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死亡真相：刘志丹牺牲的谜中之谜

刘志丹死亡真相：

这是由一篇题为《刘志丹牺牲之谜》的文章引出来的话题。

何谓谜？曰：费人猜详者也。具体说来，凡使人无法确定的事物，凡让人心中起疑的事情，就被认为像谜一样费人寻猜。据称，自刘志丹牺牲以来数十年间，“在社会上一直有人对其死因置疑”，说刘志丹“不是牺牲在晋军的枪下，而是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该文作者意在释疑解惑，认为“有必要给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他没有对此类传言大加挞伐，不是简单粗暴地斥为无稽之谈，而是结合前前后后中共党内斗争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实事求是，条分缕析，坦承刘志丹之死确有若干“疑点”；之所以讹传不止，实乃事出有因，不可不察。

既有流言，就会不胫而走。与其遮遮掩掩，秘而不露，或一味封杀，不如端到明处来，让大家都知道，吸纳更多的人参与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去伪存真，实大有利于早日驱散迷雾，终将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这自是明智之举。

其实中共领袖们原也并不讳言刘志丹死的蹊跷。1942年毛泽东曾为刘志丹烈士墓园题词，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毛泽东“这句话引起人们的猜想”，有人解读为不应发生的事情，解读为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视为“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倒应该说恰在情理之中。所以至今仍有人不无遗憾地说：“到底是什么‘意外’，细节已无从了解。”追究战争中不应有的、“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的“细节”，并非多余。有接近周恩来的老同志回忆，周恩来曾经对他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了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会牺牲。”周恩来这样说多半也是出于猜想；但又必定有根有据。有根有据的猜测、想象，就不是什么“不必要的猜想”了。

周恩来说的“这次肃反运动”，是指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苏区留守的红二十五军败走西北后，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的错误的肃反运动。实际上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借机向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红军、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者们施压，夺权。他们纯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把刘志丹等人当作地头蛇，视如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幸好时隔不久，中央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于同年10月中旬胜利抵达陕北。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沉谋重虑，当机立断，坚决叫停，刘志丹等人才幸免一死。

《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的作者长期致力于西北根据地历史与刘志丹个案的研究，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业人士。他不仅道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刘志丹等人一度备受排挤打击、诬陷迫害、九死一生的罹难详情；同时还披露更多史实，说明刘志丹等人虽在“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声中平反冤狱，却不像一班天真善良的人们想当然的那样，从此时来运转，万事大吉。事实上刘志丹等人纵然幸免一死，全部获释，也“仍留有右倾错误的尾巴”，“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尤其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刘志丹出狱后不仅没有官复原职，反而让离开亲自创建的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到刚将几个县的地方游击队组建成的红二十八军任军长”。刘志丹以下杨森、杨琪、刘景范、张达志、高岗等等原西北红军将领，也无一例外，纷纷调离原职，一概降级使用。对刘志丹等人待遇如此不公，自不免使人心存芥蒂。人们可能会想：这是不是调虎离山之计？加以“刘志丹率领刚由地方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八军东征，兵力不强，而且远离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孤军作战，伤亡惨重，自然会被怀疑是“有意为之”。人们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借刀杀人之计？更何况无巧不巧地，这次红军东征，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有刘志丹左右手之称的杨森、杨琪，竟也在刘志丹牺牲前后不久分别战死沙场。杨琪曾是西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后调任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团长；红军东征时奉命率部挺进绥德，在绥德遭遇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堵截，3月9日，即刘志丹牺牲前一个月，在一次战斗中同二十八军特派员裴周玉一起指挥作战，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杨森曾是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后调任红三十军参谋长；1936年5月间，刘志丹牺牲后不到一个月，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途中，红三十军担任后卫，杨森率两个连在三交镇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

再回过头来看刘志丹。他果真胸无芥蒂？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不是这样看问题的。试想，刘志丹若不认为自己仍是不被信任、实际上形同内控使用的“嫌犯”，他还需要用死来“洗刷自己”吗？由此看来，对刘志丹这样“意外的、非正常的伤亡”，有人怀疑不是战死，而是政治谋杀，就算匪夷所思吧，也应该说是空穴来风，理有固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一切皆在是与不是之间；是耶非耶，扑朔迷离，真假莫辨，岂不费人猜详？

由此可见，若要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固然要不得，学究式的推论演绎也不管用，只有仰仗科学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只要拿出无可辩驳的真凭实据来，种种“对其死因置疑”的讹传又何愁不会涣然冰释？于是，追寻刘志丹阵亡牺牲的详情细节，便成了揭示刘志丹死亡真相、廓清历史疑案的当务之急。《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作者就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向人们推介“亲历战场目睹刘志丹牺牲经过的特派员和警卫员的回忆”，认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是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八军）一团向敌人准备进攻时，左胸中晋军机枪子弹而牺牲的”，“其他种种猜测都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

如果只看《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中经转引者爬梳剔抉后摘出的部分内容，自然会认可文章作者的结论，相信当时“刘志丹将军的警卫员谢文祥和红二十八军政治特派员裴周玉都在将军身边，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可是一查裴周玉、谢文祥原文，发现不对了。人们充其量只能肯定此二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其主体脉络基本一致。但在有些重要关节点上，两人所说的却又完全对不上茬口。原以为足可借以完全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的两份第一手材料，竟也疑点重重，显然为该文作者始料所未及。

《刘志丹牺牲之谜》一再引证的裴周玉、谢文祥二人的回忆文章，作者注明分别见于1980年4月1日《陕西日报》和1981年第2期《革命英烈》；裴文题为《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谢文题为《在给刘志丹当警卫员的日子里》。裴周玉的文章和谢文祥的口述回忆，确实都“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问题是这“当时的情景”竟迥然有异：裴周玉说刘志丹牺牲的地点是二十八军一团“阵地的最前沿”，是个“长不到一百米、宽不到三十米的光秃秃的小山头”；从上下文看，刘志丹一行来到时这里似乎没有旁人。所以裴周玉才会说：当同去的通讯员和参谋人员分别受领任务离去之后，小山头上就“只剩下刘军长、警卫员和我三个人”。裴周玉文章中几次提到警卫员，却从未指名道姓。谢文祥的回忆则通篇不见特派员的踪影，更无一处出现裴周玉的名字。好在裴周玉这里给出的只是一加一等二、一加二等三这样简单的算术题，他和谢文祥又同样用白纸黑字证明自己当时“都在将军身边，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那么裴周玉回忆文章中这个刘志丹警卫员自然非谢文祥莫属。而谢文祥却告诉我们，当年刘志丹牺牲的地点是一团二连的阵地。他说，当刘志丹一行来到时，“我二连指战员经过半天的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上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虽然已无从得知这“不到一个班的战士”的准确数字，却也不难断定是不会只剩下个把人的。谢文祥还说，因为“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请求刘志丹赶快转移。刘志丹就是不听，反而命令他：“接过战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谢文祥还记得，遵照刘志丹的指令，光他自个儿就“打倒了三个敌人”。谢文祥一边向敌人瞄准射击，一边也还不忘自己作为警卫员的本分，一见“敌人突然用多挺机枪向我们扫射”，就“赶忙把志丹往下拉”，只因刘志丹“没来得及爬（趴）下去”，才不幸而被击中。既然前沿阵地上那个班的战士能够同刘志丹的贴身警卫一起，多次异口同声吁请刘志丹迅速转移，一定就在离刘志丹不远处坚持战斗。而这个警卫员既能同战士们并肩作战，又还紧挨着刘志丹，依然是他的贴身警卫。这和裴周玉说的，当时刘志丹身边除他和警卫员外再没有别人了，又怎能对得上口径呢？此其一。

