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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流贼传》记载：“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我。”
刘宗敏掳走陈圆圆不假，但是自己享乐，还是敬献主公呢?正史并未载明。
看来是一笔糊涂账，也留给了后来文学创作无限发挥的空间。
吴伟业《鹿樵纪闻》中说“其将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到了电视剧中成了李自成第一次见到陈圆圆，就拿“咱们都是贫苦的三兄妹”来拉拢关系，说刘宗敏是杀猪的，还特地强调是“屠夫”。
《明史·流贼传》记载：李自成进宫后，发现被崇祯砍掉一条臂膀的“长公主绝而复苏，舁至,令贼刘宗敏疗治”，到了电视剧中，长平公主不但臂伤愈合，还能玩美人计，独臂藏刀复仇。这完全无视了医学常识。
《明史》记载李自成“不好酒色”，曾下令“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对于手下战将妻妾成群很是鄙夷。虽然传言，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疯狂睡女人，一夜高兴了就封宫女窦美仪为妃。但这些，并未写进正史。
注意：“宫女”二字，似可说明此女不是崇祯的后妃，也可证明李自成不是饥不择食。而陈圆圆，虽然出身烟花之地，遇到过不少男人，但她在当时是吴三桂有名分的女人。
刘宗敏是李自成的第一打手，但他是靠拼军功成为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并不需要拿一个女人去向李自成邀宠。他主持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何其凶狠，掠夺了美艳女人自然不会送到他人的床上。其实，《谁主中原》中，他就是这种性格，率先进宫就睡前朝皇妃，哪还顾什么僭越没僭越李自成。
《清史稿·吴三桂传》记载了吴三桂与李自成、刘宗敏及清朝睿亲王多尔衮的纠葛：“顺治元年，李自成自西安东犯，太原、宁武、大同皆陷，又分兵破真定。庄烈帝封三桂平西伯，并起襄提督京营，徵三桂入卫。宁远兵号五十万，三桂简阅步骑遣入关，而留精锐自将为殿。三月甲辰，入关，戊申，次丰润。而自成已以乙巳破明都，遣降将唐通、白广恩将兵东攻滦州。三桂击破之，降其兵八千，引兵还保山海关。自成胁襄以书招之，令通以银四万犒师，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上书睿亲王乞师。王方西征，次翁后，三桂使至，明日，进次西拉塔拉，报三桂书，许之。”
李自成曾多次招降，吴三桂再三犹豫，曾一度有投降李自成的念头。后来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掳去而作罢。
两面受敌的吴三桂，对内不敌李自成，对外难挡多尔衮。陈圆圆和吴家亲人都成了李自成的人质。为保全家人性命，吴答应与李自成议和，为防李自成有诈，又私下以黄河南北分治为条件向多尔衮求助。
他最后倒向多尔衮，联军攻击李自成，也不是为了什么陈圆圆，最大的目的不过裂土自立。
只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苦命的陈圆圆成了吴三桂复仇的响亮旗号，成了民族矛盾的红颜祸水。
《清史列传》把吴三桂列为首席“逆臣”，对于陈圆圆被劫、吴三桂复仇一事说得多些文字：吴三桂带兵“至山海关，闻流贼李自成陷京师，入卫兵已溃，不敢前。自成胁襄，以书招之，乃进次泺州。先是，三桂尝就嘉定伯周奎饮，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闻边警，遄行，奎送沅于襄所。至是，为贼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做书绝父，驰归山海关，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来我朝借师，时顺治元年四月”。
吴三桂可以为儿女私情，而不顾父子亲情。明王朝封其为伯，领兵数十万精锐，防守辽东日益强大的满清八旗。父亲吴襄被抓，他还想投李。宠妾圆圆被掠，他干脆向敌借兵。
《明史》是清人写的，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都是根据清朝留下来的史料编撰而成。
清军入关时，首战面对的强敌，不是前明残余的爱国将士，而是李自成的数十万义军。甚至到了康熙年间，史家还拿商纣失德、微子归周的事例，来礼赞清军入关。
杨陆荣在《三藩纪事本末叙》中说：“昔殷辛失德，微子抱器归周，夫子删《书》，不以微子之不正位号为罪，而亟称之曰仁。当是时，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视圣朝之取天下于闯，而且为明之子孙臣庶复不共之仇也。”
在杨陆荣等清文人史官看来，清军入关，并非在朱明王朝手中夺取了天下，而是给前明复仇，从李自成手中夺得的江山。在他看来南明诸藩自立抗清，是不“诚思复仇之大德”。
虽然这样的立论和叙事，是完全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但是从这样的史论中也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最恨的，还是李自成的义军首当其冲。
政治需要，清初的史官将李自成义军视为流贼草寇，肆虐叛逆。如果李自成真的与陈圆圆有这样那样的情感纠葛，清代的史官是绝对不会让一个刘宗敏来背黑锅的。
如果陈圆圆真与李自成有什么床戏，史官文人断然不会只说她被刘宗敏掠走，而没了后续情节。
如果李自成真的爱上了陈圆圆，但在他被吴三桂和八旗兵夹击下，仓皇出逃时，断然不会将新宠留给敌人。《十美词纪》记载，吴三桂在兵火中找到了陈圆圆，一直带在身边跟辗转征战。吴三桂平定云南后，圆圆进入平西王府，一度“宠冠后宫”。
成书于乾隆初年的《明史》，虽把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归为流贼，“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但对于二人是臧否分明，李自成较之于张献忠，还算得上一个伟大的农民义军领袖带领着一支仁义之师。
史学大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明朝的兴亡》中写道：“明末的流寇，是以一六二八年起于陕西的，正直思宗的元年。旋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蔓衍于四川、湖广之境。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两个最大的首领。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
对于吴三桂在这个历史拐点的选择，吕先生也有论述：“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入援，至丰润，京城已陷。自成招三桂降，三桂业经允许了。旋闻爱妾陈沅被掠，大怒，遂走关外降清。‘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民族战争时惟一重要的据点，竟因此兵不血刃而失陷，武人不知礼义的危险，真令人言之而色变了。”
最无奈的女人，也在这一场民族战争中，成为了一个最悲催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