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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实很简单，肯定还是清朝会更强一些。因为在清朝时期，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虽然清朝对于工业革命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很足够，但后期成型的装备还是能碾压明朝的。例如清朝的北洋舰队，放在明朝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明朝拿出自己最强的海军也毫无还手之力。不管是工业实力还是科技天赋清朝都要远超明朝，不过硬件虽然清朝占了上风，但比起打仗的态度和战略上的部署清朝就要落得下风了。
清朝的武力，面对已经掌握了世界霸权的西方列强时，确实是不行，哪怕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也已经是全方位落后，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面的关键词——“列强”。
大航海时代后的“西方强权”已经纵横世界，败在其文明成果之下的老大帝国不胜枚举，无论是靠近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还是波斯、还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乃至于南亚次大陆北部的锡克王国，或是东欧、中亚草原上的一群蒙古、突厥后裔的汗国，在面对对方“分遣队”级别的远征军时，已经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这里面表现好一些的， 也不过就是低头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战术的那部分，比如土耳其和锡克、埃及，都曾经进行过相应的改革，但是对手一使劲儿，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照样扛不住。
而曾经“轻松”打败西方殖民者的大明朝，所面对的真的只是“殖民者”，比如让国姓爷郑成功父子都只能用“船海”战术、“人海”战术对付的荷兰人，其实只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公司军队。
事实上，早在大明朝还没有显露出“颓势”的时代，西班牙殖民者已经提出了“3万人征服大明”的计划：
1582年(大明万历十年)西班牙传教士阿隆索·桑切斯到达澳门。他认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重武力”，于是向西班牙国王建议，只需要派出“一万或一万二的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别国的士兵”加上“五六千日本兵和数量相等的菲律宾兵”就能轻松地将明朝之纳入版图。
事实上，在当时的大明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班牙，不但海上舰队无法争雄，在陆地上，也一样差距不小。
对于很多明粉津津乐道的领先世界的明朝火器，西班牙人的评价是：
很差劲，短的很，火药多而铁少，依我看来随便一块corselete(西式甲胄的胸甲部分)就能挡住，况且他们的枪法不精确。
至于骑兵，安达卢西亚马体高155厘米，而明军普遍使用的战马(蒙古马)的平均高度甚至不如宋军的河曲马(140厘米)，只有120-130厘米左右。
而明军普遍装备的锁子甲、札甲、布面甲、棉甲，比起西班牙骑士的板甲孰优孰劣，不用多说了吧?现实是，明末战争中，明军对八旗兵只是精心制作、保养甲片的鳞甲、札甲都办法不多，何况坚固程度远超后者的西方成熟板甲。
在步兵上，西班牙大方阵横行欧洲多年，无论单兵装备还是兵种组合，战斗力都远远胜过大明。
唯一能够阻止西班牙人进行这样一场远征的理由，可能就是16世纪悲剧的海运损失和后勤困难，1/3的长途海难比例以及十不存一的坏血病、传染病死亡率，让这样一场跨大洲远征沦为了空想。
现实是，明朝和清朝一样，早已经落后于当时世界军事科技的最高水平。
所谓强盛时期的明朝，无非就是明太祖、明成祖横扫漠北的时代，但是，如果从军事科学和军事组织来总结：
明初的卫所兵，实质上就是一群民兵水平的兵员;大部分使用长矛，小部分使用火门枪和弓箭的步兵;与一批使用蒙古游牧骑兵战法的汉人军事贵族或本身就是蒙古降人组成的骑兵;以及气密性极差的大号火门火铳(算不上炮，而是霰弹枪“喷子”)混编组成的战役单元。
这个水准，甚至不如明朝万历年间“戚家军”重组北边防御时整顿的南军。
事实上，在明成祖靖难之役中，一直作为战役尖刀的决定性力量是朵颜三卫和他自己部下的骑兵，8000-10000人左右，这些人大部分干脆就是蒙古人。面对这个规模的使用蒙古战法的骑兵突击，朱元璋身后留下的几十万内地卫所兵都沦为了“弱鸡”。
恰恰是类似的对手，和明朝的“九边精锐”纠缠了一百多年的蒙古诸部，可以作为对比的标杆。
因为真正让后金由一个明朝内部叛乱的地方小政权变成可以和明朝对峙的大政权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后金对东、西蒙古的征服。
曾经强横一时，嘉靖年间打到北京城下的土默特蒙古，直接被躲避后金大军的“林丹汗”鸠占鹊巢，而“林丹汗”统辖的察哈尔部，又被后金军队(此时还有1/3的旗丁无马)一路追打，惶惶如丧家之犬。
要知道，只是在1619年，林丹汗派遣使臣到努尔哈赤住地时，还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藐视地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人之王”(《皇清开国方略》卷7)。
而这位“四十万蒙古之主”的察哈尔部落，曾经让明末边军焦头烂额(不包括上述戚继光，当然，他和另一位名将李成梁的主要对手也是察哈尔部)，往往只能等他们破口抢掠够了，远远跟在后面“送客”。
当后金1626年(被羞辱7年后)开始对这位“四十万蒙古之主”开刀时，林丹汗也好，蒙古各部也好，快速地土崩瓦解，又过了10年，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也就是说，皇太极这个建州女真人，成了蒙古共主大汗。
这一系列的征伐和拉拢，都是在与大明朝辽西军团、东江军团、朝鲜等多方力量对峙，甚至保持军事优势的前提下进行的……直白地说，皇太极绑着一条胳膊、两条腿，就把“四十万蒙古”打服了。
有人或许会说，这时候蒙古各部处于分裂状态，所以给了后金可乘之机，那么，明成祖时代多次北征，蒙古各部就是处于统一状态吗?