其二，裴周玉具体描述刘志丹怎样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后，说是只见“刘军长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心里猛地一震……急着喊到（道）：‘警卫员，快去叫医生。’” 裴周玉说，医生还没叫来，刘志丹就已经停止呼吸。也就是说，从刘志丹中弹负伤至停止呼吸、至医生赶到之前，刘志丹身边就只剩下他裴周玉一个人。这样一来，临终前刘志丹从昏迷中醒过来、断断续续向他交代的几句话，当然就只有他一个人亲耳聆听了。而谢文祥却不记得有谁派他去叫医生，说是刘志丹中弹负伤直至不幸牺牲，是他始终守候身旁。他似乎不为无意地，一上来就引用刘志丹的原话，接着说道：“这是……刘志丹同志牺牲前断断续续讲的话。四十五年过去了，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他正是以此作为开场白，引出自己对刘志丹的深情回忆的。这里，四十五年来一直回响在谢文祥耳边的，只能是刘志丹的声音，不会是别的什么人的声音。谢文祥若被派去叫医生，他能听得见刘志丹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吗？

两个同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同样亲见刘志丹中弹牺牲经过、亲闻刘志丹临终嘱咐，可是你信了这个说的，就无法相信另一个说的完全符合事实。两篇分开来看看不出问题，合在一起就露出无法弥缝的破绽来。把这样两篇文章一起推荐给读者，作为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的主要事实依据，岂不像韩非寓言中那个既卖矛、又卖盾的楚人，或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

也许出乎裴周玉、谢文祥之所料吧，当年裴周玉的警卫员刘有明，也有与此相关的回忆文章刊行于世。而裴谢二人、特别是特派员裴周玉关于刘志丹牺牲经过的叙说，从刘有明那里所得到的，竟然是否证多于佐证！

据刘有明回忆，刘志丹牺牲当天，是带两个警卫员去前沿阵地的，一个正是谢文祥，另一个小名美娃。刘志丹牺牲经过，刘有明非亲历亲见，所有情形都是将刘志丹遗体从前沿阵地抬回二十八军军部院时，刘志丹警卫员美娃哭着跟他说的。美娃说：“军长从军部出去，走到村西面土墕的那个小庙前，站在庙旁石碑后面，拿起望远镜观察三交镇方面的敌情。这时敌人的机枪向我阵地扫射，不幸一颗子弹打进军长的左胸部，他当即一个趔趄，我哇地惊呼了一声，急忙上前把军长扶住，赶快让谢文祥回军部叫医生。停了一会儿，军长神志有点清醒了，睁开眼，低声地跟我说：‘转告政委，打开……打过河。’我着急地想多问军长几句，但已听不见军长的声音了。当政委和医生来到时，军长已完全停止了呼吸。”裴周玉、谢文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忆，主体脉络与美娃所说的也基本一致，三者可以互相印证。但美娃竟也像谢文祥似的，只字未提特派员裴周玉。更重要的是裴周玉回忆中凡属于他自己的、关键性的言语动作，在当年裴周玉贴身警卫刘有明的笔下，居然都划归到美娃的名下，都在美娃那里归档了——打发谢文祥去叫医生的是美娃；刘志丹临终前断断续续几句遗言也是说给美娃听的。按他这种说法，裴周玉也好，谢文祥也罢，当时都不在刘志丹身边，根本不可能直接听到刘志丹说了什么和怎样说的。

刘有明这篇文章是以红军东征历史见证人身份，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也是为纪念刘志丹而作。因为他是裴周玉的警卫员，文中有几处提到他负责警卫的首长裴周玉，自在情理之中。但写刘志丹之死，以及夺去刘志丹生命的三交镇战斗，是全文的重点。奇怪得很，偏偏在这部分内容中，他竟也像刘志丹警卫员谢文祥和美娃一样，只字不提裴周玉。从字里行间倒是看得出，自刘志丹离开军部去前沿阵地，至他的遗体从前沿阵地抬回到军部院这段时间，刘有明自己好像始终没有离开过军部。而他又丝毫没有透露他所负责警卫的首长裴周玉此时的行踪。他的回忆只不过端出当年刘志丹另一个警卫员的话来，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刘志丹中弹负伤时谢文祥的确在场，而刘志丹负伤后至停止呼吸这段时间里，谢文祥被美娃打发去军部叫医生去了，根本不在刘志丹身边。至于裴周玉，在刘有明的笔下，即使刘志丹遗体被抬回军部院以后，也始终没有出现过。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裴周玉究竟在哪里，他又在干什么呢？

以上三篇文章纵然已是言人人殊，令人莫衷一是，说它们主体脉络基本一致，原就有点勉强了；但是，仅就刘志丹确系“牺牲在晋军的枪下”、并非“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这一点而言，毕竟毫无二致。殊不知就在国内公开和正式的出版物中，也还有与上述回忆大相径庭、却同样出自当年老红军之口的文字记载。仅笔者见闻所及，就有生前分属沈阳军区和甘肃省军区的刘贵叶和李生有的两篇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中都只字不提特派员、不提裴周玉。同时也只字不提谢文祥和美娃。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刘贵叶的回忆同李生有的回忆毫无共通之处，你若相信刘贵叶说的，就没法再信李生有，反之亦然；但你无论相信其中哪一个讲的才是真情实况，那么，裴周玉也罢，谢文祥也罢，刘有明也罢，美娃也罢，他们每个人所有关于刘志丹阵亡牺牲的言说与书写，便理应一律推翻……

刘贵叶在别处说过，他早在1934年春就被组织分配去给刘志丹当警卫员了；他父亲告诉他，论辈分，他还应该管刘志丹叫“大老爷”。也就是说，刘志丹是刘贵叶的远房叔叔。按刘贵叶的说法，刘志丹是在敌人疯狂反扑、我军战斗失利、伤亡惨重、阵地失守情况下被打死在战场上一个土坑里的。其时刘贵叶正好被派往一团指挥所传达刘志丹的命令，不在现场；回来后找到刘志丹原来观察敌情的地点时，枪声已经平息，战场上除了一具具尸体外看不到一个活人。刘贵叶离开刘志丹时，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刘志丹在一起。后来小王也找回原地，腿部已经负伤，说敌人反扑，把他和刘志丹冲散了；刘志丹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幸亏小王后来忽然想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里开枪；两人找到那个土坑，发现刘志丹的遗体。是他和小王一起用绑腿将遗体从土坑里吊了上来，轮流着背到黄河边。没有渡船，好容易从一个石缝里找来一副可做筏子用的羊皮“烘筒”，两人趴在“烘筒”上拖着刘志丹遗体渡过黄河。因为地处白区，怕被敌人发现，他们昼伏夜行，挨饿受冻；小王还拖着一条伤痛的腿，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过了黄河继续走十几里才进入陕北老区。然后在老区人民和农会组织帮助下，用一只羊皮袋装着刘志丹的遗体，借了一头老乡下地干活用的毛驴驮着它，运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离瓦窑堡还有90里路的一个地方，刘贵叶和小王再也坚持不住，都病倒了，住进兵站医院；刘志丹遗体也已经逐渐腐变，便由当地政府接转送达目的地。而小王则因伤口恶化，死在医院里。

同刘贵叶说的恰恰相反，李生有回忆说，刘志丹是在三交镇战斗即将胜利结束，“天也麻麻黑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需要隐蔽”之时，“突然，一般（发）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伤势十分严重”。但并未立即夺走刘志丹的生命。他是第二天上午于行军途中死在担架上的。刘贵叶回忆中因提及小王记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里开枪，这才找到刘志丹的尸体，据此固然可以推断刘志丹是被敌人乱枪打死的；但也仅止于可以推断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却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而李生有说的“罪恶的子弹”“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就更容易引发种种揣测和猜想了。尤其是李生有还特别指出，是刘志丹中弹后“栽倒在地”了，大家才“吃了一惊，急忙去搀扶他”；又是到了医生给刘志丹包扎伤口时，“借着手电筒的亮光，这才发现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的。人们可能会想：这不明明在暗示有人开黑枪么？

