉为了一面旗帜。当然，这次叛乱事件不能仅从重元这一方来考虑，道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辽史》中对此事件着墨近五百字，但主要是一大堆人名，而过程的叙述极为简单：

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戊午，皇太叔重元与其子楚国王涅鲁古及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覩、卫王贴不、林牙涅次薄古、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参及弟术者、图骨、旗鼓拽刺详稳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馁臧提点乌骨、护卫左太保敌不古、按答、副宫使韩家奴、宝神奴等凡四百人，诱胁弩手军犯行宫。时南院枢密使许王仁先、知北枢密院事赵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敦睦宫使耶律良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之。涅鲁古跃马突出，将战，为近侍详稳渤海阿厮、护卫苏射杀之。己未，族逆党家。庚申，重元亡入大漠，自杀。辛酉，诏谕诸道。壬戌，以仁先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南院枢密使，萧韩家奴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萧惟信、耶律冯家奴并加太子太傅。宿卫官萧乙辛、回鹘海隣、褭里、耶律达不也、阿厮、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耶律良密告重元变，命籍横帐夷离堇房，为汉人行宫都部署。癸亥，贴不诉为重元等所胁，诏削爵为民，流镇州。戊辰，以黑白羊祭天。

同样是叙述这段历史，《天龙八部》中做了很大的发挥。小说给读者的印象如下：

1、重元本无谋反之心，完全是被儿子涅鲁古的野心鼓动甚至胁迫；

2、道宗事先完全不知情，是在非常被动的状态下，倚靠萧峰一人之力扭转局势，保住地位；

3、重元与涅鲁古来势汹汹，叛军极众，而道宗的护卫极少，情形危急。

第一点是重元的内心世界，不便加以讨论，但对照《辽史》的记载，后两点则是不符史实的，这主要是为了塑造萧峰之英雄气概。首先，道宗事先已得到耶律良的密告，知道重元会叛变，并非不知情；其次，重元一方是四百余人胁弩手军犯行宫，而耶律洪基这一方也有勇将及数千士卒御之，两方的兵力并非悬殊。而且辽以“捺钵”为朝廷，地方政府是固定下来的“城国”，而中央政府则是春夏秋冬四季变动的“游国”，所以道宗出猎所在的行宫，应该就是带着整个朝廷在行动，防御力量不见得会比平时弱。从战局来看，双方也算是势均力敌，而且道宗更占优势，重元的机会主要就在于那出其不意的一击。

因此，重元的叛乱，并非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而更多的显现出一种被逼迫而不得已为之的特征。事实上，道宗之前就对重元的强大势力深为怵惕，也做出了将涅鲁古外放的举动。

所以，重元叛乱，应有如下几个因素促成：

1、道宗加快推行的汉化措施在客观上损害了契丹人，尤其是契丹权贵的利益；

2、以涅鲁古为首的契丹本土主义者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

3、重元自身积累下的号召力与皇太弟、皇太叔等身份，契丹传统社会的继承观念等可为谋反的合法性做一定解释，而且重元本人也倾向于民族保护主义；

4、道宗的戒惕之意无形中给重元集团以压力。

总的归结起来，这些都反映了要保持本民族传统还是要汉化之间的冲突，而重元与其说是这场叛乱的领导者，倒不如说是两种文化冲突之间的牺牲者——他本可在青史留名，无论是出于兄弟之谊还是本性仁厚抑或其他原因，他曾帮助兴宗渡过了最大的统治危机，他曾为契丹人的利益而请命，而且身处戎职时从未离辇下，尽忠尽责。在史书上难以看出动机，但却可以看到事实，所以无论怎么说，他的这些事迹，都是值得赞扬的——忠于国、忠于民族、忠于兄长。但他却不幸被冲突推上了风口浪尖，在人生行将结束时，为自己点上了叛臣的污点。

而他人生的最后一刻，在史书上是如下记载的：

重元既知失计，北走大漠，叹曰：“涅鲁古使我至此！”遂自杀。

先是重元将举兵，帐前雨赤如血，识者谓败亡之兆。

这样下笔，多少渲染出一种英雄末路的氛围，失计谓其一失足成千古恨，而败亡之兆预示着抗争的知其难为而为之。其实，在虚构的《天龙八部》中，萧峰也和重元一般，身丧于民族文化冲突之间。重元在茫茫大漠里孤独自裁决，而萧峰在雁门关前众目睽睽之下跃入深渊，这两个人物一实一虚，他们身上同样背负着民族冲突的不能承受之重。当所有矛盾都尖锐地汇聚到一个个体身上时而求得解决时，那么这个人物也就将悲壮最大化了。

暮年的重元，壮年的萧峰，从政权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国家的叛臣，但谁又能说，这样的人物不是在为民族的利益而牺牲？《天龙八部》为读者创造了一个悲情英雄萧峰，而隐在史书之间的重元，竟与他是如此的相似。“材勇绝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这是重元的写照，又何尝不可用于描摹萧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