真正的现实是，用明朝边军的传统步、骑兵战法武装起来的后金，由于经济形态的简单，反而具有远远超过明代前期边军的适应能力，在战斗力上，此时的后金应该远远优于几百年前明成祖麾下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数量更是他们的几倍之多。
就步兵而言，八旗能够打败基本职业化的“浙兵”和“白杆兵”，打败明朝初年的“民兵”问题并不大，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人数和伤亡的因素罢了。
然而，清朝的鼎盛可不是在开国之初的太祖、太宗时期，而是在康乾时代，这个时候，人数就完全不是问题了，当然，八旗兵的战斗力也大幅下降了。
但是，乾隆朝对准格尔汗国的万里远征胜利证明，面对一个幅员超过500万平方公里，且能够自铸火炮，拥有大量火枪，并有瑞典教官，俄罗斯支持的草原帝国，清朝仍能战而胜之。
对了，再补充一条最近读书看到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早在清朝顺治年间，北方各地的督抚就在嗷嗷叫着写折子诉苦，比如山东、河南、山西的绿营兵欠饷，甚至有欠半年、一年的，那话说的可怜啊，好像朝廷不发军饷，明天绿营兵就要兵变宰了他们似的。
而这些绿营兵的训练科目，干脆就是照搬的前明，传承达400多年。
即根据敌情、地形进行阵法转换，名号也是五花八门：
一字长蛇阵、一品荣封阵、三台阵、八面迎敌阵、梅花阵、彻马方城阵、双龙阵、两翼迎敌阵、雁门排列阵、追敌冲锋阵、三层奏凯阵、一字得胜阵等等。
其内容就是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批评明军的说法：
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路。
对于这几百年的优良传统，清朝大将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一年也曾痛骂：
向来绿营阵势，止系两仪、四象、方圆各式，此皆传自前朝，相沿旧样，平时校阅，虽属可观，临敌打仗，竟无实用。在各营演试之时，明知所习非所用，不免视同具文，饰观塞责。
到了晚清左宗棠的时代，照样看到的还是一样的东西：
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
综合到一起意味着什么呢?
清朝绿营来源本为明朝降兵，这些人在清朝稀里哗啦欠饷吃不上饭的情况下也没怎么造反，还用着前明的操法训练着，其中的一部分“精锐”还参与了清朝历代的东征西讨，还战功卓著……
也就是说，绿营在日后“外战”中的垃圾(比如鸦片战争中英军炮弹落下就全军溃散)，其实是一种同等条件，平行线式的垃圾，大清朝有的毛病，大明朝的边兵都有，而且，由于明朝的财政更差、供给更差，其表现只会比清朝更烂……
至于说两朝“鼎盛时期”碰撞的可能性，直白地解释下，明朝初年、中期面对的蒙古各部实力，也就是皇太极面对的蒙古各部的水平，不高不低，也没打出亡国灭族的战绩，而实力远远超过上述蒙古各部的准格尔汗国，却被乾隆在一万里外屠杀得近乎灭族，所谓鼎盛时期谁更强大，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更不用说，军事技术上至少有200年的武器代差，一支使用火门枪、轻型小火炮的14世纪水平的军队，要想将枪、炮分离，使用成熟火绳枪、18磅攻城重炮的18世纪前期水平的军队打败，需要上帝加持的恐怕不只是“逆天的勇气”，还要有火星撞地球般的运气吧。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历史不允许假设，因为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