李生有也是警卫员，但他不属于红二十八军。他自己说是“红二十五军卫生部院长”钱信忠的警卫员。实际上红军东征时早已不存在红二十五军的建制，钱信忠时任红十五军团卫生部部长。红二十五军初到陕北时，刘志丹亲自创建、亲自指挥的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接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委，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但为时不久，刘志丹和其他原西北红军将领均被排除出红十五军团，锒铛入狱，险遭不测。虽然后来又都获释平反，却从此永远脱离十五军团。红军东征时，红十五军团则已编入原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建制，属于东征红军主力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像谢文祥、刘贵叶一样，李生有也是陕北红军战士，成为来自鄂豫皖苏区的首长钱信忠的警卫员，应是西北红军与二十五军合编之后的事情。他对这段历史无疑是熟悉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当年这样的“合编”，不如说是“兼并”更切合实际。也许正因为了然于心并耿耿于怀，李生有数十年后才会有意无意地误将红十五军团仍然叫做红二十五军的吧？

扩编改制后的红十五军团，固不妨假设它仍是红二十五军；但历史毕竟没有假设，也是不能假设的。李生有说是在“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刘志丹和徐海东分别率二十八军和二十五军来到黄河东岸的三交镇一带，准备西渡黄河”，似与史实不符。他又说，“三交镇……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阻击我们，部队无法渡河。于是刘志丹命令部队攻占三交镇。军部设在山头上。”纵使语焉不详，意思还是清楚明白的，即：刘志丹所部红二十八军与徐海东所部红十五军团同时到达三交镇一带黄河东岸，准备西渡黄河。联系上下文，应该是二十八军军部和十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同一座山头上。据他说，“战士们……在天黑时攻入三交镇，把残敌压缩在城外的一条小沟里，战斗快要结束了”。当时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等首长们齐集山头，一边观战，一边兴致勃勃谈论着，气氛相当活跃。因为李生有负责警卫的首长钱信忠当时也在场，他就站在钱信忠身边，并有闲情“默默地数着山下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照他这种说法，应当有多人、而且是多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都曾经“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都可以说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李生有还说，刘志丹负伤后不一会儿，战斗即告胜利结束，“我们占领了黄河渡口，趁着夜幕开始渡河。首长们陪着刘志丹乘着头一条木船，登上了黄河西岸”。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当年裴周玉警卫员刘有明的回忆却与之大相径庭。刘有明也讲到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之事。但据他回忆，是在四月初（而不是四月中旬）红二十八军继续南下，在山西临县白文镇一带（而不是中阳县三交镇附近），和红十五军团会师了。他写道：“我记得刘军长、宋政委、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等部队首长们在这里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会。”但会师后不两天，估计也就是部队首长们的会议甫一结束吧，红二十八军就接到军委急电，从白文镇附近出发，绕道山间小路，奔赴中阳县三交镇。经旬日长途行军，来到与三交镇只有一沟之隔的党家寨驻扎，便立即准备攻打三交镇。从刘有明的回忆，我们看不出白文镇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的去向，也没有在三交镇附近红十五军团与红二十八军再一次会师这一说。而且据刘有明回忆，直至刘志丹牺牲后，三交镇也始终没有攻下。刘志丹遗体不是从三交镇，而是从与三交镇毗邻的冀家垣运走。他这样写道：“当军长遗体从党家寨往冀家垣转送时，我从我的马背上扯下油布，轻轻地盖在军长的身上。我看着军长的遗体又是一阵心酸，泪水不停地往外涌，心里默默地念着：刘军长，刘军长，你和我们陕北人民心连心，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时近黄昏，军长的遗体又从冀家垣抬下来，天黑后运过了黄河。”而红二十八军大队人马则是从党家寨撤至冀家垣、又从冀家垣再撤至永和县于家嘴这地方才西渡黄河，返回陕北的。

刘有明的回忆如此真切，照理当不至于有误吧？问题是李生有有些回忆也一样十分真切。如他说我军胜利结束三交镇战斗、夺得黄河渡口，身负重伤的刘志丹在众首长陪护下乘第一条木船登上黄河西岸后的情形，就记叙得真真切切：“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组成担架队，轮流抬着刘志丹，星夜赶往陕北。首长们也跟在担架后边，不时分咐医生，检查他的伤势，防止发生意外。”次日上午，刘志丹终于因枪伤不治身亡，又是“四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刘志丹的遗体，继续走在部队的前头。此情此景，数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李生有回忆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刘志丹牺牲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声惊雷，一下子把大家震懵了。部队停止了前进，战士们摘下了帽子木然地呆立着。突然有人“哇”地一声哭了，战士们这才醒悟过来，失声痛哭，有的战士瘫坐在地下，用手捶打着大地大声哭着，有的顿足长号，哭声震撼着山谷。不知谁喊了声：“我们捐钱安葬老刘”！一句话提醒了大家，队伍里凡是陕北红军战士，都边哭边掏出五分钱，捐献给组织，作为安葬刘志丹的费用。那悲痛慷慨激昂的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像谢文祥、刘贵叶和李生有一样，刘有明也是陕北人。估计原本也是西北红军的战士，1935年红二十五军和红一方面军先后北上，西北根据地红军频繁重组整编以后，才开始担任来自中央苏区的湖南籍首长裴周玉的警卫员。尽管刘有明的回忆与李生有的回忆大相径庭，而且比较而言似更接近史实；但他们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对刘志丹所特有的那种休戚与共、骨肉相连的无限深情，却又一模一样。这是阶级情谊，也是乡党亲情。李生有说“队伍里凡是陕北红军战士，都边哭边掏出五分钱，捐献给组织作为安葬刘志丹的费用”；刘有明说“当军长遗体从党家寨往冀家垣转送时，我从我的马背上扯下油布，轻轻地盖在军长的身上”。当年陕北红军战士们这样的举动，其惨烈之情我们今天似乎不大能理会了；甚或不免于援情质理，怀疑何至于需要战士们每人掏五分钱捐给“组织”来安葬刘志丹？何至于需要一名普通战士从自己马背上扯下油布来覆盖刘志丹的遗体？但他们对于作为地区革命领袖的刘志丹拳拳服膺之甚意，数十年后却依然感人至深。至于两人何以对同一事件的记叙竟有天壤之别，就又像谜一样费人寻猜。但有必要指出，李生有这篇回忆文章刊出时，除有口述整理者署名外，又郑重其事地标明由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供稿。这就不是一般所谓“文责自负”者所可比拟的了。不仅此也。据所知，李生有发表他这篇口述回忆时，他儿子李茂林是个已过不惑之年、各方面均已成熟了的军旅作家。而且是对红军故事情有独钟、专门从事党史、军史题材政论文学创作的专职作家。很难想象李茂林会不知道自己父亲有对刘志丹牺牲经过的口述回忆已然见诸书刊，公开发行，会不去关注其中有无不实之词与不妥之处。更何况事隔二三十年，李茂林于2006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讲到自己已故的父亲李生有，还强调指出：“最让父亲难忘的是，刘志丹牺牲后，他和另外三名战士抬着刘志丹的遗体蹚过黄河，回到子长县（按：即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父亲说，为了安排好刘志丹的后事，战士们自发每人捐了5分钱。”这两个细节恰恰又是李生有口述回忆中最最引人注目之处，足令读者灵魂为之震颤。核对原文，李生有倒没有说他自己也就是当年轮流抬着刘志丹过黄河、回陕北的“四位年轻力壮的战士”之一，李茂林这样说也许另有所本亦未可知。

