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何时开始下跪？中国跪拜礼的变迁史回顾

在中国下跪是表达对一个人、一些事的歉意，或者对德高望重长辈的尊重而行的大礼，人一般不会轻易给另外一个人下跪，特别是在当今人权社会更不会。通过小编对文化的了解来看，下跪可以让人变的矮小，展示对被下跪人的卑微和敬重。那么下跪这种礼节是如何兴起的呢？

中国人从何时开始下跪？

作者：费墨；来源：知乎

跪拜的姿势源于正坐（正坐,基本姿势为双膝着地，臀部坐于脚后跟），而正坐源于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是用子孙扮成祖先神灵，以便祭祀者心有所系的模拟性献祭仪式。被选作扮演祖先的人要呈现出安详的坐姿，在席地而坐的年代，正坐是有代表性的庄严坐姿。

“孔氏曰：夏礼质，以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饮食暂坐，不饮食则立也。殷礼转文，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辨有事无事，皆坐也。” （《礼记.礼器》）

可见，商代的尸祭源于夏，但认为“尸本象神”，所以应当在整个祭祀过程中都要“安坐”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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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正坐人像

而到了西周，正坐已成了贵族日常生活的坐姿。正坐作为一种正式体面的坐姿逐渐在贵族的生活中普及之后，由跪坐而产生的礼仪跪拜礼产生。跪拜礼合称为九拜，也就是跪拜大约早在西周时期开始起源。《周礼·春官·大祝》中记九拜为：“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 九拜礼最初用于严肃、敬神的祭祀空间的情况居多，后来才逐渐渗透进贵族的礼仪交往当中，成为身份关系的符号象征。

随着皇帝专制体系的建立及皇帝权力的日益强化，秦汉以后臣子对皇帝的行礼即表现为日益隆重的跪拜礼仪，只是为了表示对皇帝的拥戴与忠诚。

自汉至清，臣下向皇帝行跪拜礼经历了由再拜到三拜再到五拜三叩、三跪九叩的演变。

佛教礼仪中跪拜源于头面接足礼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卷二里记载，印度礼佛、拜佛的方法一共有九种。其中第九种就叫“头面接足礼”

中国跪拜礼的变迁史回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跪礼的涵义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的嬗变——因为椅子的普及。唐宋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的，只有一种叫做“胡床”的坐具，是贵族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席子，屈膝跪坐于上面，跟今日日本、韩国人还保留下来的传统坐法差不多。我们现在熟悉的高型坐具，如交椅、靠背椅、高凳等，都是在宋代才开始普及开来的。唐代时虽然已出现椅子，但应用不广，只限于贵族与士大夫家庭。

高型坐具的出现，改写了中国传统的礼仪方式。在席地而坐的先秦时代，中国人通行跪拜礼，跪拜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正规的坐姿就是双膝跪席，跪礼不过是挺直上身，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对方也须还礼答谢。这个时候的跪拜礼并没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跪拜只是相互表达礼敬与尊重。

秦汉以降，君臣之间方有尊卑之别，体现在礼仪上，臣拜君，君不再回拜，但尚要起身答谢。到椅子出现之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改变，跪拜的动作更是带上了强烈的尊卑色彩——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人基本上不用跪礼，迎别待客一般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宋朝臣对君，当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礼的时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场合与仪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当是揖拜之礼。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礼才推行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元朝臣下进奏，一律下跪。明朝继承这一陋习，“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同僚相见，则“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白”。

清廷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清代笔记《瞑庵杂识》载，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少说话”成了清朝官场的六字秘诀。

至此，跪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清末的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从宋至清，跪礼的变迁，不过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而已。如果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还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平民见官，尽管也讲尊卑有序，但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尊严，见多识广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长，常抓着官府的短处不放，跟官长争长短，也不给官长好面色看，急了就写检举信，或者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鼓院控告。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见官得先跪拜叩头，我还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门呈交诉状禀词，都以“蚁”或“蚁民”自称，官府称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蚁”。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只怕是前所未见的。

在跪拜已含有强烈的尊卑涵义之后，人们从下跪的动作自然而然地就会联系到“屈辱”、“卑贱”。这时候再来提倡恢复跪礼，肯定是不适时宜的。古人说，“礼者，时为大。”礼仪的应用，还是以顺应时宜为第一要义。基于此，我不支持对跪拜礼的恢复。(作者：吴钩)

(摘自三军网：junshi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