像对裴周玉一样，我们对谢文祥、刘有明、刘贵叶、李生有这几位红军老战士，也无不深怀敬意。但是，除非相信一个人可以死过不止一次，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几位同样堪称为刘志丹牺牲事件“历史见证人”的革命老前辈彼此互相抵牾冲突的言说与书写？一般读者自不免迷惘，困惑；却也不会轻易揣测其中有人是在信口开河、胡骗乱造吧？再者说，他们都必是经过严格身份认证、名副其实、不容置疑的革命老战士，不以卖文为生，更不会是职业骗子，他们又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是之谓谜中之谜欤？

不过，裴周玉将军倒是曾经不指名地指控刘贵叶编造谎言。他说：“沈阳部队有一个冒称刘志丹警卫员的人，写了一篇自称他一人抢救刘志丹尸体，用两张羊皮作渡船，载着刘志丹的尸体渡过黄河送到陕北的故事，也经我的材料澄清了事实，揭穿了谎言。”裴周玉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番话的。寥寥数语，究竟如何“澄清了事实”，又如何“揭穿了谎言”，仍不知其详。

经查，可知刘贵叶已于1986年去世，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营房部处长，副师级。他回忆自己护送刘志丹遗体回陕北的文章，有两个版本：初刊本印行于1982年，比裴周玉刊载于《陕西日报》的那篇回忆文章晚出两年；重刊本印行于2007年，在他辞世20年之后，也比1996年出版的《裴周玉回忆录》晚出11年。刘贵叶生前是否见过裴周玉的文章，以及是否知道裴周玉指控他编造谎言，尚且无从得知；更无从了解裴周玉是否曾经凭借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对刘贵叶本人、甚或对刘贵叶口述回忆的整理者和编辑人员，采取过什么组织措施。但仅从刘贵叶口述回忆于25年后居然又在党史杂志重新刊载这一事实本身，却也不难推测裴周玉的指控大概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作用。而这件事无形中自会把裴周玉推向前台，成为人们聚焦的热点。

过去长时间里裴周玉将军不仅被公认为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历史见证人，而且可以说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权威发言人或官方代言人。这不仅因为他的地位远比后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当年那些个警卫员们显赫，而且因为惟有他对刘志丹牺牲前前后后的详细记事，为当年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将军所认可。所以经常被人引用。也经常被重复刊发。《裴周玉回忆录》中说的“我的材料”，据称是一篇题为《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的文章。我们没有找到这样一篇文章。好在他又说：“此文在《陕西日报》和党史杂志以及《红旗飘飘》发表后，不仅得到了好评，而且还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　　这是由一篇题为《刘志丹牺牲之谜》的文章[1]引出来的话题。

何谓谜？曰：费人猜详者也。具体说来，凡使人无法确定的事物，凡让人心中起疑的事情，就被认为像谜一样费人寻猜。据称，自刘志丹牺牲以来数十年间，“在社会上一直有人对其死因置疑”，说刘志丹“不是牺牲在晋军的枪下，而是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该文作者意在释疑解惑，认为“有必要给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他没有对此类传言大加挞伐，不是简单粗暴地斥为无稽之谈，而是结合前前后后中共党内斗争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实事求是，条分缕析，坦承刘志丹之死确有若干“疑点”；之所以讹传不止，实乃事出有因，不可不察。

既有流言，就会不胫而走。与其遮遮掩掩，秘而不露，或一味封杀，不如端到明处来，让大家都知道，吸纳更多的人参与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去伪存真，实大有利于早日驱散迷雾，终将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这自是明智之举。

其实中共领袖们原也并不讳言刘志丹死的蹊跷。1942年毛泽东曾为刘志丹烈士墓园题词，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毛泽东“这句话引起人们的猜想”，有人解读为不应发生的事情，解读为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视为“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倒应该说恰在情理之中。所以至今仍有人不无遗憾地说：“到底是什么‘意外’，细节已无从了解。”[2]追究战争中不应有的、“意外的、不正常的伤亡”的“细节”，并非多余。有接近周恩来的老同志回忆，周恩来曾经对他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了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会牺牲。”[3]周恩来这样说多半也是出于猜想；但又必定有根有据。有根有据的猜测、想象，就不是什么“不必要的猜想”了。

周恩来说的“这次肃反运动”，是指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苏区留守的红二十五军败走西北后，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4]的错误的肃反运动。实际上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借机向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红军、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者们施压，夺权。他们纯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把刘志丹等人当作地头蛇，视如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幸好时隔不久，中央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于同年10月中旬胜利抵达陕北。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沉谋重虑，当机立断，坚决叫停，刘志丹等人才幸免一死。

《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的作者长期致力于西北根据地历史与刘志丹个案的研究，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业人士。他不仅道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刘志丹等人一度备受排挤打击、诬陷迫害、九死一生的罹难详情；同时还披露更多史实，说明刘志丹等人虽在“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声中平反冤狱，却不像一班天真善良的人们想当然的那样，从此时来运转，万事大吉。事实上刘志丹等人纵然幸免一死，全部获释，也“仍留有右倾错误的尾巴”，“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尤其令人难于接受的是：“刘志丹出狱后不仅没有官复原职，反而让离开亲自创建的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到刚将几个县的地方游击队组建成的红二十八军任军长”。刘志丹以下杨森、杨琪、刘景范、张达志、高岗等等原西北红军将领，也无一例外，纷纷调离原职，一概降级使用。对刘志丹等人待遇如此不公，自不免使人心存芥蒂。人们可能会想：这是不是调虎离山之计？加以“刘志丹率领刚由地方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八军东征，兵力不强，而且远离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孤军作战，伤亡惨重，自然会被怀疑是“有意为之”。人们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借刀杀人之计？更何况无巧不巧地，这次红军东征，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有刘志丹左右手之称的杨森、杨琪，竟也在刘志丹牺牲前后不久分别战死沙场。杨琪曾是西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后调任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团长；红军东征时奉命率部挺进绥德，在绥德遭遇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堵截，3月9日，即刘志丹牺牲前一个月，在一次战斗中同二十八军特派员裴周玉一起指挥作战[5]，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杨森曾是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后调任红三十军参谋长；1936年5月间，刘志丹牺牲后不到一个月，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途中，红三十军担任后卫，杨森率两个连在三交镇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

再回过头来看刘志丹。他果真胸无芥蒂？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不是这样看问题的。试想，刘志丹若不认为自己仍是不被信任、实际上形同内控使用的“嫌犯”，他还需要用死来“洗刷自己”吗？由此看来，对刘志丹这样“意外的、非正常的伤亡”，有人怀疑不是战死，而是政治谋杀，就算匪夷所思吧，也应该说是空穴来风，理有固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一切皆在是与不是之间；是耶非耶，扑朔迷离，真假莫辨，岂不费人猜详？

由此可见，若要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固然要不得，学究式的推论演绎也不管用，只有仰仗科学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只要拿出无可辩驳的真凭实据来，种种“对其死因置疑”的讹传又何愁不会涣然冰释？于是，追寻刘志丹阵亡牺牲的详情细节，便成了揭示刘志丹死亡真相、廓清历史疑案的当务之急。《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作者就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向人们推介“亲历战场目睹刘志丹牺牲经过的特派员和警卫员的回忆”，认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是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八军）一团向敌人准备进攻时，左胸中晋军机枪子弹而牺牲的”，“其他种种猜测都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

如果只看《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中经转引者爬梳剔抉后摘出的部分内容，自然会认可文章作者的结论，相信当时“刘志丹将军的警卫员谢文祥和红二十八军政治特派员裴周玉都在将军身边，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可是一查裴周玉、谢文祥原文，发现不对了。人们充其量只能肯定此二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其主体脉络基本一致。但在有些重要关节点上，两人所说的却又完全对不上茬口。原以为足可借以完全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的两份第一手材料，竟也疑点重重，显然为该文作者始料所未及。

《刘志丹牺牲之谜》一再引证的裴周玉、谢文祥二人的回忆文章，作者注明分别见于1980年4月1日《陕西日报》和1981年第2期《革命英烈》；裴文题为《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谢文题为《在给刘志丹当警卫员的日子里》。裴周玉的文章和谢文祥的口述回忆，确实都“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问题是这“当时的情景”竟迥然有异：裴周玉说刘志丹牺牲的地点是二十八军一团“阵地的最前沿”，是个“长不到一百米、宽不到三十米的光秃秃的小山头”；从上下文看，刘志丹一行来到时这里似乎没有旁人。所以裴周玉才会说：当同去的通讯员和参谋人员分别受领任务离去之后，小山头上就“只剩下刘军长、警卫员和我三个人”。裴周玉文章中几次提到警卫员，却从未指名道姓。谢文祥的回忆则通篇不见特派员的踪影，更无一处出现裴周玉的名字。好在裴周玉这里给出的只是一加一等二、一加二等三这样简单的算术题，他和谢文祥又同样用白纸黑字证明自己当时“都在将军身边，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那么裴周玉回忆文章中这个刘志丹警卫员自然非谢文祥莫属。而谢文祥却告诉我们，当年刘志丹牺牲的地点是一团二连的阵地。他说，当刘志丹一行来到时，“我二连指战员经过半天的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上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虽然已无从得知这“不到一个班的战士”的准确数字，却也不难断定是不会只剩下个把人的。谢文祥还说，因为“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请求刘志丹赶快转移。刘志丹就是不听，反而命令他：“接过战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谢文祥还记得，遵照刘志丹的指令，光他自个儿就“打倒了三个敌人”。谢文祥一边向敌人瞄准射击，一边也还不忘自己作为警卫员的本分，一见“敌人突然用多挺机枪向我们扫射”，就“赶忙把志丹往下拉”，只因刘志丹“没来得及爬（趴）下去”，才不幸而被击中。既然前沿阵地上那个班的战士能够同刘志丹的贴身警卫一起，多次异口同声吁请刘志丹迅速转移，一定就在离刘志丹不远处坚持战斗。而这个警卫员既能同战士们并肩作战，又还紧挨着刘志丹，依然是他的贴身警卫。这和裴周玉说的，当时刘志丹身边除他和警卫员外再没有别人了，又怎能对得上口径呢？此其一。

其二，裴周玉具体描述刘志丹怎样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后，说是只见“刘军长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心里猛地一震……急着喊到（道）：‘警卫员，快去叫医生。’” 裴周玉说，医生还没叫来，刘志丹就已经停止呼吸。也就是说，从刘志丹中弹负伤至停止呼吸、至医生赶到之前，刘志丹身边就只剩下他裴周玉一个人。这样一来，临终前刘志丹从昏迷中醒过来、断断续续向他交代的几句话，当然就只有他一个人亲耳聆听了。而谢文祥却不记得有谁派他去叫医生，说是刘志丹中弹负伤直至不幸牺牲，是他始终守候身旁。他似乎不为无意地，一上来就引用刘志丹的原话，接着说道：“这是……刘志丹同志牺牲前断断续续讲的话。四十五年过去了，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他正是以此作为开场白，引出自己对刘志丹的深情回忆的。这里，四十五年来一直回响在谢文祥耳边的，只能是刘志丹的声音，不会是别的什么人的声音。谢文祥若被派去叫医生，他能听得见刘志丹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吗？

两个同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同样亲见刘志丹中弹牺牲经过、亲闻刘志丹临终嘱咐，可是你信了这个说的，就无法相信另一个说的完全符合事实。两篇分开来看看不出问题，合在一起就露出无法弥缝的破绽来。把这样两篇文章一起推荐给读者，作为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的主要事实依据，岂不像韩非寓言中那个既卖矛、又卖盾的楚人，或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

也许出乎裴周玉、谢文祥之所料吧，当年裴周玉的警卫员刘有明，也有与此相关的回忆文章刊行于世。而裴谢二人、特别是特派员裴周玉关于刘志丹牺牲经过的叙说，从刘有明那里所得到的，竟然是否证多于佐证！

据刘有明回忆[6]，刘志丹牺牲当天，是带两个警卫员去前沿阵地的，一个正是谢文祥，另一个小名美娃。刘志丹牺牲经过，刘有明非亲历亲见，所有情形都是将刘志丹遗体从前沿阵地抬回二十八军军部院时，刘志丹警卫员美娃哭着跟他说的。美娃说：“军长从军部出去，走到村西面土墕的那个小庙前，站在庙旁石碑后面，拿起望远镜观察三交镇方面的敌情。这时敌人的机枪向我阵地扫射，不幸一颗子弹打进军长的左胸部，他当即一个趔趄，我哇地惊呼了一声，急忙上前把军长扶住，赶快让谢文祥回军部叫医生。停了一会儿，军长神志有点清醒了，睁开眼，低声地跟我说：‘转告政委，打开……打过河。’我着急地想多问军长几句，但已听不见军长的声音了。当政委和医生来到时，军长已完全停止了呼吸。”裴周玉、谢文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忆，主体脉络与美娃所说的也基本一致，三者可以互相印证。但美娃竟也像谢文祥似的，只字未提特派员裴周玉。更重要的是裴周玉回忆中凡属于他自己的、关键性的言语动作，在当年裴周玉贴身警卫刘有明的笔下，居然都划归到美娃的名下，都在美娃那里归档了——打发谢文祥去叫医生的是美娃；刘志丹临终前断断续续几句遗言也是说给美娃听的。按他这种说法，裴周玉也好，谢文祥也罢，当时都不在刘志丹身边，根本不可能直接听到刘志丹说了什么和怎样说的。

刘有明这篇文章是以红军东征历史见证人身份，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也是为纪念刘志丹而作。因为他是裴周玉的警卫员，文中有几处提到他负责警卫的首长裴周玉，自在情理之中。但写刘志丹之死，以及夺去刘志丹生命的三交镇战斗，是全文的重点。奇怪得很，偏偏在这部分内容中，他竟也像刘志丹警卫员谢文祥和美娃一样，只字不提裴周玉。从字里行间倒是看得出，自刘志丹离开军部去前沿阵地，至他的遗体从前沿阵地抬回到军部院这段时间，刘有明自己好像始终没有离开过军部。而他又丝毫没有透露他所负责警卫的首长裴周玉此时的行踪。他的回忆只不过端出当年刘志丹另一个警卫员的话来，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刘志丹中弹负伤时谢文祥的确在场，而刘志丹负伤后至停止呼吸这段时间里，谢文祥被美娃打发去军部叫医生去了，根本不在刘志丹身边。至于裴周玉，在刘有明的笔下，即使刘志丹遗体被抬回军部院以后，也始终没有出现过。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裴周玉究竟在哪里，他又在干什么呢？

以上三篇文章纵然已是言人人殊，令人莫衷一是，说它们主体脉络基本一致，原就有点勉强了；但是，仅就刘志丹确系“牺牲在晋军的枪下”、并非“背后中了自己人的暗算”这一点而言，毕竟毫无二致。殊不知就在国内公开和正式的出版物中，也还有与上述回忆大相径庭、却同样出自当年老红军之口的文字记载。仅笔者见闻所及，就有生前分属沈阳军区和甘肃省军区的刘贵叶和李生有的两篇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中都只字不提特派员、不提裴周玉。同时也只字不提谢文祥和美娃。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刘贵叶的回忆同李生有的回忆毫无共通之处，你若相信刘贵叶说的，就没法再信李生有，反之亦然；但你无论相信其中哪一个讲的才是真情实况，那么，裴周玉也罢，谢文祥也罢，刘有明也罢，美娃也罢，他们每个人所有关于刘志丹阵亡牺牲的言说与书写，便理应一律推翻……

刘贵叶在别处[7]说过，他早在1934年春就被组织分配去给刘志丹当警卫员了；他父亲告诉他，论辈分，他还应该管刘志丹叫“大老爷”。也就是说，刘志丹是刘贵叶的远房叔叔。按刘贵叶的说法[8]，刘志丹是在敌人疯狂反扑、我军战斗失利、伤亡惨重、阵地失守情况下被打死在战场上一个土坑里的。其时刘贵叶正好被派往一团指挥所传达刘志丹的命令，不在现场；回来后找到刘志丹原来观察敌情的地点时，枪声已经平息，战场上除了一具具尸体外看不到一个活人。刘贵叶离开刘志丹时，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刘志丹在一起。后来小王也找回原地，腿部已经负伤，说敌人反扑，把他和刘志丹冲散了；刘志丹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幸亏小王后来忽然想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里开枪；两人找到那个土坑，发现刘志丹的遗体。是他和小王一起用绑腿将遗体从土坑里吊了上来，轮流着背到黄河边。没有渡船，好容易从一个石缝里找来一副可做筏子用的羊皮“烘筒”，两人趴在“烘筒”上拖着刘志丹遗体渡过黄河。因为地处白区，怕被敌人发现，他们昼伏夜行，挨饿受冻；小王还拖着一条伤痛的腿，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过了黄河继续走十几里才进入陕北老区。然后在老区人民和农会组织帮助下，用一只羊皮袋装着刘志丹的遗体，借了一头老乡下地干活用的毛驴驮着它，运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离瓦窑堡还有90里路的一个地方，刘贵叶和小王再也坚持不住，都病倒了，住进兵站医院；刘志丹遗体也已经逐渐腐变，便由当地政府接转送达目的地。而小王则因伤口恶化，死在医院里。

同刘贵叶说的恰恰相反，李生有回忆[9]说，刘志丹是在三交镇战斗即将胜利结束，“天也麻麻黑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需要隐蔽”之时，“突然，一般（发）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伤势十分严重”。但并未立即夺走刘志丹的生命。他是第二天上午于行军途中死在担架上的。刘贵叶回忆中因提及小王记起敌人曾向一个土坑里开枪，这才找到刘志丹的尸体，据此固然可以推断刘志丹是被敌人乱枪打死的；但也仅止于可以推断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却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而李生有说的“罪恶的子弹”“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就更容易引发种种揣测和猜想了。尤其是李生有还特别指出，是刘志丹中弹后“栽倒在地”了，大家才“吃了一惊，急忙去搀扶他”；又是到了医生给刘志丹包扎伤口时，“借着手电筒的亮光，这才发现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的。人们可能会想：这不明明在暗示有人开黑枪么？

李生有也是警卫员，但他不属于红二十八军。他自己说是“红二十五军卫生部院长”钱信忠的警卫员。实际上红军东征时早已不存在红二十五军的建制，钱信忠时任红十五军团卫生部部长。红二十五军初到陕北时，刘志丹亲自创建、亲自指挥的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接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委，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但为时不久，刘志丹和其他原西北红军将领均被排除出红十五军团，锒铛入狱，险遭不测。虽然后来又都获释平反，却从此永远脱离十五军团。红军东征时，红十五军团则已编入原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建制，属于东征红军主力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像谢文祥、刘贵叶一样，李生有也是陕北红军战士，成为来自鄂豫皖苏区的首长钱信忠的警卫员，应是西北红军与二十五军合编之后的事情。他对这段历史无疑是熟悉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当年这样的“合编”，不如说是“兼并”更切合实际。也许正因为了然于心并耿耿于怀，李生有数十年后才会有意无意地误将红十五军团仍然叫做红二十五军的吧？

扩编改制后的红十五军团，固不妨假设它仍是红二十五军；但历史毕竟没有假设，也是不能假设的。李生有说是在“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刘志丹和徐海东分别率二十八军和二十五军来到黄河东岸的三交镇一带，准备西渡黄河”，似与史实不符。他又说，“三交镇……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阻击我们，部队无法渡河。于是刘志丹命令部队攻占三交镇。军部设在山头上。”纵使语焉不详，意思还是清楚明白的，即：刘志丹所部红二十八军与徐海东所部红十五军团同时到达三交镇一带黄河东岸，准备西渡黄河。联系上下文，应该是二十八军军部和十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同一座山头上。据他说，“战士们……在天黑时攻入三交镇，把残敌压缩在城外的一条小沟里，战斗快要结束了”。当时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等首长们齐集山头，一边观战，一边兴致勃勃谈论着，气氛相当活跃。因为李生有负责警卫的首长钱信忠当时也在场，他就站在钱信忠身边，并有闲情“默默地数着山下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照他这种说法，应当有多人、而且是多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都曾经“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都可以说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李生有还说，刘志丹负伤后不一会儿，战斗即告胜利结束，“我们占领了黄河渡口，趁着夜幕开始渡河。首长们陪着刘志丹乘着头一条木船，登上了黄河西岸”。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当年裴周玉警卫员刘有明的回忆却与之大相径庭。刘有明也讲到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之事。但据他回忆，是在四月初（而不是四月中旬）红二十八军继续南下，在山西临县白文镇一带（而不是中阳县三交镇附近），和红十五军团会师了。他写道：“我记得刘军长、宋政委、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等部队首长们在这里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会。”但会师后不两天，估计也就是部队首长们的会议甫一结束吧，红二十八军就接到军委急电，从白文镇附近出发，绕道山间小路，奔赴中阳县三交镇。经旬日长途行军，来到与三交镇只有一沟之隔的党家寨驻扎，便立即准备攻打三交镇。从刘有明的回忆，我们看不出白文镇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的去向，也没有在三交镇附近红十五军团与红二十八军再一次会师这一说。而且据刘有明回忆，直至刘志丹牺牲后，三交镇也始终没有攻下。刘志丹遗体不是从三交镇，而是从与三交镇毗邻的冀家垣运走。他这样写道：“当军长遗体从党家寨往冀家垣转送时，我从我的马背上扯下油布，轻轻地盖在军长的身上。我看着军长的遗体又是一阵心酸，泪水不停地往外涌，心里默默地念着：刘军长，刘军长，你和我们陕北人民心连心，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时近黄昏，军长的遗体又从冀家垣抬下来，天黑后运过了黄河。”而红二十八军大队人马则是从党家寨撤至冀家垣、又从冀家垣再撤至永和县于家嘴这地方才西渡黄河，返回陕北的。

刘有明的回忆如此真切，照理当不至于有误吧？问题是李生有有些回忆也一样十分真切。如他说我军胜利结束三交镇战斗、夺得黄河渡口，身负重伤的刘志丹在众首长陪护下乘第一条木船登上黄河西岸后的情形，就记叙得真真切切：“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组成担架队，轮流抬着刘志丹，星夜赶往陕北。首长们也跟在担架后边，不时分咐医生，检查他的伤势，防止发生意外。”次日上午，刘志丹终于因枪伤不治身亡，又是“四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刘志丹的遗体，继续走在部队的前头。此情此景，数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李生有回忆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刘志丹牺牲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声惊雷，一下子把大家震懵了。部队停止了前进，战士们摘下了帽子木然地呆立着。突然有人“哇”地一声哭了，战士们这才醒悟过来，失声痛哭，有的战士瘫坐在地下，用手捶打着大地大声哭着，有的顿足长号，哭声震撼着山谷。不知谁喊了声：“我们捐钱安葬老刘”！一句话提醒了大家，队伍里凡是陕北红军战士，都边哭边掏出五分钱，捐献给组织，作为安葬刘志丹的费用。那悲痛慷慨激昂的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像谢文祥、刘贵叶和李生有一样，刘有明也是陕北人。估计原本也是西北红军的战士，1935年红二十五军和红一方面军先后北上，西北根据地红军频繁重组整编以后，才开始担任来自中央苏区的湖南籍首长裴周玉的警卫员。尽管刘有明的回忆与李生有的回忆大相径庭，而且比较而言似更接近史实；但他们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对刘志丹所特有的那种休戚与共、骨肉相连的无限深情，却又一模一样。这是阶级情谊，也是乡党亲情。李生有说“队伍里凡是陕北红军战士，都边哭边掏出五分钱，捐献给组织作为安葬刘志丹的费用”；刘有明说“当军长遗体从党家寨往冀家垣转送时，我从我的马背上扯下油布，轻轻地盖在军长的身上”。当年陕北红军战士们这样的举动，其惨烈之情我们今天似乎不大能理会了；甚或不免于援情质理，怀疑何至于需要战士们每人掏五分钱捐给“组织”来安葬刘志丹？何至于需要一名普通战士从自己马背上扯下油布来覆盖刘志丹的遗体？但他们对于作为地区革命领袖的刘志丹拳拳服膺之甚意，数十年后却依然感人至深。至于两人何以对同一事件的记叙竟有天壤之别，就又像谜一样费人寻猜。但有必要指出，李生有这篇回忆文章刊出时，除有口述整理者署名外，又郑重其事地标明由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供稿。这就不是一般所谓“文责自负”者所可比拟的了。不仅此也。据所知，李生有发表他这篇口述回忆时，他儿子李茂林是个已过不惑之年、各方面均已成熟了的军旅作家。而且是对红军故事情有独钟、专门从事党史、军史题材政论文学创作的专职作家。很难想象李茂林会不知道自己父亲有对刘志丹牺牲经过的口述回忆已然见诸书刊，公开发行，会不去关注其中有无不实之词与不妥之处。更何况事隔二三十年，李茂林于2006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讲到自己已故的父亲李生有，还强调指出：“最让父亲难忘的是，刘志丹牺牲后，他和另外三名战士抬着刘志丹的遗体蹚过黄河，回到子长县（按：即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父亲说，为了安排好刘志丹的后事，战士们自发每人捐了5分钱。”这两个细节恰恰又是李生有口述回忆中最最引人注目之处，足令读者灵魂为之震颤。核对原文，李生有倒没有说他自己也就是当年轮流抬着刘志丹过黄河、回陕北的“四位年轻力壮的战士”之一，李茂林这样说也许另有所本亦未可知。

像对裴周玉一样，我们对谢文祥、刘有明、刘贵叶、李生有这几位红军老战士，也无不深怀敬意。但是，除非相信一个人可以死过不止一次，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几位同样堪称为刘志丹牺牲事件“历史见证人”的革命老前辈彼此互相抵牾冲突的言说与书写？一般读者自不免迷惘，困惑；却也不会轻易揣测其中有人是在信口开河、胡骗乱造吧？再者说，他们都必是经过严格身份认证、名副其实、不容置疑的革命老战士，不以卖文为生，更不会是职业骗子，他们又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是之谓谜中之谜欤？

不过，裴周玉将军倒是曾经不指名地指控刘贵叶编造谎言。他说：“沈阳部队有一个冒称刘志丹警卫员的人，写了一篇自称他一人抢救刘志丹尸体，用两张羊皮作渡船，载着刘志丹的尸体渡过黄河送到陕北的故事，也经我的材料澄清了事实，揭穿了谎言。”裴周玉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番话的。寥寥数语，究竟如何“澄清了事实”，又如何“揭穿了谎言”，仍不知其详。

经查，可知刘贵叶已于1986年去世，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营房部处长，副师级。他回忆自己护送刘志丹遗体回陕北的文章，有两个版本：初刊本印行于1982年，比裴周玉刊载于《陕西日报》的那篇回忆文章晚出两年；重刊本印行于2007年，在他辞世20年之后，也比1996年出版的《裴周玉回忆录》晚出11年。刘贵叶生前是否见过裴周玉的文章，以及是否知道裴周玉指控他编造谎言，尚且无从得知；更无从了解裴周玉是否曾经凭借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对刘贵叶本人、甚或对刘贵叶口述回忆的整理者和编辑人员，采取过什么组织措施。但仅从刘贵叶口述回忆于25年后居然又在党史杂志重新刊载这一事实本身，却也不难推测裴周玉的指控大概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作用。而这件事无形中自会把裴周玉推向前台，成为人们聚焦的热点。

过去长时间里裴周玉将军不仅被公认为刘志丹牺牲事件的历史见证人，而且可以说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权威发言人或官方代言人。这不仅因为他的地位远比后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当年那些个警卫员们显赫，而且因为惟有他对刘志丹牺牲前前后后的详细记事，为当年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将军所认可。所以经常被人引用。也经常被重复刊发。《裴周玉回忆录》中说的“我的材料”，据称是一篇题为《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的文章。我们没有找到这样一篇文章。好在他又说：“此文在《陕西日报》和党史杂志以及《红旗飘飘》发表后，不仅得到了好评，而且还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可见此文其实也就是1980年4月1日《陕西日报》刊载、亦即为《刘志丹牺牲之谜》作者所一再征引的《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一文。

“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像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恐怕是不好作为文章标题的。倒是有一篇署名裴周玉、题为《刘志丹同志牺牲纪实》的文章，标题同“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这句话颇为接近，却并非发表在“《陕西日报》和党史杂志以及《红旗飘飘》”，而是见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选的《革命史资料 8》一书。看来直接以《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为标题的文章大概是没有的。不过凡是以裴周玉名义发表回忆、纪念刘志丹烈士的文章，其实都可以统称为“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经查，这样的文章当首推《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这标题只须填上“回忆”二字就同1980年《陕西日报》那篇一模一样了）一文。它先是在陕西省文学月刊《延河》1959年第8期上刊出，后收入1961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一书。这大概也是国内公开和正式的出版物中叙及刘志丹阵亡三交镇详情细节的全部现有文字中最早的一篇。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裴周玉将军在各种刊物发表有关刘志丹的纪念性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即不下数十篇（次），其实无非《延河》这篇旧文的改头换面或原样翻版，从未有大的改动。相传刘志丹侄女刘索拉提供讯息，说1958年夏，宋任穷将军应她母亲李建彤的请求，曾在自己家里邀集当年红二十八军和一些地方游击队的部分干部进行座谈，以便李建彤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并核实一些材料，为她写作小说《刘志丹》作准备。这次由原二十八军政委邀集并主持的座谈会，原二十八军政治特派员是参加了的。在裴周玉一系列“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文章中，惟有《延河》发表的这篇，文末注明为“刘伍记”。估计正由于参加了那次在宋任穷家进行的座谈，获悉李建彤的写作计划后，裴周玉才动念请人捉刀代笔，赶在李建彤小说成书前刊出自己对于刘志丹的回忆的吧。李建彤无疑十分重视裴周玉的回忆。她被诬陷为“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那部小说只出过上半部，还没有写到刘志丹牺牲。文革后她又另起炉灶写出三卷本小说《刘志丹》，写到刘志丹牺牲时，显而易见确曾采用裴周玉“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文章所叙若干详情细节。但是，当写到刘志丹牺牲在民间所激起的强烈反应时，李建彤又曾借书中一个群众人物（一个老农民）之口哭诉道：“我们的老刘呀！你为啥去得这么早？老刘呀，老刘，我们陕北人的老刘！是哪个杂种打了你的黑枪？我们要和他拼！”并且“边哭边用斧头在树上乱砍”！似此，自然绝不可以闲笔视之。

裴周玉的回忆和宋任穷的回忆口径基本一致，但也不是完全严丝合缝。如，不仅裴周玉的回忆，就连谢文祥、刘有明的回忆，也都说在刘志丹中弹牺牲之后，宋政委就和军部医生一起赶到出事地点的。而宋任穷自己却不是这样说。他回忆道：“当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也就是说，刘志丹是在中弹负伤被抬回军部以后才停止呼吸，是宋政委无可奈何地亲眼看着他“溘然长逝”的。不过，《宋任穷回忆录》毕竟可资证明裴周玉“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据宋任穷回忆，事情是这样的：三交镇战斗进行到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志丹同志和我商量，让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和参谋等随志丹同志一起去”。当年负责将刘贵叶口述回忆整理成文的工作人员，估计是注意到《宋任穷回忆录》中这段文字的，所以在初刊本中原不过简单地交代：“刘志丹军长为了掌握战斗进展情况，他带着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我，不顾头上子弹呼啸，来到战斗前沿的山脚下。”到了重刊本中，特意加以补充修改，改成了这样一个长句：“为掌握前线战斗进展情况，和宋任穷政委商量后，刘志丹带领一名参谋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我——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冒着呼啸的子弹，从军部来到战斗进展不顺利的一团前沿阵地。”其中除了纯属技术性的文字修改外，大部分改笔是为了与《宋任穷回忆录》相呼应。特别是宋任穷说随同刘志丹去前沿阵地的人员中有“参谋等”，重刊本于此处添加“一名参谋”几字，以示认同。但就是偏偏不提在宋任穷回忆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则显然是一种无言的否定，其意自明。至于补充说明“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更显然是冲着裴周玉将军不指名地指控刘贵叶冒称刘志丹警卫员编造谎言而去的。再者，初刊本只有栾国康一人署名为刘贵叶口述回忆的整理者，重刊本中却改由栾国康、田惠二人联合署名。这是否意在表明：刘贵叶纵然已经不在人世，却也并非真就死无对证了！是否含有不止一人愿为死者代打笔墨官司的意思呢？逝者长已矣；本文涉及的几位当事人中，目前好像惟有裴周玉将军一人依然健在，据报道自称体格健朗，精神矍铄。那么，他将如何回应呢？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与领导者，无论生前身后，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在他陕北家乡，威望极高，享誉甚隆。从《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可知“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马都穿白戴孝，中阳县苏区一时白布为之一空”。明乎此，也就大可不必惊异于宋政委当年何以竟会因为“志丹同志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没有任何困难”而无比庆幸，何以竟会因为“红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志丹同志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而倍觉欣慰了。所遗憾的只是：

——留下了“刘志丹牺牲之谜”，如何是好？

——又引出来“刘志丹牺牲的谜中之谜”，如何是好？见此文其实也就是1980年4月1日《陕西日报》刊载、亦即为《刘志丹牺牲之谜》作者所一再征引的《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一文。

“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像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恐怕是不好作为文章标题的。倒是有一篇署名裴周玉、题为《刘志丹同志牺牲纪实》的文章，标题同“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这句话颇为接近，却并非发表在“《陕西日报》和党史杂志以及《红旗飘飘》”，而是见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选的《革命史资料 8》一书。看来直接以《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为标题的文章大概是没有的。不过凡是以裴周玉名义发表回忆、纪念刘志丹烈士的文章，其实都可以统称为“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经查，这样的文章当首推《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这标题只须填上“回忆”二字就同1980年《陕西日报》那篇一模一样了）一文。它先是在陕西省文学月刊《延河》1959年第8期上刊出，后收入1961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一书。这大概也是国内公开和正式的出版物中叙及刘志丹阵亡三交镇详情细节的全部现有文字中最早的一篇。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裴周玉将军在各种刊物发表有关刘志丹的纪念性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即不下数十篇（次），其实无非《延河》这篇旧文的改头换面或原样翻版，从未有大的改动。相传刘志丹侄女刘索拉提供讯息，说1958年夏，宋任穷将军应她母亲李建彤的请求，曾在自己家里邀集当年红二十八军和一些地方游击队的部分干部进行座谈，以便李建彤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并核实一些材料，为她写作小说《刘志丹》作准备。这次由原二十八军政委邀集并主持的座谈会，原二十八军政治特派员是参加了的。在裴周玉一系列“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文章中，惟有《延河》发表的这篇，文末注明为“刘伍记”。估计正由于参加了那次在宋任穷家进行的座谈，获悉李建彤的写作计划后，裴周玉才动念请人捉刀代笔，赶在李建彤小说成书前刊出自己对于刘志丹的回忆的吧。李建彤无疑十分重视裴周玉的回忆。她被诬陷为“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那部小说只出过上半部，还没有写到刘志丹牺牲。文革后她又另起炉灶写出三卷本小说《刘志丹》，写到刘志丹牺牲时，显而易见确曾采用裴周玉“刘志丹同志牺牲时的实记”文章所叙若干详情细节。但是，当写到刘志丹牺牲在民间所激起的强烈反应时，李建彤又曾借书中一个群众人物（一个老农民）之口哭诉道：“我们的老刘呀！你为啥去得这么早？老刘呀，老刘，我们陕北人的老刘！是哪个杂种打了你的黑枪？我们要和他拼！”并且“边哭边用斧头在树上乱砍”！似此，自然绝不可以闲笔视之。

裴周玉的回忆和宋任穷的回忆口径基本一致，但也不是完全严丝合缝。如，不仅裴周玉的回忆，就连谢文祥、刘有明的回忆，也都说在刘志丹中弹牺牲之后，宋政委就和军部医生一起赶到出事地点的。而宋任穷自己却不是这样说。他回忆道：“当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也就是说，刘志丹是在中弹负伤被抬回军部以后才停止呼吸，是宋政委无可奈何地亲眼看着他“溘然长逝”的。不过，《宋任穷回忆录》毕竟可资证明裴周玉“目睹了刘志丹中弹牺牲的前前后后，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见证人”。据宋任穷回忆，事情是这样的：三交镇战斗进行到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志丹同志和我商量，让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和参谋等随志丹同志一起去”。当年负责将刘贵叶口述回忆整理成文的工作人员，估计是注意到《宋任穷回忆录》中这段文字的，所以在初刊本中原不过简单地交代：“刘志丹军长为了掌握战斗进展情况，他带着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我，不顾头上子弹呼啸，来到战斗前沿的山脚下。”到了重刊本中，特意加以补充修改，改成了这样一个长句：“为掌握前线战斗进展情况，和宋任穷政委商量后，刘志丹带领一名参谋还有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我——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冒着呼啸的子弹，从军部来到战斗进展不顺利的一团前沿阵地。”其中除了纯属技术性的文字修改外，大部分改笔是为了与《宋任穷回忆录》相呼应。特别是宋任穷说随同刘志丹去前沿阵地的人员中有“参谋等”，重刊本于此处添加“一名参谋”几字，以示认同。但就是偏偏不提在宋任穷回忆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则显然是一种无言的否定，其意自明。至于补充说明“刘志丹是我的堂叔，我又是他的贴身警卫员，一直跟随着他”，更显然是冲着裴周玉将军不指名地指控刘贵叶冒称刘志丹警卫员编造谎言而去的。再者，初刊本只有栾国康一人署名为刘贵叶口述回忆的整理者，重刊本中却改由栾国康、田惠二人联合署名。这是否意在表明：刘贵叶纵然已经不在人世，却也并非真就死无对证了！是否含有不止一人愿为死者代打笔墨官司的意思呢？逝者长已矣；本文涉及的几位当事人中，目前好像惟有裴周玉将军一人依然健在，据报道自称体格健朗，精神矍铄。那么，他将如何回应呢？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与领导者，无论生前身后，在西北地区、特别是在他陕北家乡，威望极高，享誉甚隆。从《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可知“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马都穿白戴孝，中阳县苏区一时白布为之一空”。明乎此，也就大可不必惊异于宋政委当年何以竟会因为“志丹同志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没有任何困难”而无比庆幸，何以竟会因为“红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志丹同志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而倍觉欣慰了。所遗憾的只是：

——留下了“刘志丹牺牲之谜”，如何是好？

——又引出来“刘志丹牺牲的谜中之谜”，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